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和提高素质。在4000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4　％　，有中学学历的不过14　％。4000万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党的党员中，半数虽然有强烈的毛式的群众思想意识，但几乎没有专门业务训练，甚至识字能力都很低。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是攻击现行体制，而这一套现在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最需要的事，是重新确立党的纪律和强调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而党的这种改革是一件微妙的事。邓政权试图以加强程序的规范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系纷争。
1982　年9　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不过它完全限于党内，和群众舆论无关，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长的技术人员人党。这种一反毛泽东传统的做法，当然也遇到了抵制。但是加强生产和现代化，毕竟在物质方面产生了直接效果，以至于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派渐渐地都默不作声了。
到l985　年为止的五年中间，有100　多万老的中共党员已经“离休”。1985　年9　月有131　名高级老战士辞去职位。他们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顾间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保留了待遇。
整顿军队是比较慢的工作。但是1985　年的财政预算和人员都大大缩减了。钓名总参谋部的官员离休，随后10　％的军宫开始离退。1985　年6　月人民解放军的11　个军区减为7　个，高级军官减少一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占优势地位了。
经济的发展：农业
毛泽东主义时代不仅仅留下了许多超龄的领导人，也留下了很多经济间题。2O　年来农产品的增长落后了。可耕地的面积由于新建项目占地而减少了11　％以上。人口由1953　一1954　年调查的5　．86亿，增长到1957　年大约是6　。　30　亿，1970　年是8　．20亿，I　叨4　年是8　．80亿，20　世纪80年代初为10　亿出头，现在还继续在增长中。这种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由于大粪肥料的相应增长而部分地抵消了。如果人口照此增长下去将会吃完革命的生产果实，耗尽空间、住房和公共服务事业的资源。不但如此，相当多的人口缺少技术训练，1　/　4　是文盲。与此同时，提供就业和生活保障限制了生产力的增长。侧重重工业和取消农村副业的结果使农村增加了山叹幻万到以兀旧万失业者，城市增加了l　仪均万到灰联，万失业者。尽管（也许由于）对工业投人了大量资本，人民的生活标准仍停顿不前。毛泽东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待于重新评价了。
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初战略，是估计中国的劳动力可以动员起来。如果使用得当，这本身就是在灌溉、修路、整地等方面提供农业投资。加世纪50　年代的合作化和农村公社的确利用了大量闲散的劳动力。虽然只是翻地和凿石头，但当时投入的劳动量是很大的。人们争辩说，以后会有更大的收获，而且人均生产量会增加起来。不幸，这种农业发展的战略，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中国却很少见效。农业收益来自管道和机井比来自灌溉渠道要多，来自化肥、灭虫药剂和优良种子比来自大面积粗放耕种要多。总而言之，通过合作化和公社动员劳动力是否改进得了生产，是一个疑问。
物质刺激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在邓小平农村改革后的北方农家小院。
　
为了增加消费品的产量，在农业地区开始设立小规模工厂以作为当地工业化的开端。小规模工厂省去了大量的运输费。例如小水泥厂，常常从当地可以找到原料。这样，机器修理厂在农业地区是不可缺少的，可以同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厂联合起来，更为有效。化肥也可以就地生产。当然钢铁工业不能在乡间建立起来，纺织品也是城市工厂生产效率高得多。
关于农村收人的平等化和生活水准差距逐渐缩小的问题，由于地主阶级的消灭以及无地农民参加了公社，这种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但是除了这样实现的平均主义外，其他还有什么办法使农村收人平等化有所改进，就完全不敢说了。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源，增长和改进的能力也就不可能‘一样。住在贫瘩、石头多、又很少灌溉设施的山地农民，如果得不到外来的帮助，肯定只好受穷。长江三角洲水田灌溉区的农民，生活水准一定高。另外一个不平等的因素是农村人口不准自由迁人城市。结果是城市里就业机会多，收人也比较多。这些好处也会蔓延到城市四周的郊区，但距离不会很远。
l　976　年后在着手农业改革时，计划者们承认过去的农业管理工作犯了错误，首先表现在鼓励农民单纯重视粮食生产方面。所以主要的改革在于除粮食生产外也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农民的副业产品可以在当地自由市场上贩卖，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收人。另一种管理＿L　的改革是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个名词有很多解释，但都是根据合同进行生产，我们也可以叫它“合同制”。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实验后，通常在生产队（常常就是一个村）由队长同一个个农户签订合同。生产队管理人员（干部）定出一个总的计划，然后跟各个农户签下合同，规定这户农民可以使用多少地。合同规定出生产指标和给这个农户的报酬。结果是把记账的会计工作从生产大队拿到生产队（通常是25　户的一个村）去做。把责任下放到各个农户，对农民生产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力，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多劳多得，而不是眼看着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集中，大家一块儿去分。土地不许买卖，但是可以在此条件下使用。农户不再向国家缴粮，而是耕种一块地，交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给生产队。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制），现已普遍实行。以前毛泽东主义是用精神鼓励当做刺激，只要求生产多少多少粮食，而禁止任何副业生产―　说那是“资本主义”。显然，那是一种抹杀现实需求的意识形态泛化的蓝图。
这一项制度上的改革造成很大的区别。地方当局不再集中从农民手中按指标收缴粮食，农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出卖他们自己养的猪和鸡了。现在全村农民都可以共同计划怎样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和增加收人了。农民发现搞副产品比种粮食有利得多，因此中国现在又开始根据收益的比较进口粮食了―　虽然这样做不要很久就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
无论是谁，如果从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农业看见了光明，要学我们的样子，即搞“资本主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合同制必须看成是中国“国策”的最新阶段，所谓“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以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的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就是那么简单。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
那么，革命为农民取得了什么呢？人日众多而土地短缺，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劳动量没有办法减轻。地主阶级被经管生产队的干部取代了。区别就在于农民的想法、行为和机会。在毛泽东主义的时代，通向教育、公共卫生和较好的技术的门户已经打开。绝对平均主义的学说使农民更清楚地看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潜力，即使20　世纪80　年代合作化已经取消，富裕的农民增多了，也还如此。
经济的发展：工业
邓小平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改革，是他在对外贸易、技术和投资方面的“对外开放”。回顾一下180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感到它就像一只时钟的摆动。在19　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订立不平等条约以前，清政府的政策表面上把对外贸易和接触看成是无所谓的样子。广州海关报告中有的时候就没有茶叶和丝绸的出口数字。暂时禁止丝、茶出口是为了对外国人施加压力。但是丝绸和茶叶这些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产品到了新开辟的沿海“通商口岸”以后，就成了中国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　世纪末期和加世纪初期，对外贸易逐渐缩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举例说，点灯用的煤油成为一个大宗进口项目。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方面加以全盘的考察。但是一般来说，中国现代化之迟缓倒使中国甚至可以在40　年代的“自由中国”内地如中共的延安地区，保持一种自给状态。
总而言之，自给自足思想是中国从明朝到清初一贯承袭下来的排外思想的一部分。19499　年以后中共提出的自给自足论，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邓小平在1908　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代表中国的长期传统。它也不能同美国当年为替代帝国主义政策而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比拟，同时也和苏联关门搞工业发展的模式相对立。
中国的投资政策，甚至在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仍然是简单模仿苏联的方式。基本的设想是：第一，投资和产值的比例是固定的，即投资的增长必须和产值的增长保持一致，历年都应如此；第二，对外贸易不重要，输出消费品以换取外国资金不在考虑之中。从这些设想出发，工业化的道路是投资越多越好，消费越少越好。换句话说，重工业将建设起未来，而消费品则推迟未来。在20世纪20年代和70　年代，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将国民收人的大约30％用来投资。中国这种走向自给自足的企图，是有意避免外国资金的进入。
随着时间的前进，资本和产品的比例渐渐增长起来，就是说，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要投放更多的资本了。当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下降，而投资继续增长，留下来为消费用的数额，显然难以增长了。由于国防费用的开支增加，工人刺激力的减少，铁路建设越来越困难原因，生产也受到了阻碍。不仅如此，工业设备渐渐老化，60％需要更新。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央统一计划过于僵化，产品供求不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产品失掉市场，企业出现净亏损。1976　年以后好几年之间，苏联式的工业战略还在继续，大概一部分原因是计划人员被撤换掉了。义幻位高级经济干部中至少100　人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后留在原职的不过1　/　4　。
1979　年以后中国采取了在内地建设重工业的政策，同时停止了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国的投资。苏联式的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地方和省的每一个生产部门都直接隶属于北京的主管部门，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你差不多可以感觉到这是回到乾隆年代，只不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要在集体化农业、中央统一规划和在内地的重工业（为国防安全起见）基础上实现快速的工业发展罢了。到20世纪70　年代，重工业、内地省份和北京的权力机构这三个既得利益方面依然控制着经济政策。虽然工业生产萎缩，消费品生产还是没有人理会。1908　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使人回想起孙中山的那个很不现实的发展铁路的理论。例如，东北的大庆油田已经变成主要的石油生产中心，于是乎提出再开发这样10　个油田，不论是不是有石油开采得出来。
直到1979　年计划工作的战略才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重点放到农业和向外国输出的消费商品的生产上来。重工业由于能源相对的紧缺，无论如何非控制不可了；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加以发展。
这些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仍然提倡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农业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增强了生产的刺激力。在富裕的农民经济在农村兴起的同时，工业企业也大步向前迈进了。工业实行责任制后，权力就更多属于经理，而不属于党委会。国营企业将不再把所有的利润（以及亏损）都交给政府，而是记到自己的账上。虽然要支付高额的利润所得税，他们仍将余下的部分投到增添设备和提高职工福利的服务上去。
旧制度的一个弊端，就是干部们喜欢汇报建设较快的小厂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不愿意汇报大厂的情况。政府针对这个弊端制定了附有利息的贷款办法，而不再一次拨付资金。发放带利息的贷款是为了鼓励成本核算，而不在是为了单纯追求产量。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从销售产品的收人中征税，所以它们愿意投资于利润较多的消费品工业，而不愿投资于利润较少的交通运输和重工业。有一个时期，地方政府生产全国钢铁的2/5和水泥的2　/3　。为了增加利润，提高工业如矿冶和电信的生产力，中央计划工作者订出了一种抓“重点”的制度，动员有关的政府部门特别努力去完成。
允许地方工厂将它们的利润留成，这种新的刺激办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