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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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和中共宣传家的大量批评，他们大大地宣扬了中国自由派的支持，同时也贬斥了所有国民党的腐败和践踏人权的暴行。事实上国民党是用两条腿走路，不幸走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条走向现代化，另一条则走向反动方向。这样，国民党统治的弊端就可以见之于部分独立的报章和外国新闻记者的实录，而不掌握全部政权的秘密警察常常又往有关他们的肮脏记录上添了几笔。虽然极权主义在蒋介石统治下得到了积极分子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能够统驭全中国，不像中共的极权主义在得到政权之后所能做的那样。结果是：国民党和中共作为政府的形象来说，根据的资料不同，实在难以比较。举例说吧，中共的实际情况，外界当时一般是不知道的。
第四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85年
15　创造新的国家　
我们一旦论及194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就从历史的研究显著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了。中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这件事，促使西方花出巨大力量来了解这个新的敌人。采用的方法是多学科领域交插的研究。这件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已经开始，为此动员了一切有关领域的学术人才，从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至于社会心理学来了解这个敌人。冷战引起了对苏联的类似研究。在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美国由联邦政府拨款，加上福特和其他基金会的资助，付出长达10　年的努力，动员各主要学科从事中国的研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局面。
社会科学家都喜欢研究宇宙的各种现象，因此自然爱把各国之间的问题加以比较。关于中国，他们有几十上百个新问题要问。经过30　年的培养、训练、实地考察和艰苦工作之后，我们现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知道的，比关于中国历史的任何较早时期都多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社会科学对事件的分析，多于单纯的叙述。虽然“现代史”中已经充满社会科学的分析，但是还没有掌握大量的研究证据。结果是本书的最后几章所反映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大量成果，这是任何个人都做不到的。因此我建议读者仔细看看本书附录的《　剑桥中国历史》　第14　卷和第15卷目录表。本书下面叙述的各章就是得益于那些权威的论著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做了许多中国过去历史的引证，那是希望借此鼓励现在已经在进行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的杂交。为减少混乱，我在最后几章中加了几个副标题。
为了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有一些概念，我们不得不把l949…1985　年间分成几个时期，又把各个时期分成不同的方面：主题和因素。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一大堆有名称的事件、单位和人物。它们有的是特有名词，有的是简称，有的是缩写，总之跟2O　世纪3O　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时期用过的千奇百怪的缩写名词一样。用最广义的措词说，从1949　年到1985　年这35　年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大循环，或者两次痉孪，即毛泽东的“大跃进”（　1958　一1960）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76）。每一次他都动员了群众的支持，希望在中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因此有人称他为“民粹派”。如果简单地从美国政治中转用这个名词，不但说不清问题，反倒会把人弄糊涂了。每一次“民粹派”式的痉挛（动员政府和党的机关以外的人民群众）之后，都会有一次向系统的经济发展回归，1961…1965年和1976…1985　年两次都是如此。总的说来，有些人喜欢看到这种变换，认为它是“社会革命”与物质“发展”之间的变换，虽然这些名词是如此之暖昧，以致简单化到常常使我们无法把握现实，如坠五里雾中。中共的革命有时只用两三个口号标志出来，实在来得太快，令人难以捉摸。不说别的，只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八年―　自1949　年l0　月至1958　年初―　之后就接连发生了两次人民中间的大混乱：第一次是1958　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接着是1　961…1985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即从1966…1969年，或者现在多数人同意，到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为止。在这一连五个不同阶段中，第一、第三和第五个阶段，在中共一些干练的组织者和行政管理者领导下经济上有进步，但是在第二和第四两个阶段是由毛泽东所控制，它们的影响将会在今后很长时期争论不已。
这一章要回顾的，是1949　年到l953　年，即关于接管和政治统治的巩固，然后是1954　一1957　年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和苏联型的工业化，最后是关于党的专政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淡泊的关系的社会问题。
初期（1949…1953）
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正如同满洲人在接管全国之前先在南满洲建立了他们的国都，同时笼络汉族官吏一样，中共在打赢内战过程中也在华北和西北建立了临时政府。毛泽东是理论和战略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他之下，中共领导像一个人似的共同工作，在政治局讨论政策问题，把决定下来的中央指示发至地方。主要的战地司令员如彭德怀、聂荣臻和陈毅，都同毛泽东、周恩来共事很多年。党的建设者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曾在延安一块儿工作。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紧密团结的集体。
中共似乎是得到“天命”意外的襄助似的，他们原以为还须打几仗才能控制全中国，但是事实上，他们刚一打败国民党军队，全国就立刻接受他们为新的统治者。这不仅仅因为和平是众望所归，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中共的胜利已使一切抵抗终止了。令人吃惊的是，中共领导能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毛主席指挥了一场交响乐，但是我们分析这件事，不能单分析乐器，还要分析指挥动作。
首先，解放军分布在南方和西南新解放区。全国分成了六个军管区，初期都由军管会管理，直到1954　年民政机关陆续建立起来后，军管会才跟着取消了。总的看来，中共认为在他们统治的头三年，在他们能够开始社会改造之前，有必要先恢复经济和动员人民群众。但此时事情又一次比他们自己预想的发展得得更快些。
他们在地方政府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让国民党的官吏留在原地不动．这些留用人员继续领取他们的工资、照旧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总数多达200万人，而中共顶多只有75　万人准备来接管他们的工作。与此同时，经济整顿工作进行得很快。首先，通货膨胀以几种互相配合的方法得到控制：由于所有银行都已接管，信贷得到控制；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组织起来，对主要商品实行控制。对人民公众保证按市场条件供应物资，只是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基本商品计算―　如多少粮食，多少油，多少布，等等。这就使每个人的工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商业得以稳定。商品的流通和货币保持了平衡，通货膨胀压缩到一年大约巧％。这对于工薪阶级来说，简直是一件救命的大事。铁路的重建和恢复轮船航运倒没有很大问题，不过刚过一年中共就投人了朝鲜战争，这显然是一次冒险的赌博。l950年10　月中国“志愿军”进人朝鲜，面对着美国的炮火，先后造成100　万人员的伤亡。虽说莫斯科方面有一点帮助，这次战争对中国资源却是严重的消耗。不过“抗美援朝”的公众活动，却像先前抗日战争和内战一样，形成一次战争动员，人民群众更进一步组织起来了。
L949　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干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尽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　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婚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　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　新民主主义论》　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共组织慢慢地渗透到社会中，树立行为的模范角色，规定思想活动，禁止个人的异己倾向。妇女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从家庭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新婚姻法使妻子与丈夫平等。对于妇女，这是一个新纪元。只有到后来才看出，妇女的解放使她们成为全日制领工资的工人，同时还得负责家庭生活，而很难得到避孕套的使用。在电冰箱很少的情况下，她们只得站长队买日常必需品。
在中共能够设法改造中国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前，他们面临怎样建造一个新的、可以依赖它搞革命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间题。既然商人和国民党官吏都原封不动地照旧工作下去，而新的中共于部也已逐渐渗人到政府中，一个迫不及待的任务就是怎样刘除政府机构中的杂草，并使它灵活运转起来。1951　一1952　年的“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就是针对政府机构、工业和党的官员而进行的。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则是打击起初也允许其存在的资本家阶级。在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愉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名下，几乎每一个雇主都受到审查。很多人从此被裁去，有些则留下做政府的雇员。有两个机构使这些运动成为可能。第一是统一战线，即在1949　年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中包括中共成员，也包括非中共的领导人。政协于1949　年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提出了渐进的办法。政府最初成立时，多数的部还由非中共人士任部长。这时动员了很多人才，直到后来中共有了自已的人员，才逐步把他们替换下来。
第二就是群众运动，即利用群众组织。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种行业的人参加这些组织。一个运动来时，这类组织的每一个全国领导机构就可以联系到它的所有成员。这样，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这类组织就扩大机构，以联系各城市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运动不仅揭发出并消灭掉可疑和不忠诚的人物，还可以发现有能力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可以吸收到中共党内。党员人数1947　年是270　万，到1953　年则为610　万。
当这种渐进的、零星的、各地不同的、有时候可怕的巩固过程在城市和现代经济领域里进行的时候，另一种平行巩固的过程则以土地改革形式在农村里进行。当然这种给全部村民都定出阶级成分，打倒地主和提高无地农民地位的工作，l949　年以前己经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进行过了，但是把土改扩大到长江以南更大的地区，却是一桩石破夭惊的大事。在军事上平定之后，工作队就进人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击和消灭了地主。此时富农不仅没受打击，而且还受了照顾。他们的身份由于上面有地主阶级，下面有贫农而被夹在中间，在公开审判、群众斗争、处决等所谓激动人心的恐怖气氛下，他们也够担惊受怕的。同时在各条战线上有系统地向前推进之后，中共于1953　年开始计划向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系统地过渡。
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
作为预备步骤，一部国家宪法于1954　年制定出来了。它代替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把中国正在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出乎意料地提前结束。这部宪法基本上是根据苏联1936　年斯大林宪法制定的，主要内容是强化政府的国务院及其五十来个部。国务院变为党的行政臂膀。周恩来既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在最高层居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下排第三位。新的政府不仅可以与苏联政府相比拟，并且可与20　世纪刃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及其以前的帝国政府相比拟。一个不同于苏联的特点是设立了国家主席，由毛担任。毫无疑问，这是旧帝制的一种回声。为了适应中国人对首脑一元化的需要，已经开始对毛泽东实行举国崇拜。与苏联相对比，军事和公安部队严格控制在党的下面。军队在毛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下面，公安则由党和公安部双重领导。换句话说，秘密警察不像在斯大林下面那样成为政府的另一分支或独立王国而对其他行政部门或人民施行恐怖统治。同时军事上也不像蒋介石那样有个军事委员会，它的各部与党和政府的各部相对垒。决定权紧紧掌握在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