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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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这里有一个政治上的必要条件，就是党要成为有纪律的组织，党员都接受党的路线，党员都靠得住，能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办事。国民党吃了很厉害的宗派主义的亏。共产党的组织小些，他们能排除宗派主义而取得成功。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称为“毛主义什的概念，在中国则比较谦虚地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之于中国的特定情况。毛是怎样一点一点地把它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因此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一下。即使用简短的几段话来说明一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也需要相当审慎。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处理的吧。首先谈谈名词这个老问题。
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当它们最初传到中国时，都碰上个名词问题，就是先选择几个汉字来表达这新概念，又要区别于那几个汉字原来包含的意义。日本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早就做出开拓性的努力。早在毛以前很久，中国人在吸纳马克思主义时，就碰到一些关键字眼。例如马克思用的拼普罗列塔里亚特”这个词，在西方思想中联系着城市生活，特别指19 世纪初期西欧工业化中生活在恶劣条件下的工厂工人。但是中文翻译则用了“无产阶级”几个字，意思是“没有财产的阶级”，可以指城市的，也可以指农村的极穷苦的人，实际上在中国主要是指后者。这样，欧洲的普罗列塔里亚特，在中国自然而然地指农村的贫农和无地的雇农。就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时字音和莫斯科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当他们向中国学生和普通人民传播时，还是带着微妙的差异。
还有“封建”这个名词，原来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战国时期君权分封的局面。和它相对立的是集中的王权下的郡县，是和土地所有制或耕种者身份无关的地方分权。所以在中国经典著作中这个名词只涉及到公元前221 年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政府机构。但是如果将封建主义和中国地主的剥削等同起来，那就要追溯到2000年前了。这样马克思为欧洲历史学家下的定义就不容易应用到中国了。如果说整个中国历史在公元前221 年后的头2000年中都是“封建”的，那么这个名词就失掉了它的意义，或者是有意滥用了。
“普罗列塔里亚特”和“封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常用名词而已，但是用在中国，显然要另外做出解释来。
除了外国名词的中国化问题外，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农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意味着中国不能当别人的尾巴。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历史的自我意识终究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形象。在毛泽东看来，可以这样说，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封建主义）已经同城市里的商人阶级（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崛起，并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支持搅和在一起。这个形势可以由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当局（社会主义）而解决。换句话说，在宣传新的世界信仰制度过程中，总有办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革命的任务。
不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还是一个两条战线的任务，因为中共总要用正统的欧洲语言保持它作为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员的资格。譬如早期广州的国民党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代表资产阶级并准备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政府不代表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而是代表多个阶级的政府，或代表“四个阶级集团”，而无产阶级（由中共代表）可以参加其中。毛后来著文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的，？ ， 他们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合理的。这就给中共争取政权以理论根据。这个话在中国是说得过去的，不管在欧洲说起来怎么样。
例如，在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过程中，毛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估计，即在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中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过渡阶段，然后再有另一次革命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18 世纪90年代的法兰西革命做典型的，而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认为是俄国在1917 年搞成功的。换句话说，整个19 世纪的历史代表了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中国相等的阶段是什么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肯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列宁主义者认为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一种成就。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实现，那么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应用的结果，就意昧着中国经过了2000年的封建历史和仅仅姗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以欧洲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简直不能够加以比拟了。
但是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可以由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实行。当毛于1940年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提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这种看法时，他把中共和国民党可能合作反对日本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放在这上面。换句话说，新民主主义允许无产阶级的中共在必要时没有国民党也可以领导全国。
毛应用他的理论框架，在延安发动了一个整风运动，为后来的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树立了范例。这是毛已当权后，不仅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并且为了统一全党和整顿纪律所做的努力。整风运动虽然是限于党员范围，但现在党员人数已大大增加，纪律不像长征时期那样严整了。这个运动的公开对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主观主义”是指那些不能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是指近期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和军民之间、党与非党之间、新老党员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党八股”是指使用说惯了的行话，而不肯解决实际问题。其他弊病还有日渐形成的官僚主义和行政管理中的例行公事化。反对这些弊病的办法，部分地可以采取分权的原则，或把干部调到接近实际问题的农村工作等办法。即使这样，干部人数还是不断增加。还要加以反对的，是许多从沿海城市来到延安的人们的个人主义。
中共和知识分子发生磨擦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孔孟之道时代，学者训练出来就是从事公务的（“学而优则仕，' ） ，可是为世纪革命的作家们，则将矛头指向社会的弊端和不轨行为，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与从事公务背道而驰的阶级中成长起来的。总之，传统的知识分子现在分裂成两部分，从事公务的和从事公开批评的。现代知识分子，例如鲁迅，就守着净谏的传统，动辄指向当局的不是之处。
对国民党进行过批评的伟大批评家鲁迅，已于1936 年逝世，于是他的名字就可无所顾忌地被人用来作为典范。因为他的名字在中共的宇宙观中是如此之重要，我们不能不停顿一下，来估量估量鲁迅在历史上的实际角色。首先，他到1918 年37 岁时才成为一位．卓越的作家。从那时起，到1936年他55 岁逝世后，出版了三大卷小说和杂文集。他树立了一种文体，最重要的是他成为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弊端进行毫不妥协的批判和讽刺的典范。这种性格的力量，使他在1930 年后以非党员的身份与共产党合作。
鲁迅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影响，当然来自他的才能和性格。他有渊博的知识素养，最早受到经典教育，后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四年，随后在日本学医两年。他很早就对翻译外国文学以唤醒中国人民发生兴趣。从1912 年到1926 年，他以在北京政府的教育部中担任一个官吏为生。在这个期间他运用渊博的汉学才识发表了五六种关于中国古代故事、唐宋小说的论著，一篇公元三世纪诗文的评注集和其他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的论著。此外，他还对观赏艺术、特别是古代的碑帖和雕刻深感兴趣。后来他又提倡把木刻当做宣传的革命媒介。
鲁迅死后，他的事业就由中国共产党接过来了。他们把他看做文学革命的主要人物和闪耀的明灯。鲁迅自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叛道的英雄，他死后被恭维到那样崇高的地位，是他生前所不能担当的。他相信文学有改变人们思想的力量，而对于中国社会对待劳苦无告的人那种极端冷漠无情的态度至为痛恨。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于他的同胞对待别人的态度。他的著名的和有影响的作品，都是由于表现正义感的辛辣而发生强大力量。刃年代初期，他强烈地反对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动政策，同左翼方面表示共鸣，于是参加他们共同创建的左翼作家联盟。一个最鲜明表示他的态度的事实是，在他死后，他的几个最亲近的附和者，竟成为毛泽东主宰文艺的首要打击对象。
加世纪菊年代初期在延安，中共如何以新的国家权威来统治文艺成为一个中心间题。各种各样的中国自由派爱国者都参加到革命中来。他们对国民党缺点的攻击态度，自然地导致他们对中共方面出现的各种缺点也加以批封。鲁迅是死了，但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在中共下面继续发表他们的批评意见。1942 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定下一条规矩，文学应当为国家服务，在现在的情况下，就是为革命服务，因此，它应该仿效苏联，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避中共在国民党时期那样以暴露阴暗和缺点为能事的做法。
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因素也插入进来，这就是中共政权也像以前的中国政府一样，要依靠好的名声。中共的力量源泉在于它是一个理想的、无私的、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对于这样的领导，批评似乎就是不忠实，因为领导仍然是个人的。对宗派的忠实与否，归根到底还是对个人忠实与否的问题。这里有两个老一套的因素：第一，写作是极有力的媒介，口头上对当局说些坏话，影响不大，如果印出来发表，那就严重了，因为发表出来后，当局不得不有所行动，以证明是非曲直；第二，似乎人们仍然相信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孔子、孟子和其他哲学家都强调过《 三字经》 中的几句话，即“人之初，性本善 ”。这就意味着个人变坏是由于引导错误或是过于自私，因此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
这些因素构成了1942…1944年间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方成为一种既定模式，此后在在中共历史上就司空见惯了。凡是接受思想改造运动的个人，首先经过调查，被劝说坦白陈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直到集体认为可以开始对他进行批评为止。在学习组的批评会上，这个人立即被孤立起来，接受其他每个人对他的斥责和警告。这样就动摇了他的自信心。第二是举行公开的群众斗争会，这个人被公众控诉和羞辱，常常受代表公众的在场者讥讽嘲笑。到了这时，另一种因素开始起作用，即中国人每个人都依靠团体的尊重以及当局的首肯；一个人失掉这些，也就失掉一切。随着压力的增加，个人除否定原来的自己之外，别无出路，就只得写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并表示改正的愿望。如果必须对他继续增加压力，就把他在监狱里孤立起来，或者单独囚禁，或者同其类似的人一样带上纸制的手铐关在一起。这种纸制手铐要换坏了，就要受到严厉惩处。这样把他的人性完全否定之后，他就可以进入新生和妥协的最后阶段了。他的坦白和检查都被接受之后，党会欢迎他归队，他自然是非常庆幸，极为喜悦，也就十分乐意接受党的领导了。
不管这种心理经验是否会改变人的个性，但一个事实是确定不移的：这是将来人人都想避免的极不偷快的经历。不管结果如何，反正都要符合党的路线。我们必须对中国人的个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免盲目地相信权力万能或无条件屈从。那些爱站出来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常常是顽固不化的人或者是觉得他们有权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批判坏人坏事。中共实行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