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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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的耶稣教教会，也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　办医院和教育。大约200　所教会学校和几所大学办起来了。1920　年，这些学校有的合并了，后来一共有12　所基督教办的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首屈一指。燕京的领导人物是十几个中国和美国的教会教育家。他们在1919　年组成了一个宗教学习团体，取名叫“生活联谊会”。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中美双重文化教育和笃信耶稣基督是挽救中国的道路。在军阀横行和政治动乱中，燕京因为是一个在纽约注册并大都由那边出钱办的美国机构得到了保护。他们用美国出的钱构筑了美丽的燕京校园。燕京大学位于用庚子赔款建设的清华大学一英里外的郊区。虽然加世纪初期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不断高呼打倒外国势力，燕京大学中国基督徒的领导地位始终岿然未动。1928　年以后，燕京大学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校务委员会，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原来在纽约的董事会，则根据英文的章程继续掌管学校的基金。
在中国的耶稣教会有一种世俗倾向，就是爱千预当地的社会问题，而不仅限于精神事务。这种倾向是适应中国环境下人们的需要的。在美国，福音传道事业是为了改善人们由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困厄状况，它起着安慰、舒解的作用；在中国则是吃饱了肚子才谈得到精神上的和平和安慰。换句话说，美国人需要在快速多变中得到精神和平和向导，中国人则必须克服贫穷、疾病、无知和混乱的可怕境况。由于处境不同，精神上需要的文化自然不一样。19　世纪8O　年代，青年会在美国是应付城市青年的需要；在中国，这时的青年会也开始应付中国城市和教育的需要。福音传道变成了只是基督教会工作的一部分，虽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1922　年举行了一次耶稣教各教派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基督教协会，以统一联系3000名传教士和25　万到父万中国耶稣教徒的工作。在衡量这个群体的影响时，必须看到中国受教育的上层人士数目极少（在为世纪30　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过10　万）这个特点。调查研究工作显示出耶稣基督教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广泛和多方面的贡献。
夭主教对于中国的现代教育也做出了贡献，虽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做法和耶稣教的做法十分不同。它在中国的活动于16　世纪欧洲探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天主教的耶稣会派和其他派别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接触统治阶级，并且相信熟悉中国语文和风俗习惯和向有兴趣的中国学者表演西方科学是取得成功的办法。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徒循着利玛窦的先例，以求学名义取得了官方身份，然后出任钦天监，负责天文和订定历书的事。天主教中的方济各会派和多明我会派后来控诉耶稣会派，认为他们接受了过多的中国文化和教条，并在祭祀祖先问题上发生争执，最后发展成中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对立。而不幸的是耶稣会派站到了中国皇帝方面。1724　年以后他们统统被驱逐出中国，留下来的也只能在北京以外秘密传教。1773　年耶稣会在罗马也被取消，直到在1814　年才恢复；19　世纪叨年代拿撤路派在罗马当权时，耶稣教传教士才在中国重新出现。
天主教传教士不大关心个人的改教，而集中注意争取全家或者全村的人改教。不像耶稣教徒那样，天主教神甫多穿中国服装，对现代化兴趣也不大。主要的天主教大学是上海的震旦和复旦，是由精力充沛的中国神甫马相伯创办的。
20世纪20年代中外合办的事业是多方面的―　灾害救济和农村发展、文字改革和现代科学名词的制定，以及财政方面的合作等等。教会董事会继续从美国支付薪金给教会学校的教育家，中国教职员则由中国方面出钱开支。因而基督教大学一般来说都是男女生同校，在学生中助长了西方生活方式，这些学生大都也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有一个时期基督教大学成了政府机关的人才培养所。20世纪20　年代，北京的国立大学同燕京大学和私立的南开大学之间，有很多人员互相交流口这样，传教士为现代中国要建立的新秩序画出了一部分草图。有一个时期，他们扮演了中心角色。
由凡尔赛和约和1919　年“五四”学生运动点燃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于1923　年导致了反对教会设施的活动。民族主义的“收复权利”运动，也包括把那些总部不设在纽约市的教会大学改归中国董事会。外国人和中国教职员在住宅和薪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似乎也使一切爱国人士感到屈辱。
1928　年国民政府上台以后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外国人在教堂和其他机构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减弱；第二是日本的人侵，它导致了1937　年的侵华战争。这一趋势倒把传教士变成了中国爱国主义的可贵的同盟者了。因为传教士仍享受着治外法权，日本不运用政府力量还不能强制他们。这就使中国人推迟了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间。在19　世纪见年代帮助过改革的人，现在在20世纪3O　年代反对日本侵略中也起了帮助作用了。
当北大在北京受军阀干扰在财政上日益拮据的时候，在华北口岸天津出现了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是张伯等个人的成功事业。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青年时读了些书后投身海军，在1894　一1　985　年战争中他的战舰被打沉了。为了救国，他就转而从事教育，先在天津财主家办私塾，后来他响应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当时夭津青年会的秘书通常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体育健将、教师和传教士。张在学校中重视体育，提倡师生间教学相长，团结互助，学习科学，讲求爱国主义。他于l903　年访问日本，1908　年访问美国，所见所闻使他更加笃信这些原则。后来他做了基督教徒，他的南开中学在举办体育比赛和组织学生演话剧方面常走在全国的先列。1917　年张伯答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两年后他回国创办了南开大学，接着附设一个女子中学（1923　年），一个实验初小（1928　年），一个经济研究所（1931　年）和一个化学研究所（1932　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两位耶鲁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庭主持之下，开始从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基本问题的研究和出版工作。这个研究所希望效仿伦敦经济学院，1930　年它协助从伦敦来的客座教授汤恩内撰写他的经典著作《　中国的土地与劳工》　。（张伯答、何廉和其他几位南开教授都是“成志会”的会员。）虽然南开也得到一些庚子赔款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但它主要是私人创办和资助的。
在基督教影响盛行的时代，还有一个机构取得了成就。基督教青年会适应了城市青年娱乐、交谊和品性指导的需要。体育、讨论和操行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思想和品德的磨炼，似乎比过去孔孟之道来得更好些。1920　年20　个城市和200来个公私立学校里都有了青年会。绝大部分秘书、干事都是中国人。1920年天津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大会，有500代表从上海乘专列与会，中国总干事则从北京赶来主持会议。
中国的进步教育家主要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其教育研究生院即教师学院获得他们的灵感的。那个学院的中国学生俱乐部于1920　年在他们的《　学生月刊》　（1905　年创刊）中说，哥伦比亚大学当年入学的中国学生共123　人，是美国所有大学中中国学生人学最多的。第一个从教师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孙炳文回国后任南洋第一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该校于1921　年发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后来在南京政府时期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的第二个哲学博士是蒋梦麟，他于1917　年在美国留学九年后从哥伦比亚回国，很快即主编《　新教育》　月刊。他后来著文说：'　‘应将中国学生从严酷、死板的行为规范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己思考，并帮助他们解决自身的问题。”他本可以引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话：“让孩子们有机会白由发展，循序渐进，以达到所欲之目的。”过了几年，蒋梦麟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通过这些领导人，教师学院将它的影响力扩大到芝加哥和堪萨斯城以外，甚至扩大到江苏省教育会。约翰？　杜威鼓吹的“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回音。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在从事教育革新事业。最令人瞩目的美国慈善事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将3000万美元基金用于建造和维持协和医学院的运作。从1915年开始，这个基金会的行政人员精心创办了一所亚洲最好的研究和教学医院。在寄生物学和治疗中国比较广泛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方面它的成就最为显著。协和的毕业生只有几百人，但是它着重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并建立了护理专业和一套社会服务事业。协和医院为中国后来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在军阀时代，新的科学和学术机构的建立，是受欧洲―　以及美国―　启发的。卓越的、有多方面才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　一1936　）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系，他于1916　年创办中国地质调查所。这个地质调查所首先着手测绘了中国的地形和资源，聘请了纽约州的一位退休地质学家培训干部。丁文江曾筹办一个有利可图的煤矿公司，参加过中国大上海市政府的筹建工作；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统一协调全国学术研究工作；曾到全国许多地方实地旅行调查，写过很多调查报告。在他不幸因煤气中毒逝世前，还参加学术论争，同反科学论点进行斗争。
中国科学社是1914　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组织的，创始人是任鸿隽（l886…196l　）等。在1950年前出版过中国刊物《　科学》　，并用各种手段―　小册子、翻译、演讲、展览―　来提倡科学研究。任氏自1929　年开始负责1925　年建立的中国科学文化促进会的中国基金组织，来使用由中国付给美国、再由美国国会归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
中国地质调查所对化石很感兴趣。它聘请了欧洲考古学家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学者。一位瑞典人考证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德察尔丹帮助古生物学的研究，一位加拿大人推测出“北京人”的存在。新一代的中国考古学者―　这些人是学者但同时也用他们的手劳动―　后来对于河南安阳附近农民挖掘出来的公元前2000年商代卜者的甲骨做出了考证。这些甲骨引起l928一1937　年对安阳商代故都的大规模挖掘工作。这个划时代的工程是由一位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考古学家李季主持（报告也由他在加世纪70　年代完成）的。
大致在1914　年到1937　年间接受了双重文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取得的这些成就及其他成就，总有一天会被当做创造时期的果实记录下来。像在其他创造时期一样，这些领袖人物大多是声名显赫。他们在同一刊物中发表过他们的政策论文和美好的理想。他们有意站在政府之外。与其说他们是新贵，毋宁说他们是创立新的体制并使其现代化的人。他们是改良主义者而非革命者。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因此他们只和同类人交往。他们的学生主要来自城市的富裕家庭。
虽然西方模式对于2O　世纪初期的思想酝酿有所贡献，但对中国农民却影响甚微，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不曾面对过和处理过类似问题。在封建时代，欧洲国家不像中国那样：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和劳苦大众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我们上面提到，对平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山东招募到法国去的l400名华工中曾开始着手进行。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帮助这批文盲大军写信而做了社会服务，派出了一批中国留学生。晏阳初（1918　年耶鲁大学学士毕业生）就是一个去解决识字问题的人。不久他在巴黎编辑《　中国工人》　周刊，选用1　仪旧个中国字作词汇。晏回到中国后，青年会支持他发动一个平民教育运动，包括印刷一种涉及各种生活内容的《　千字课》　课本。1923　年，神通广大的晏阳初变成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总干事，在全国活动起来。他自己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筹款。1926　年他在北京西南的定县农村展开活动，企图解决经济生产力和生活、公共卫生、扫除文盲、地方组织等农民的基本问题。
农村复兴问题在这个时期极受重视，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不同的中心活动。一位精通古典的学者梁漱溟在山东农村领导着一个项目。他是一个保守派，但在试图恢复中国古代公社生活方面又表现得像个革命者的样子。虽然晏阳初和定县在美国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