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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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印年代的中期，太平军一度恢复攻势，深人长江三角洲，进占杭州和苏州，威胁上海；而在同时，英法联军以200艘舰艇迫临天津，进一步攻打北京。面对这个双重的灾难，满族领导执行了一个干净利索的双重绥靖主义：他们终于授给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最高指挥权，废止了不让汉族文官指挥外省军队的老规矩，同时接受了英法两国进一步开放中国对外贸易和允许外国传教的要求。正如他们在最高御前会议所说的，叛乱是“病症”，洋人不过是四肢的伤患而已。（当然，后来蒋介石在加世纪30 年代和器世纪40 年代对于日本的侵略和共产党的反抗问题，也类乎是这样说的：“先安内，后攘外。”）英国人所要求的，无非是做买卖，所以就让他们的鸦片买卖合法化吧。他们要求在长江内地通商，一旦太平军平定之后，也都答应了。太平军顽固禁烟，故应加以消灭。
美国和英国的雇佣兵如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的华尔之流，被雇来使用轮船和洋枪洋炮，并以水陆两栖战法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英法的要求在北京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就放弃了中立政策，听任他们的军官如戈登之流攻打太平军。尤其重要的是，外商把快枪和榴弹炮卖给清军。英法联军糟踏了北京后，回师保卫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于是帮助清朝免于灭亡。
清朝就是这样在19 世纪6O 年代在外国协助下得到复兴，同时仍旧鼓吹道德统治的传统意识形态。曾国藩除在上述屠杀太平军俘虏时保持镇定之外，仍以他的令人羡慕的品格和专心致志忠于孔子正心修身的理想为准则，定下了复兴的调子。
他在1862 年写信给他的接班人李鸿章说：“夷人的事是难于处理的，但根本原则不外孔夫子所教导的四个字― 忠、信、笃、敬？ ，一信者仅仅是不说谎话而已，但做到却极不易
“孔子说，‘如你能治好你自己的国家，谁还敢侮辱你？’如果我们是团结的，严格的，清醒的，而且办法很多，洋人自然不会侮辱、欺负我们。”（显然可以把王朝的命运托付给他了。这样一个用孔子的道德教育出来的人。）
“你和洋人交往时，”曾国藩告诉李鸿章说，”你的风度、神态，不可太高傲；你要做出轻松、随便的样子。他的侮慢、欺骗、蔑视一切的态度都被你知道了，而你还做出愚鑫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似的。”还有什么比这些话更好的教导― 教人把骄傲掩饰起来，安抚一个侵略者呢？在朝的满族人引据古人的话说：“当暂时迫不得已时，要讲和平和友谊；你的实际政策是战争和防御。”王朝和它的汉族统治阶级是一丘之貉。
曾国藩于1872 年死后，犯年中继任洋务的是李鸿章。他身材高大（六英尺以上），是一个绝顶聪慧的现实主义者。他热心负责，善于掌握权力。他致力于可能办到的事并在那个限度以内工作，因而成为当时首要的现代化人物。李鸿章本人虽然到t896 年他的晚年才到外国转了」一圈，但他从他的部队得到洋枪一开始，就懂得了洋玩艺儿是中国国防和生存的关键。他成为北京100 年后邓小平副总理称之为“现代化”的首要主张者。
李鸿章的父亲是1838 年与曾国藩同科取录的。李鸿章会试中贡士后，至北京拜曾为师，1847 年殿试中进士，19 世纪50 年代初回家乡合肥组织团练，一与太平军作战，效法曾国藩在湖南所为．后组成淮军。1859 年参加曾国藩幕府，作为曾的秘书长，起草他的文书。当清廷于l 色的年最后不得不将最高指挥权授一与曾国藩时，李的机会就来了。
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以曾的湘军为模范组成淮军后，1862 年用流亡绅士租的七艘洋轮运送他的军队到上海，39 岁时摺升江苏巡抚。当时的上海正是中外关系的支点。他在上海发现那里是英法军事根据地，外国军队比中国军队装备训练都好。这样的军队是可以接管中国的！他真的害怕“官民的心早已归附洋人”了。他觉得自己“如履薄冰”。上海能不由洋人接管么？他急忙购买洋枪洋炮，武装他的淮军。在两年间他有了4 万军队、1 万支步枪和使用36 磅重炮弹的洋炮。他取得西方和他共同反对太平军的合作，但他不张扬。李鸿章就是这样在晚清的基层活动中崭露头角的。他首先取得一个士大夫的资格，然后底得指挥军队的信任。他的淮军协助包围和扼杀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接着在19 世纪60年代后期消灭了造反的捻军，后者的骑兵曾在整个华北扰攘不停。他继续购置洋枪，设立兵工厂，训练新军，从此使清朝政府对不满的农民处于压倒地位。同时，英国在香港和长江商埠的炮舰和驻军，几乎也变成中国实力结构的组成部分，为了外国的商业利益而协助满清政府维持政治秩序。
由曾国藩推荐的长江各省督抚代表新一代忠于清朝的汉族官吏。他们指挥军队，使用洋枪洋炮，利用各种西洋办法强化中国这个国家，同时防止各种叛乱。太平夭国和捻军变乱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满汉之间、中央与各省之间，保持了新的平衡。中国的各种创新活动都是在满清王朝掌握着官吏任免升迁的特权和国家财政大权的条件之下进行的。
在同一个时期，清王朝的利益和英国在东亚的非正式帝国的利益，被一个很讲效率又不麻烦别人的爱尔兰人赫德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建立起管理中国对外贸易的帝国海关税务司。1842 年以后，外国商人享受中国法律管不了的治外法权的特惠。清朝税务官员看到与其勒令外国人向皇帝交税，不如跟他们同流合污、分享利益更合算些。这就使条约规定的关税成为笑柄，外贸则听任中外合伙营私舞弊。但是1854 年，上海的外国领事们安插了一批外国检查员在清朝的税务司里。他们认真地估算税收。根据条约规定，这种制度要扩大到所有条约口岸。在1863 到l908年期间，赫德总税务司负有估算和汇报全部关税的责任。他雇用了一批外国职员（大部分是英国人）做这件事。这么一来，倒使北京有了可靠而且逐年增多的收入，比它自己的官吏更靠得住一些。
赫德是一个个头不大、文雅的年轻人，头脑聪敏，有文化敏感。在1854 一1858 年四年间，他在不大热闹的宁波任副领事兼翻译，作为见习生，他学会了中国话和同中国官吏打交道的规矩习惯。后来在英法联合会通过1858 年被俘留用的倒媚的中国官员管制广州期间，他被调去担任该会秘书。1863 年赫德辞去英国官职，到北京任总税务司，当时赫德刚28 岁，已是一个能接近清朝廷枢府内部的人物。儿皇帝的叔叔、掌握政府实权的恭亲王刚30 岁，这两个年轻的非汉人（虽然来自不同的世界）发现他们自己共同面对着中华帝国的问题。当时英国的公使巴夏礼，是依靠炮舰外交对中国人吹胡子瞪眼睛的”上海通”洋人的宠儿，也是有名的帝国主义积极分子。赫德跟他不一样，是一个专心支持中国利益（当然按照他的看法）的人。虽然他是海关税务司的独裁者，他却不忘记自己是清朝的雇员，并且具有曾国藩教导的一切正当行为的品德，首先是在北京最难做到的― 保持缄默。
他自然成为各种各样外交危机的调解人。例如l864年那个英国“常胜军”司令戈登，在苏州接受了八个太平军指挥官的投降，答应保他们不死，可是他的上司李鸿章很快采取他的通常惩戒措施，将他们斩首了，从而降低了戈登的信誉。这当然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赫德就分别找到两方面，奔走说项，既维护了英国的荣誉，又挽回了中国的面子。常胜将军又回头干他的事了。
1864 年5 月11 日，戈登向常州炮轰了一个上午，然后他说，“城里的乞丐们”一定认为“他这一天的事于完了”，于是下午1 时他发起了进攻。赫德和李鸿章站在山坡上观看。戈登率领三个小队冲锋，他自己还亲自带着一个队从火力的狭窄空隙穿过。常州陷落，但李鸿章和曾国藩都不许他们的西方盟军在结束太平天国时占领和抢掠南京。
从1870 年到1895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仍统领他的有现代装备的淮军。他按照朝廷谕旨，处理一个又一个外事危机案件― 天津杀害天主教修女案；日本霸占长期向中国朝贡的冲绳岛案；将另一朝贡国朝鲜纳人同西方列强缔结的条约中，以对抗日本与俄罗斯的领土野心；由于法国占领另一朝贡国安南（今越南）而引起的长期军事外交纠纷。最后一案非常混乱，因为不仅李鸿章，还有北京政府和中国驻巴黎的公使都出面参与其事，四届法国内阁以及法国海军也都参与其中。最后赫德通过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和巴黎秘密谈判，终于在1885 年达成和议。19 世纪80年代，为结束法国侵占越南与中国作战的交涉长期拖延不决，有如尼克松与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为结束美国对越南的战争那样。不过，在那个规模较小的中法战争中，死的人却少多了。
李鸿章担任北京事实上的外交大臣这件事，象征着北京政权的落后性。对外事务依然被看做边疆事务而不是中央政府的事务。这时仍没有一个外交部，只有“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叫做“总理衙门”，讨论一切报到北京来的问题。李鸿章被任命主管对外事务，坐在北京遥控。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是入叉心年前的老法宝：“以夷制夷”。中国这一个防御特技，本来是全世界都习以为常的起码知识，虽然一般说法不是这么灵巧。例如美国在不侵占中国领土的同时，口口声声讲和平与友谊，甚至有困难时还“出面帮忙”，看来是可以利用的“好洋蛮子”。1879 年，当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做世界旅行经过中国时，因为日本强要中国把一个纳贡的小国琉球让给她，李鸿章请他出面说项。可是这位滑头的老将军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李必须同意不反对美国禁止华人移民。而当格兰特到东京时，发现日本在法理上和立场上都牢固得不可动摇。后来李鸿章又请求美国在朝鲜、法属安南和1895 年与日本订约问题上出面调停，全都无效。
李鸿章的外交努力给他带来很高的名气，西方新闻记者有时候吹捧他是“东方的傅斯麦”。把这两个人对比一下，倒有些裨益。李鸿章（1823 一l901 年）具有和他同时代的德国人稗斯麦（1815 一1898 年）的许多才能，这是无疑的。他身材高大，是一个机敏的外交家和强有力的行政官，凡能做到的事就做的实践家，在4O 年间，他扮演了中国的主要角色。但是，稗斯麦在1862年与1890年期间策动并打烹了三次战争，创建了德意志帝国，称霸中欧，而李鸿章面对的却是导致清政府衰亡的国内叛乱和边境的外国人侵。傅斯麦构筑了欧洲实力的新的平衡，李鸿章则不得不应付那一度给东亚提供一种国际秩序的清朝纳贡制度的瓦解。铁血宰相掌握中央行政大权，他统治的国民已经走上现代科学、工业技术和军国主义的道路。李鸿章从未掌握中央大权，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北京的总督。他的势力完全凭借他对两个儿皇帝的摄政― 慈禧太后的忠诚，而这个太后是一个聪明却无知、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满族统治的妇人。李鸿章对他的统治者的忠诚不得不表现在大量的献礼和不容置疑的诌媚上面，以至于在1888 一1894 年间他的北洋海军同日本海军扩充军备的竞争过程中，娜出资金为慈禧修建夏宫颐和园。稗斯麦有布雷克罗得尔那样的人在财政上扎扎实实地供应他，李鸿章只能把他用老办法即魁扣公款搜括来的私蓄投入使用。1896 年他在谈判缔结中俄密约以后，收下了以幻万卢布的私人赠款。有人说他聚敛了4000万元的私产。他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但他在清末领导实行现代化的努力，不过是在无可救药的环境中不断地修修补补和玩弄权术而已。
这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找出西方列强的实际秘密，又要使那些顽固不化的同僚相信效法西方是必要的。例如曾国藩曾赞成建设江南制造局。这座兵工厂建造了一条轮船，曾国藩甚至还冒险坐这条船航行了一番。但是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人民生活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李鸿章只能采取迂回曲折或间接的方式前进。例如曾国藩曾告诉他一句孔子格言（也可以说是废话）： “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一句老生常谈，但今天经过毛泽东思想润饰过了。）’李鸿章对答时描述了他参观过的英法战舰说：想到中国武器的低劣，“我深觉可耻。每天我都警告和教训我的军官要谦虚谨慎，记住这种羞辱；要他们从西洋人那里学会一两件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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