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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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一般的处理原则是按“土海关”办法征税。但是中外商人在货主问题上伙同起来捣鬼，把事情很快复杂化起来。有关的中国官吏非常关心于向税务司报税，并将税款如数转交给北京。可是地方收税机关归当地省政府管，它的官员把定额收够后，多余的款项全归他们自己处理。中国省级官吏要把中国贸易置于土海关税则之下处理，而英国则鼓励中国商人在外轮上运货，付出比条约规定低的税。
外国和当地不同的商业模式和机构共生的现象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首先举地方船舶的航运为例。在18　世纪商业扩张时期，沿中国海岸和内河湖泊中增加了成千上万不同形式的船舶。例如航行在长江三角洲水域的一种叫做“苏商”的船，船尾很高，是可以航海、常常油漆得很漂亮的大船。像中国所有船舶一样，它的舵就像比欧洲人早1000年用过的那种舵。船身有六个不透水的舱，那也是中国的一种古代发明。还有两个桅杆，有绳索可张帆，乘风破浪而行。其他类型的船专用于内河航行，有的是拖到长江或其他内地水域而建造的。建造它们的目的不在时速，只要求耐用、经济和运货效能。
当19　世纪蒸汽轮船开始航行于中国的主要江河时，中国的木船队伍也扩大起来，以应付华中和华南内地江河水上货运的增长。总而言之，中国利用风力和体力推动的水上运输系统并没有因为有轮船而被取代。实在说，它看来倒更增长了，因为人的体力是如此之便宜、廉价。
与此同时，中国商人的事业也在发展，他们也很快经营起他们自己的轮船了。近海和长江上的货船挂的旗子主要是英商怡和、太古洋行的英国旗，这些是外国人知道的，且与国际来往有关。同时，虽然程度不敢确定，蒸汽机已开始在完全由中国管的各种小船上使用起来。蒸汽动力已经广泛应用于内地水上运输，而不需花费修筑铁路的钱。一句话，我们可以作出结论，燕汽运输简单地并人了已有的商业网络中。在这里，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平等条约不像外国人想所的那样给中国带来那么剧烈的变化。
07　现代化的努力
如果我们在评价1842　年通商口岸的影响以前需要先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坦率地说，这种形同样适用于中国早期的现代化。那些试图搞现代化的学者型官吏吸取了什么智慧？他们的才能是什么？盲点是什么？让我们先看看他们接受的遗产中某些不适当的东西―　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传统，经典学术中的新事物以及刚刚向西方学习。
中国进行西方化的努力，有一个古典的名词―　“自强”，以强调中国的自主和首创精神。推动力来自几个不同源泉，首先是学者型官吏们讲究治国之道的传统，强调“经世致用”的知识。讲究治国之道的人开动脑筋，想法解决怎样把经运河运来的南方贡米弄到北京之类的问题，诸如运河塞塞不通，黄河、淮河不时演决成灾，官僚的冷漠作风盘踞了潜粮行政机构，世袭的押运粮船军队腐败叛乱等。19　世纪加年代国策的答案是，运往北京的粮船改由海上绕过山东半岛。这是可行的，但是既得利益者极力阻止，使它继续不下去。（　l872　年以后的解决办法是开了一条中国自办的轮船航线，对运米实行垄断。）
　
治国方略的实用主义，引导林则徐督办采取英勇但无益的努力，企图在1839　年禁绝鸦片。但是林对中国以外世界的无知，导致他恰恰在巴麦尊开始执政时盲目地挑起和英国的战争。林氏努力寻找使他蒙受这次打击的原因，可惜太晚了。他的朋友魏源利用林所收集的一些情报编纂了一本世界地理书―　《　海国图志》　，从而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
魏源表现出的治国方略传统，在明清两代已有一个很长久的酝酿期了。简单看一看这个传统，对于中华帝国晚期行政人员掌握所谓“洋务”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他们的创新能力问题，可以有些了解。
简单说来，18　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知识界的发展同时并行，而后者与同时代在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可成为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古典学术界，对于西方读者说来，常常是个不透明体，就像教堂的神甫一般。但是近代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中国的经典学者在闭门不出象牙之塔后，开始触及中国的现实问题了。（是否可叫做“原始启蒙主义”呢？我想不是。）
这种学术界的成长，发生于18　世纪中纷纷成立的书院。典型的书院是一座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的居住单位，最理想的是在农村环境中，有古树和群山，“山清水秀”，像中国山水画描绘的那样。古典学者的生活靠近自然界，过孔夫子那样严格朴素的日子。例如杭州的敷文书院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书院：一层楼房子，在一个山谷丛林中，高低几重院子。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于1685　年和1754　年软赠给它许多藏书。皇帝给予它的赞助表现了满族统治者关心汉族士大夫在他们羽翼下的存在。
满清还承袭明朝一种学校形式，就是在省、府、县各级设立学校。这种’‘学校”和住宿的书院不同，是专为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在那里自学，准备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而设的。政府对于知识分子进行监督，赋予其官方的身份，有的甚至还有经济补贴，目的在于扶持正统，并防止像明代末期在政治上闹事的党争那样的事态重演。
中国学者对满族的征服长期怨恨不满。清政府开始时禁设书院，禁止一切政治议论。但是文学团体和诗社之类不是容易取缔的。18　世纪初期，清政府许可在官府监督下由私家自办“义塾”。1733　年北京开始许可恢复书院，但仍由官方控制，以帮助学者准备考试。1750年半官、半自主的书院开始在高级官吏主持下纷纷成立。这种书院里学习的东西，无非是训沽和经书。到1800　年，特别在长江下游各地，成立了几十处这类书院，还对学员提供律贴，设有图书馆，在官方直接控制之外从事严肃的历史和经典研究。
这种多半自主的学术事业，成长的关键是高级官吏的赞助。他们的财力足以吸收一些有才能的学者作为他们的“幕宾”来编纂学术著作。代表这种趋势的楷模人物是阮元―　一位精力充沛的藏书家和编纂家，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广州任所曾建“学海堂书院”，主持编纂了很多有意义的书，例如《　皇清经解》　共3　印卷，重刊了清朝75　个作家的150　部评论经典的著作。阮元刊刻这类经籍、注疏、辞书等，雇用了一大批学者，用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从事外贸、家资殷实的“行”商。
这一批批学术著作提出了什么新的见解呢？简单说来，18　世纪的复归经典古籍是为了对抗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学的枯燥无味的哲理道德说教。这种以新面貌出现的学说被称为汉学，以区别于宋代理学；它的特点是在填密的考证基础上对经典著作给以文字语言学的批判。例如考证发现丈尚书》　中不少章节是后来伪造的腰品或从其他书中插进去的。这的确是新闻，好像基督教圣经研究中发现（死海书卷》　和《　圣言录》　一样。它打破了儒学正统的束缚。特别是汉学研究者使用了“今文”经书，就是后汉时发现的老版本。
重视考证工作刺激了强调道德原则的宋学的复兴。在清代汉学家中产生了一种汉、宋时代学术中的折衷主义倾向，使19　世纪中叶以后的学者不仅关心和外国接触后发生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关心这个时代命运显然日趋危殆的问题。
魏源是一个有汉学渊源、面向西方、讲求治国之道的卓越学者，所以他的生平是颇令人省悟的。从1813　年到1821　年八年间，他靠政府傣禄在北京学习，后来他通过自己对经典著作的研习，参加了“今文”学派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解释。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宋代学者主张的历史以有高尚道德的领袖的意志为转移的论旨。1825　年，他开始编纂清代关于治国的主要著作。清朝官吏和他们的幕宾（顾问）们的文章谈到了行政管理上各种棘手的何题，特别是财政方面，诸如食盐税．或田赋、或运河的粮运系统等问题。在国运显然衰落时期，道德方面的领导和行政管理同样重要。魏源在应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参加了运到北京的贡米不再经过运河而绕过山东改用海运的努力。魏氏还协助改良食盐公卖制度，以使海盐从长江以北海岸运销至内地。为了防止走私，降低一r　盐价。
他钻研的另一个问题，是乾隆皇帝进行的十大战役'　“一全之武功”）。自1829　年起，他撰写了＝部乾隆的军事史。这件事引导他关注海防问题。所有这一切背景，帮助他为写《　海国图志》　一书做了准备。这是一部：有助于战略思考的、有广泛影响的地理著作。清朝的国策家们过去总认为，对外贸易和对外商的管理仅限于亚洲内陆，现在开始注意起沿海来了。这就使魏源成为林则徐在）’洲控制鸦片贸易时的莫逆之交和盟友。不过魏源关于海外诸国的著作，虽然注意到欧洲通过海外贸易和海军炮火对东南亚的人侵，但他似乎接受了割让香港给英国的处理。他认为这是清朝对英国的有用的绥靖（安抚），而不是英帝国插进中国的一个楔子。要使他想到海上列强的问题，那时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还有一个人比他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他就是福建巡抚徐继金。他利用外国传教士乎中的地图和资料，于1848　年编写了一本关于各国历史地理的系统记载。他写道，英国在明朝中期曾在美洲殖民，后因课税过重丧失了那块殖民地，但它保住了印度，又侵人东南亚。“英国人口繁密，而粮食不足。他们不得不进日粮食有49　万人从事纺织，纺织机器为铁制，由蒸汽推动，故可自动运行。”英国600艘战舰中有100艘蒸汽轮船。他还说：“蒸汽机正在美洲利用起来，甚至用之于铁轨上拖拉车辆。”
对普通的中国读书人来说，徐继舍关于地球的见解比核物理对我们都新奇得多，而且是同样令人惴惴不安。在统治阶级中间，那些懂得外国事物的人们和大多数仍然埋头在经典和科举考试的人们之间的差跟日趋扩大。有些显赫的官吏罗致了一大批能干的年轻专家，有的出国留学，学会了外语和各种学问。
这种努力开始的时候，正碰上大灾难来临的时刻。从18　印年开始的4O　年是巾国革命明显的孕育时期―　旧的制度似乎又要运行起来，西洋的方法有些己采用了，而中国的进步比较起来是如此之迟缓，以至于变成一只在更大的外国侵略面前坐以待毙的鸭子。帝国主义列强互争雄长，到1898　年达到可怕的高潮。这～时期以19　阳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而告终。显而易见，这40　年中国耽误了时机。当日本终止了她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准备变成？　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在整个加世纪中都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中国爱国者的心灵。最初是在社会进化论（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答案。简单地说，中国在各国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打了败仗，这部分地是由于她的迟缓，没有及时结束这个古老的帝国。问题出在内部。
但到19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另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问题出在外国列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们侵略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取得了特殊权利，剥削了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既然很多外国人都公然声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各方面都没有异议。这几十年中又看到中国外缘的殖民主义势力接踵而来。缅甸和马来亚被英国攫去，越南被法国、台湾被日本占领。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明显之至，不容否认。
这些不同的解释性理论，在加世纪加年代两代人中争论不休，终于以“既有　又有”的两可公式告一段落，就是：内部的疲弱招致了外国的人侵，正如2　又幻年前孔子早已说过的。真正的争论在于两者的比重和它们影响的先后因果。随着学术研究的深人，我们对中国内部的知识多了。我相信时间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的说法会逐渐失去凭借，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在许多重要方面的说服力。
这种看法怎样应用于1861　一1894　年时的情形呢？这个时期开始时是满汉两族共同领导的局面。在北京朝廷和地方各省，都同意一个总的方案：一面绥靖英法侵略者，一面镇压国内的叛乱。很难找到变疲弱为强大的事例，虽然有一些，但那是以牺牲中国百姓为代价的。在19　世纪印年代的中期，太平军一度恢复攻势，深人长江三角洲，进占杭州和苏州，威胁上海；而在同时，英法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