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希拉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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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那样做。”希拉里拒绝说。“不，你能，”老师们告诉她，“你现在就去图书馆。你要阅读有关你生活中一直拒绝了解的事物的另一方面的一切。”
这促使希拉里生平第一次埋头研究约翰逊在民权、医疗保健、贫穷和外交政策上的民主党立场，虽然当时希拉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但到大学毕业时，她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阵营。
辩论是在1964年的10月底进行的。同时还举行了模拟选举。任何熟悉帕克里奇政治的人都不会对选举结果感到惊奇。戈德华特以55％比45％的票数赢得了多数学生的选票。几天后，学生家长们前去投票时，戈德华特获得58％的选票，而约翰逊只得到42％。在全国范围内，约翰逊却以61％的选票大获全胜，而帕克里奇则享有属于那38％的投票赞成戈德华特的选民这一荣耻不明的声名。然而，他们还有一点安慰：他们的子女没有背叛信仰。
似乎希拉里在这次辩论中的大败而归令她的父亲备感安慰，但在这场辩论中希拉里收获的决不单单是“失败”。
她说这是她得到应受教育的开端。她不得不去阅读并研究不属于自己的那些观点，因为老师们总是要求学生回答那些基本的但又高深的问题，如：“你为什么相信这一点？道理何在？有什么根据？”等等。她说，这些同样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及深思熟虑的、带有根本性的“难题”向她提供了一种她将受用一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最后得出结论，整个课程应该是：“不要只告诉我应该相信什么，不要只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立场要让我看到它的依据是什么，使我明白它为什么行得通，以及为什么它能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希拉里的政治信仰越来越明朗化了，1992年，希拉里重访缅因高中南分校时对一群学生说：“我坚信，政治的全部目的———我所指的政治并不只是总统大选或州长竞选时的选举政治，而是指具有更广泛外延的政治的统称———是如何使人民团结起来、如何使他们确认一致的目标、如何使他们一起行动来实现那些目标，以及如何使他们在各种不可和谐并存的信仰中作出绝对不可避免的让步。”
这就是她心目中的与选举政治有区别的真正政治。她早期的政治是儿童时代家庭、学校和教堂等各种影响的混合物。除去家庭、学校的影响外，宗教在她政治观点的形成中产生了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第二章 爱幻想的芝加哥郊区女孩五、卫理公会教堂
1992年，希拉里对卫理公会联合新联社的琼·莱尔斯说：“当我逐渐懂事能够自学时，我感到卫理公会的教义对我很有吸引力，它与我的生活非常合拍。在我的人生信仰及社会责任感形成的最初阶段，强调个人自我拯救、积极运用基督教义在这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世界努力像个基督徒那样生活，这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对我非常有吸引力的。”
她刚两个月时，她的父母就把她带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以便她能够在父亲儿时做礼拜的库尔街卫理公会教堂受洗礼。她父亲信奉的卫理公会教派有美以美教派的传统。他的威尔士祖先与英格兰布里斯托尔的卫理公会圣殿关系紧密。这所教堂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任巡回牧师期间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希拉里对这一切都深感兴趣。20世纪初叶，在斯克兰顿一带，卫理公会的教徒沿袭福音派惯例在福音布道会上寻求自我拯救并不罕见，但有着英国和加拿大血统的希拉里的母亲则是个更接近主流的卫理公会教徒。
卫理公会拥有芝加哥地区规模最大的主日学校，并以其提供的“地位”教育计划而享誉基督教学术界。希拉里11岁时，于1959年3月22日同其他110名孩子一起，接受了负责青年教徒工作的牧师盖伊·莫里森主持的坚信礼。
希拉里积极参与帕克里奇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活动，清楚地看到也深切地感受到弱势群体的需求，了解到施与比接受有福。母亲多萝西也在主日学校授课，教导她关心社会正义。
希拉里参加《圣经》班、主日学校和青年团体，积极投入礼拜活动，并加入讲坛清洁队，固定在周六清洁讲坛，为周日的牧师讲道做好准备。
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活动中，1961年9月来帕克里奇负责青年工作的唐·琼斯牧师掀开了新的一页。他刚从德鲁大学神学院毕业，曾在海军中工作过四年。他承认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在那个时代，存在主义被广泛地认为是朦胧灰暗的，甚至是危险的欧洲影响或哲学。琼斯把它解释为“一种强调决策、义务和对自我存在负责的思想方法，注重于焦虑、不幸、限定、人类自由、自我的独特性以及虚假与真正自我之间的冲突等主题”。
希拉里从未遇到过像琼斯这样的人。
琼斯牧师强调基督徒的生活是“以行动实践信仰”。
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周日和周四晚间活动、周末静修和教育或社会实践项目。他称这些活动为生活大学，鼓励孩子们放学后顺便去看他。事实上，在那个时期，帕克里奇的教堂几乎从不强调任何改造社会的行动，也很少对社会作出预言性的评论或对基督教义作出激进的解释。琼斯渴望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期望他们能“以彻底的现实主义面对人生，拥有为社会服务和直接帮助他人的经历，并通过这一切开始认识帕克里奇以外的生活”。
由于琼斯牧师的生活大学，希拉里第一次接触E。E。卡明斯和T*9郾S*9郾艾略特的诗作；开始欣赏艺术大师毕加索的作品；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大家一起讨论“宗教大法官”的意义。
琼斯有一次还组织他们聆听一个无神论者与一个基督教徒就上帝的存在问题所进行的辩论。还有一次，他们就少女怀孕问题展开讨论，这次讨论在整个教区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实上对于希拉里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去芝加哥贫民区的旅行。谢丽·海登回忆说，对市中心贫民区的访问，是60年代初黄金时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候，人们充满了希望，毒品还没有渗入到学校。“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作为60年代和70年代初原动力的许多理想主义为人们知晓。我们相信社会可能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如果你改变看法的话。”
他们参观了为芝加哥市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娱乐中心，访问了一批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琼斯的带领下，希拉里和其他一些女中学生着手组织照看婴孩服务队，替当时住在离帕克里奇西部和南部不远的农场的移民工人们照看婴孩。
每年夏季，为了收获帕克里奇西部和南部不远处农场的蔬菜，黑人和拉美移民纷纷从南部几个州涌入帕克里奇。能够挣钱的时间很短，所以他们都是全家老少一齐下地，常常把幼小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或让他们相互作伴。
这对希拉里是个陌生的世界，也是她对贫穷的最初一瞥。了解社会的不公和直接接触其年幼的受害者，无疑将具有精神和智力方面的双重意义。希拉里这个生活在芝加哥郊区的爱幻想的女孩，由此走出了她那从小受保护，而难与外界接触的封闭生活。那个时候是1960年，希拉里只有13岁。对于希拉里来说，在此之前，她根本没有机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希拉里对《新闻周刊》说：“他告诉他们，要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不仅仅意味着你要关心你自己的个人得救。他的话真是一针见血。”
希拉里还清楚地记得琼斯牧师有一天还带着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他把它靠放在一把椅子背上，并建议两个小组先静静地观察几分钟。然后开始讨论，当他问道这幅画中哪些形象使他们感到不安时，有人说是灯泡，有人说是断臂，还有人说是哭泣的母亲与婴儿。当他问及他们能为它配上何种音乐、加上什么标题时，一个年轻人答滚石乐队的《满意》，另一个答布鲁斯乐曲，还有一人建议用一首古典音乐。
琼斯说：“这幅画是否使你想起你曾经有过的经历？令人感兴趣的是，市中心贫民区的少年比郊区的少年能够更好地联系到毕加索那幅油画中的悲惨景象。我记得，来自芝加哥的一个女孩哭了起来，说：‘我的叔父仅仅由于把车停错了地方，就被打死。这是什么道理？’接着她便对我们说，仅在三天前，她的叔父把车停错了地方，某个家伙就拔出手枪说，那是我停车的地方，于是，两人争吵起来。那个家伙就向她的叔父开了枪。”
希拉里在下午放学后经常去教堂的琼斯办公室。琼斯在向希拉里稍许介绍了黛德丽·朋谔斐尔、莱因霍尔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的难懂的神学著作以后，便决定向她提出另一种任务。
一天，他离开书桌后，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平装本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说：“现在，你应该阅读这本书。我们以后议论议论它。”
希拉里当时并不喜欢这本书，甚至那时候，这是一本被图书馆定为禁书的令人反感的小说。
琼斯回忆道：“她看了这本书后，没有多说，因此我也没有多说。不过，她在大学上英语课时，不得不再读那本书。后来她在上大学二年级时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当时没有把想法告诉你。不过，当你要我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时，我并不喜欢它，而且我认为它对我来说太深了一些。但现在我已经第二次阅读了它，我认为，我已经认识到你把那本书给我看的原因。我觉得它事实上并不太深。’”她后来承认，该书中的霍尔登·考菲尔德使她联想到她的弟弟休。
那本书究竟给了希拉里什么影响，琼斯从没有完全弄清过，但他认为该书表现出的对孩子的重视和希拉里以后对儿童问题的矢志不渝的努力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1962年，希拉里有一件更加难忘的事。当时通过唐·琼斯，她会见了小马丁·路德·金博士。他当时正要在“星期日晚会俱乐部”每周一次的聚会上发表演说。这种聚会吸引全国各地的传教士来到芝加哥闹市区的管弦乐大厅交谈。在金博士发表讲话之后，琼斯把他的青少年小组带到后台。他站在金的身旁，向金逐一介绍希拉里和青年工作小组的小员，他们一个个都兴奋极了。
那一年希拉里15岁时，马丁·路德·金牧师从此成为她一生最尊敬并怀念的人物之一。那时候，抗议种族隔离的自由之行运动已在南方开展了数年，而国会还要再过两年才会通过民权法案。
4月的那天晚上，约2500名市民聚集在芝加哥音乐厅。这座音乐厅自1907年建成以来，无教派的星期日晚俱乐部音乐会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观众。金的题为《在革命中保持清醒头脑》的演讲敦促美国人民行动起来，“把我国种族歧视的残余彻底铲除种族歧视仍是黑人的重负和白人的耻辱”。
希拉里永远记得金同她和小伙伴们握手的那一瞬间。会晤是短暂的，但记忆却是终生的。她告诉琼斯，说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她说在金博士演讲之前，一直对国内上演的社会革命只有朦胧的印象，但现在她懂得了黑人的斗争是怎么回事，以前的冷漠为此动摇了。
琼斯于1963年9月离开帕克里奇，在德鲁大学做研究生，但是希拉里决心同他继续保持联系。在一封1964年5月写给他的长达四页的信中，希拉里告诉他她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了，但随后被选为组织委员会主席，这意味着她将“组织学生会和帮助拟定章程”。她说后一个竞选“极为卑鄙”，她的对手的竞选干事对她“恶意毁谤”。她还谈及她负责高、低年级的班级舞会，同其他五位同学一起上电视台就“年轻人的价值观”进行讨论，以及下周要去一所中学发表演说等事情。
她还专门向琼斯介绍了卫理公会青年团体的最新情况，说她的一个朋友被选为生活大学的校长，另一个朋友里克·里基茨担任了静修会新会长。她预言：“我们会有一些很深刻的反省！”然而，她与新来的青年事务牧师相处得不太好，她说：“我想他认为我有点过激。”
那年秋季，希拉里还是个坦率的戈德华特派共和党人。从表面上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