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新传-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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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权收到自己手中，加强军权的控制。
在百家讲坛开坛之前，张机能够得到百乘车的厚赐，令楚地百官羡慕不已，而在刘协任内，亦不敢再怀疑医师的地位。
道教的新定位将是决定儒、法、道三家平衡共治的策略能否实现的关键，刘协和胡昭等人，谁也不敢怠慢。
汉初，文景之世，窦太后好黄老之学与相国曹参实行以黄老之术（黄帝老子的学说）治国，省刑薄，与民休息，民皆便之，国以大治，老子学说於汉初见其大效，足见其非徒托空言之流。
故以黄老之说治世，也确实为可取，但要融儒、法、道三家平衡共治，则必须避开三家冲突的地方。
老子有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谓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和儒家的愚民学说，颇为雷同，皆取意权民于轻赋，治民于少识。
而这里也是刘协不太喜欢的地方，但也不能突破，毕竟百姓掌握知识过多，确实不容易控制。
对老子退而求其次的避世思想，即与儒家力求救世的上进心态采取折中处理，讲究民当自求善，而学士则应将报国救天下为己任，将百姓和知识分子分开，避开汉朝以来两家争论最多的地方。
对老子哲学思想的取舍，则完全吸纳，尤其是对于道的诠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让张鲁进行诠释的时候，着重落实在这里和无为的细致解释，即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而道是依照自然的法则而存在的。人应该遵从自然去随道而行，自然是无限大的，没有人为思想或行为存在其间的，人要把损害身心的坏思想或行为去掉，那就是「无为」，能够无为，心与自然是万能的，无所不为的，那就是无不为，也就是自然所表现的道。
通过这种诠释，告诉百姓和学士们，世界存在着无数的道，人必须遵守道的约束，不要做违规道的法则的事情，同时对法家的律与策视为人的道，而要这种道成立，必须承载着地之道的皇帝来认可，只要皇帝认可的律策就是人之道，人就必须遵守。
但是，人之道是变化的，它不是从一不变，在变化追寻新的平衡，这就于法家学说的法不考古亦不鉴今的学说相吻合，避开法道相争之处。而天之道和地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只是人们不能完全认识，学士们要去认识他们，发现这些道，用以支持新的人之道诞生，让人之道更符合天地之道的要求，实现天地人的谐和。
对于修身养性的原则，采纳老子说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名无欲，使夫智者所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为）。
虚其心，所以人要受道，要客观研究自然；实其腹，所以要充实所要学的事物；弱其志，所以从理而无所撄，不受无理事物影响；强其骨，所以要自立而干实事，要身体强健可以任事。
老子对军事是排斥的，这点却是刘协坚决不允许的，故在老子关于军事的论证一律采取抹杀的行为，将《老子》与此相关的部分进行修改，在兵家思想中融入道家思想，取其为兵道，承认兵道为卫国之本。
刘协要求新的道教必须宣扬：国之盛，源于农之稳健，求于商之厚利，依兵道之强盛，兵道之盛在于威震欲有为之临国，擅动兵者为有为，擅威者为无为，令四海皆归无为，乃地之道；民之健，源于农之薄赋、求于医之防患，依于弓马武道。
PS：老子的无为被很多后人认知错了，老子的无为是指不做违背道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不要去破坏自然的和谐就是无为，而不是简单的避世，只是老子之后的庄子过分强调避世，使人们忽略真正的无为。所以要实现儒、法、道三家共存，庄子的思想必须首先从道家中剔除，虽然庄子的思想也有非常多的闪光点，但确实不适合推广用于治国，实际上历代当政者推广道教都首先把庄子的思想偷偷排除掉，他那种无政府主义确实很要命。
要求张鲁在讲坛上将国家强盛和百姓安康联系在一起，先有国之盛，后有民之安康；先有兵之强，后有国之盛；先有民之健，后有兵之强；先有道之昌，后有民之健。
张鲁并不愿意完全按照刘协的意思来说话，但命悬于其手，且能够光复道教，与儒家和法家相互共融是最好的办法，也只好对原先讲义做了修改，完全按照刘协的意思来办。
用胡昭的话来说，新的道教更像是一种回归，将五行学说和仙家道派、丹药长生之说都去除掉，回归老子最初的道家思想，以修身无为治国的核心思想奠定其根基。对汉初的黄老道和东汉的五斗米教都做了漠视处理，将这些愚民之说视为邪说，将整个道家思想复归最初的起始状态。
对于长生不老之类的话，刘协严格进行禁止，让道教既尊老子为祖，就当奉老子之道，讲究天人合一，守法循道，依照天地人的规则形事，讲究一心向善守道换取死后重返天境，永享天福。
对于迷信这种东西，还是要搞得，毕竟大汉百姓没有那么明智。
张鲁虽然反对，但他知道自己不过是刘协手中的傀儡，也只能按着刘协说的来讲。可惜，管宁就不那么好说话了，从他事先准备的讲义来看，他还是提倡独尊儒家的思想，而且对刘协提升商、医的行为颇为指责，视其为乱国之举，对法家和道家思想的提升，也视为对儒家的侮辱。
刘协大怒，问他可否更改讲义，管宁傲然道：“士可杀不可辱，儒家之尊焉能和商、医之流共存一府，又焉能和法、道宵小之学共同治世，此乃殿下乱国之举，襄阳大治之功必毁于一旦。”
刘协猛然抬脚踢翻桌案，指其大骂道：“襄阳大治岂只是你儒家一家之功，无兵家之师威震四海，今日你我都是阶下囚而已；若无商道大盛，今日你每年年俸百万钱从何而来，你还只能在陋屋中读你的破书；若无医家之盛，今日你早就死于瘟疫之中。现在襄阳大治了，你这种腐儒就要跳出来争功，你摸下你的脸，可配争这个功劳。军士在外守边土，你再干些什么事情；商人风里来雨里去经营百货的时候，向国家纳税的时候，你再做什么；医师苦行千里，救病治人的时候，你再做什么。你除了清高自傲，你还有什么比其他人更卓越，你对楚地大治到底做了什么贡献，我若是你，现在就找绳子上吊算了！”
又取书籍砸之，喝其滚离楚王府，管宁面色铁青，眼中蓄泪，满面沧桑，仿佛一瞬间老了数十岁，黯然转身离开楚王府。
待其走后，隔了良久，刘协才平息心中怒气。胡昭立刻跪于刘协案前，拜之于地，道：“望殿下追回管先生，先生在襄阳授徒十年，教习弟子过千，无一不忠于殿下，无一不精细克尽职守，无一不以百姓民生和殿下大业为上，殿下不念其功劳，但念其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传徒授艺的苦劳，也该今夜亲赴管府救先生一命。”
刘协一惊，问道：“何来救命一说？”
胡昭道：“先生何等重名节，今日殿下辱之，必以死明志！”
刘协沉吟片刻，道：“孤王言重了，此乃孤王之失，让人备车，现在就去管先生府中请罪！”
胡昭大喜，急忙让王熙和唐斩备车，前往管府。
到了管府，刘协未让人通报，直接率人进府，扣管宁之门，良久无回音，大惊，用力撞开屋门，见管宁果然举绳自尽，急忙救下他，按胸换气片刻才救醒管宁。
管宁泣道：“今日有此重训，殿下当让我自寻一死吧！”复又撞墙而去，被胡昭拦下。
胡昭道：“管先生，殿下已知言重矣，我等为臣者当体谅主上，焉能以死明志，若公如此，则殿下盛名受污，令天下学士寒心，此乃殿下无意为之，而管先生有意害之！”
管宁挣扎着拜倒刘协面前，泣道：“臣非不效力殿下，乃书生无用，只能授徒效力殿下，若臣知兵法，亦愿领兵为殿下征战，然商者实为天下之祸尔，道家先有避世之态，后有黄巾之乱，此亦妖言惑众之辈，凡炼丹者杀人于无形，凡施符咒者欲害人于谎言，法家重于刑，乱国之首，望殿下明察。”
刘协也不愿和他在这个问题上过于争辩，扶他上床，复令人取静心养气的汤药来，亲自喂他喝下，令管宁感激不已，泪流满面。
刘协取巾拭其泪，道：“幼安不必动容，这都是因为孤王的过失。”复又与他细细讲述新的道教回归最初老子的哲学理论上，而现在黄老仙家和天一巫神鬼怪，金丹妙药之说全部抹去不谈。
管宁知道老子所阐述的治国之道和修身之说，以及无为的思想本质和汉朝的道教本质上确实不同，与庄子的避世说也不一样，故道：“若是如此，尚可于我儒家相提，昔日孔圣亦尊老子为龙乎！”
刘协淡淡一笑，复道：“幼安觉得《楚律》定的法刑可以说是轻还是重？”
管宁道：“自然轻重合宜，取民刑为轻，定官刑为重，此乃大治之首，然法家倡导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此乃谬说，害殿下之说啊，又提倡重罪治天下，此亦邪说。殿下既然重道家，当知道老子亦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刘协道：“老子这句话说的很对啊，但有一点，若百姓可活，则畏死，若百姓不可活，则不畏死啊，故法家之根在于儒家，以儒家教化百姓，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再有法家延续大治，稳定国强民富的根基并不能完全只靠儒家。转而过来看，儒家的叶又生于法家，以法家定天下，再以儒家教化百姓，此才是治国之道。令祖管仲曾经说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四维所说得正是礼、义、廉、耻，与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本质上其实也是一样的。其实，依孤王所看，法儒之争不在于刑，在于法求制，儒求仁，法家讲究以制束民而治天下，而儒家要求帝王以仁教化百姓，其实幼安心中应该清楚，完全以仁教化百姓有可能吗？孤王以为有些人可以教化，有些人却是教化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求于法，法的存在使人畏，虽然不一定归于仁化，但至少不会危害其他追求仁义忠孝的百姓。”
复又道：“其实啊，孤王以为儒家所说的治国之道并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大汉虽然实施独尊儒家的策略，但结果呢，汉武皇帝还是穷兵黜武，也还用严法治理天下，故孤王不认为单靠儒家就可以治国，法家的思想对儒家而言是一个最好的补充。法家追求法、术、势三者结合，追求废私立公，讲礼仪反礼权，讲定分止争，追求兴功惧暴，讲好利恶害，追求不法古，不循今，这些都是治国之道，如果没有这些，试问天下会是什么样子，汉室历代皇帝，谁没有用这些呢？而幼安所看到的襄阳大治和孤王的《襄阳治略》本质上也都是法家的精髓。故楚地有今天，法家功不可没啊！”
“当然，法儒两家必须要平衡，即不能过于重法，也不能过于重儒，以法儒共定天下，复以法儒共制之，彼此制衡，使大汉的律法即不重刑，也不过于重礼权，使商人趋之以利，使军政官员趋之以功，然又以儒学劝之，使其知孝忠，再以道家规劝百姓守法重道，休生养息，安国定邦，这才是孤王所要的治国之学。”
管宁沉默良久，道：“既然殿下如此决议，臣苦谏无功，身为下臣，只能为殿下推广之，但愿殿下所说的治国之学确实能够治理天下！”
胡昭喜道：“若有管先生推广三家平衡共治的策略，那天下学士必信之！”
刘协道：“如果幼安自己不信服，说于他人，他人又岂能信服。”
管宁道：“我祖效力于齐桓公，虽广有功绩，实则忽视了两点，法制定之时不考虑民的想法，又过于强调法的威吓，故虽可立一时之功，难保千秋，以致齐国之败，而李斯又导致了秦朝之败啊！”
刘协微微颔首，道：“儒、法、道三家制衡共治，正是要取各家长处，相互弥补，新的法家将由刘巴主力推介，将法的威吓作用改为人之道，追求法是一种帝王和百姓都认同的规矩，而不是简单的法制，以道家的学说劝诫百姓不要犯法，新法、道两家的论点都认为法的恒变性，就是说法的存在是因时而变的，只有最适应当今人之道的法才是合理的。孤王希望幼安作好新儒家的改良，融入商道，对于利国仁忠的商士尊为儒商，将只顾私利的商人视为不仁不义之人；法家纳兵道，除重刑之苛，亦采纳天人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