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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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下午的参议院辩论会上，来自肯塔基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与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做了如下问答： 约翰·谢尔曼·库珀：我们是在预先赋予总统权力，让他在必要时就南越及共防御问题或者（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他缔约国的防御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吗？
J·威廉·富布赖特：我想是的。
约翰·谢尔曼·库珀：那么，预料一下，如果总统决定动用军队，其数量足以导致战争，本决议也赋予他这种权力吗？
J·威廉·富布赖特：这正是我要做的解释。
我毫不怀疑国会了解决议赋予总统的广泛权力。但我也毫不怀疑，国会认为总统不会在没有进行慎重和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动用这种广泛的权力。
第二天，即八月七日，参众两院对这项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参议院以八十八比二的比例通过了决议（韦恩·莫尔斯和来自阿拉斯加的民主党参议员欧内斯特·W·格里宁投了反对票），众议院则一致通过了决议（四百一十六票赞成，零票反对）。
长期以来，持批评意见的人断言在整个东京湾事件中存在着一系列欺骗。他们指责政府渴望得到国会对印度支那的战争的支持，起草了授权的决议，然后挑起事端找到正当的理由并发表虚假声明谋求支持。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这项决议源于总统。总统认为，如果形势需要美国战斗部队进入印度支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成员自一九六四年一月开始即不断提出这项建议，那么动用军队之事需事先得到国会的批准。为此，国务院于五月底起草了一项决议。然而，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建议把美国的军事行动至少推迟到秋天（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均同意这个建议），所以我们决定等九月份参议院通过民权法以后再向国会提交这项决议。
在北越人攻击美国船舰，使我们相信战争正在升级和前景难以预料之前，我们一直做此种打算。攻击行动使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这项决议的时间可能要比原来的预计早一些。总统也许看到，这是一个把决议同河内的敌对行动联系起来的机会，这样一来可使他显得相对温和一些，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的强硬言论形成对照。
关于我方故意挑起事端的指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的某些政府官员赞成这样做。乔治·鲍尔在一九七七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与战争有关的许多人在寻找采取轰炸行动的借口执行德索托巡逻任务的舰艇的主要目的是挑衅人们认为，如果巡逻的驱逐舰遇到麻烦，就会提供我们需要的借口。”
与此相反，威廉·P·邦迪告诉同样的广播听众，美国当时并未打算制造危机，没有故意“制造”事故用做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他说，“实事求是地讲，那样做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计划，我们不认为局势已恶化到我们不得不考虑采取强硬措施以解决南越的问题的地步。”他在另外的场合写道：“政府故意挑起事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毫无根据的。”
他还提出了一个立意不同但很重要的观点： 归根结底，美国和北越的失算源于对河内的行为事后所做的良好推测。简言之，政府本着降低危险的真诚愿望，在同一时期同时执行34A计划和驱逐舰巡逻计划，完全是个错误。理智的头脑预料不到河内也许会搅乱它们但理性的推论应该把非理性的因素考虑在内华盛顿不想挑起事端，但河内也许不这么想。双方都误解了对方，事件就发生了。
我同意他的上述评论，我相信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也会同意。
当然，如果东京湾决议没有导致我们更严重地卷入越南战争，就不会引起长期的争论了。但是，该决议的确开启了防洪闸门。尽管如此，约翰逊政府故意欺骗了国会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问题不在于国会没有了解该项决议的潜台词，而在于没有了解战争的潜在可能性以及政府的应对之策。正如一九六七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的，采用一项包含语意如此广泛文句的决议时，“国会犯了错误：关于林登·B·约翰逊总统如何实施这项决议的问题，当需要国会对此做制度方面的判断时，国会却错误地做出了个人性质的判断。制度方面的判断是：首先，任何一个总统将以决议赋予的如此大的权力做些什么；其次，依据宪法，国会是否有权授予或撤销赋予总统的上述权力。”对上述两点，我均表赞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发现他在误导别人，事实的确如此。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的听证会上，他得到了迪安·腊斯克的确切保证（我认为他私下里也得到了林登·B·约翰逊的保证）：在未与国会充分磋商的情况下，总统不会使用决议赋予他的广泛权力。但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重新检讨这件事的听证会上，他通情达理地为我开脱了故意误导国会的罪责。“我从来没有认为你在故意欺骗我们”他说。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克莱本·佩尔和斯图尔特·赛明顿也做了相似的声明。
东京湾事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欺骗，而在于滥用决议赋予的权力。决议中的语句确实赋予了总统后来使用的权力，国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时也了解到那些权力的广泛性。但毫无疑问的是，国会绝对无意在未进行充分磋商的情况下，授权总统把驻越美军从一万六千人增至五十五万人冒着与中国和苏联开战的危险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使美国对越南事务的干预持续那么多年。
国会与总统哪一方对美国军事行动拥有主导权的问题今天仍处于激烈争论中。这项斗争来源于宪法规定的模糊性。宪法规定总统是三军总司令，但赋予了国会宣战权。
一九九○年十二月海湾战争前，我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可能在海湾动用美国军队的问题发了言。此前几天，国防部长理查德·B·切尼断言，布什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有权把美国军队大规模投入海湾地区作战（我们最后向海湾派了五十万男女军人）。民主党参议员保罗·萨班斯问我对理查德·B·切尼的说法有何意见，我说我不是个宪法专家，所以不愿回答。参议员保罗·萨班斯认定我会否定理查德·B·切尼的说法，所以坚决要求我做出答复。
最后我告诉保罗·萨班斯，他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法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总统应该在未获得代表民意的国会赞同的情况下把我们国家投入战争吗（回击对我国海岸线的进攻的情况除外）？我说不应该，我相信布什总统也不会这么做。事实果然如此。在与伊拉克开战之前，布什总统设法得到了国会的支持（也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
布什总统是正确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我们这些为林登·B·约翰逊办事的人都错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林登·B·约翰逊总统推迟就越南问题做出决定是因为他想全力赢得一九六四年的总统的选举。有些人甚至断言他出于政治考虑而隐瞒了大规模扩大战争的意图——他想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看上去像个战争贩子，而把自己打扮成爱好和平的理智的政治家。
即使林登·B·约翰逊当时有使战争升级的计划，他也从未对我讲过。我相信他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从未向我或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他因为面临选举而希望我们在越南退缩不前。事实上，关于该做什么事，他的顾问们也未形成一致意见。
在此期间，南越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使我们更加难以做出抉择：要么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要么阻止南越的沦陷。对摇摇欲坠的西贡政权应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使我们举棋不定，使我们的政策混乱不明。我们对这个困难而危险的问题越来越灰心和绝望，这就像一条黑线一样贯串于我们的争论当中。
在一九六四年的竞选活动中，巴里·戈德华特在越南问题上一直坚持强硬路线。三月初他曾说，在越南的法国军队十年前在奠边府被包围之时，美国就应该投下一颗低能量原子弹摧毁进攻者赖以隐蔽的树林。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美国介入，就一定能“把战争推进到北越——我们十年前就应该轰炸北越，而不必用我们的生命去冒险。”不用说，这种好战言论使许多选民大为吃惊。
与此同时，林登·B·约翰逊总统似乎是稳健和谨慎的模范。八月十二日，他在纽约美国律师协会的演说中提到了越南问题，这是他较早的评论之一，在许多方面也是最富有内涵和创见的。演说词反映了执笔人高超的写作技巧（执笔人的姓名未做记录），但其中的信念无疑是总统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建设充满和平和自由的世界秩序。
我们在危机和危险中生存了很长时间，我们几乎一致认定，美国关注对这个秩序的任何威胁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已经懂得，我们不能再等待冲突的激流来侵袭我们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侵略和动荡都将埋下破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种子。
我们坚持这么做是由于其他人难以理解的理由。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应该这么做。
友好的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敌人常常低估或者无视贯串美国历史始终的强大的道德力量。
当然，安全和福利是我们的政策核心。但是，我们的能量大多来源于道德意志。
强者应该帮助弱者保卫他们的自由
每个国家都应免受其它国家的压迫。
人们一直在激烈争论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我毫不怀疑，道德因素的确影响着他和他的许多顾问（包括我在内）。但道德因素是否影响了当时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响现今的政府，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实用主义者和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没有影响。我认为有影响，例如，我们避免对北越进行狂轰滥炸，不冒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在美国竭力确定其在冷战世界中的适当角色时，这个问题值得争论。
无论如何，在竞选的几个月和选举后的很长时间内，林登·B·约翰逊总统担心美国的右翼势力迫使我们更深地卷入印度支那，使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开战的可能性加大。为对付这种压力，他谈到了经常萦绕于他脑际的一些事情。例如，他八月份针对巴里· 戈德华特说：“有些人迫切希望扩大冲突。他们呼吁我们派美国青年去做亚洲青年应该做的事这种行动根本无助于解决越南的实际问题。”他说：“南越人有保卫他们的自由的基本责任。”他在竞选过程中一再重申这个观点，从新罕布什尔到俄克拉荷马，从肯塔基到俄亥俄。
他当时隐瞒了什么吗？对我们这些幕后谋士来说，林登·B·约翰逊在越南的目标十分明确。“赢得战争！”他作为总统第一次与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开会时说。他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但是我们未能向他表明如何以可接受的代价和风险去赢得那场战争。
他本来可以向美国人民讲述更多东西。我们当时未就向越南派遣战斗部队达成一致意见，一项在最低限度内动用美国空军的计划也争论了数月之久，我们越来越怀疑西贡能够被长期固守。总统从未公开透露过这些事情。如果他这么做，他或许可以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当然，政治家们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完全做到坦率直言。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九一六年的总统竞选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当时的口号是： “他将使我们远离战争。”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就谋求向德国宣战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年的竞选中也未做到这一点，当时他说他不会派遣美国军队参加欧洲大战，但不久我们就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林登·B·约翰逊总统坚信，巴里·戈德华特获胜将使美国陷入险境，并会威胁到世界的稳定。他还认为，只要目的——巴里·戈德华特的失败——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只在某种意义上是准确的。他讲了事实，但远非全部事实。
总统未对公众开诚布公并不意味着他心中已有了扩大战争的计划。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成员从一九六四年初开始就要求强化在越南的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