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十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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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醒亚合著‘辛玄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明，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且看今日苏联）。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百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沣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他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却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社’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从‘企台’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门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阳历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顿致公堂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词，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四十六，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字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人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未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著「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如、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剌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作职业剌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竟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丰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纪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 ’（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材，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斲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一）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画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的；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令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着，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迳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