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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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是我们党、我国人民极其宝贵的传统。从中央到各个支部的同志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维护党的团结一致。

在党内实行广泛的民主，经常地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和批评，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统一的最好办法。要有互相爱护的同志感情。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每个党员和干部要真正透彻领会革命道德，真正做到勤俭廉政，大公无私。要维护我们党的完全纯洁，要不愧为人民的领导者和忠心耿耿的勤务员。

我们的青年团员和青年一般是好的，一切工作都积极带头，不怕困难，有进取心。党要关心对他们进行革命道德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培养革命后代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任务。

从山区到平原的我国劳动人民，多少年代饱受艰苦，遭受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又经历了多年的战争。

然而，我国人民很英勇、勇敢、积极、勤劳。自从有了党，我国人民一贯跟着党走，无限忠于党。

党要有很好的计划来发展经济和文化，以便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美抗战可能还要延长。我国人民可能还要牺牲更多的物力和人力。无论如何，我们要决心抗击美国强盗直到完全胜利。

山河在，人民在，战胜了美帝，我们的建设将比今天好10倍！

不管有多大的艰难困苦，我国人民一定会获得完全胜利。美帝国主义一定要从我国滚出去。我们祖国一定会得到统一。南北同胞一定会欢聚一堂。我国将获得崇高的荣誉：一个小国英勇地战胜了两个大帝国主义——法帝和美帝，并为民族解放运动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生为革命服务的人，我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强大越感到自豪，那么对目前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就越感到痛心。

我希望我们党将积极活动，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有理有情地恢复各兄弟党之间的团结作出有效的贡献。

我坚信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一定要团结起来。

关于我个人问题：我一生全心全力地为祖国、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现在即使要辞别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的，遗憾的只是我不能更久地更多地服务罢了。

在我去世之后，不要大办丧事，以免浪费人民的时间和金钱。

最后我给全民、全党、全军以及青年和儿童们留下万分亲切的感情。

我也向世界上的同志、朋友和青年、儿童们致以亲爱的敬意。

我最后的希望是：我们全党、全民团结奋斗，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并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胡志明

1969年5月10日于河内

宣读完《遗嘱》后，接着乐队奏起《国际歌》、《领袖歌》和《烈士魂》，全场为胡志明主席逝世默哀，鸣炮21响。随后，越人民空军的喷气式飞机，每一批4架，共4批，整齐地飞过巴亭广场上空，向越南人民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告别。大会在无限悲痛和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结束。后来修建的胡志明的陵墓，是1975年越南完成南北统一大业后落成的。墓址选在他1945年9月2日庄严宣告越南独立的巴亭广场。整座陵墓的形状宛如墓主生前最喜爱的莲花。

每逢5月19日胡志明的诞辰，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代表和国际友人，都以缅怀之情，络绎不绝地到这座陵墓瞻仰他的遗容。

胡志明的遗体安放在一具透明的水晶棺里。老人身着一套浅灰色制服，如同生前一样朴素。时经20多年，胡志明的遗体保存得相当完好。稀疏的白发，记录着他79年不凡的人生历程；清秀的银须，映衬着他慈祥的面容。遗体呈仰卧微坐姿态，嘴唇微微张开，双手轻搭在腹部，似乎他虽已瞑目而又壮志未酬，不甘撒手人衰。

胡志明是越南最美丽的名字，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胡伯伯”或“胡主席”。他在生前和死后都得到越南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但是，修建陵墓并非胡志明主席生前所愿。

60年代中期，胡志明主席已届古稀之年，病患日频，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断断续续写下了标明“绝密”的遗嘱，并几经修改，对越南党、国家和民族的大政方针作了详细的叮嘱，对他的身后之事也作了安排。

胡志明在1965年书写的遗嘱稿中有“关于私事”的一节。内容如下：“在我过世之后，不要组织葬礼，浪费人民的时间和钱财。我要求把我的遗体烧掉，也就是‘火葬’。我希望‘火葬’将逐渐普及。因为这样做，对活着的人来说，在卫生方面有好处，而且不占地。什么时候我们的电多了，‘电葬’就更好。

“骨灰就找个山丘埋了。三岛、三维附近好像有许多好山岗。在墓上应盖一个简单、宽敞、牢固和凉爽的房子，以便前来扫墓的人有地方歇息。

“应定出在山坡上植树的计划。谁来探访，谁就栽上一棵作为纪念。时间一久，树多再成林，既美于景致，又益于农业。

“如果我在我们国家统一之前过世，那就留了点骨灰给南方同胞。现在即使辞别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遗憾的是，我不能更长久地、更多地服务。”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胡志明主席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崇高品德由此可见一斑。

胡志明主席逝世后，当时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公布胡志明遗嘱时，删除了有关要求火葬的内容，并作出了为胡志明修建陵墓的决定。在胡志明逝世20周年之际，越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公报，公开了胡志明几个遗嘱版本中没有公布的内容。这项公报说：“以前之所以没有公布胡伯伯写的关于要求火葬的一段，是因为党中央政治局按照人民的愿望和感情，认为有必要长期保存胡伯伯的遗体，以便以后全国同胞、特别是南方同胞、国际友人有条件瞻仰胡伯伯，表达对他的深厚感情。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大家请胡伯伯允许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与他的嘱咐不一样。”

越共中央政治局的这项公报还澄清了关于胡志明逝世日期的史实。据当时宣布，胡志明因心脏病恶化于1969年9月3日9时47分逝世。实际上，胡志明的忌日是9月2日，恰好与越南的国庆之日相重。当时，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正处于艰难之时。越共中央政治局的公报解释说，“为了使胡伯伯的逝世日子不与全民族的喜庆日子相重”，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胡志明的逝世的日期公布为9月3日，“现在应该准确公布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日子”。由于胡志明主席恰在国庆之日逝世，所以越南只纪念这位伟人的诞辰而不纪念他的忌日。

胡志明主席的逝世，确实是越南党和国家人民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时越南人民正处于抗美救国的艰难时期，但是越南军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沿着胡志明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

胡志明逝世后，印度支那战局仍处在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状态。1970年3月18日，朗诺集团遵从美国的旨意在金边发动了政变，从而进一步激起了柬埔寨人民对美国及其仆从朗诺的愤怒。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章　朗诺政变

世界蠢人真不少，搬起石头砸自脚；

朗诺政变柬民愤，揭竿而起打虎豹。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前首相兼武装部队司令朗诺将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谋和策划下，趁西哈努克亲王不在金边而出国治疗和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发动了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职位。这一消息震动了印度支那，震动了全世界。美国侵略者及其仆从采取这一可耻的举动，不仅没有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妄图把柬埔寨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及其附庸，反而有力地促进了印度支那3国人民的“抗美救国运动”，到头来只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据西哈努克亲王撰写的回忆录介绍，朗诺叛国集团发动政变的阴谋由来已久。“当胡志明主席在1969年9月初逝世的时候，我决定在王宫里举行一个宗教仪式来悼念他的英灵，因此遭到我的政府副首相施里玛达亲王的强烈抨击。接着，我又决定亲自去河内参加越南伟大爱国者的葬礼，我很晚才知道，我的飞机刚刚起飞，施里玛达随即转向他的同伙说，现在是罢黜我的最好时候了。他肯定他说，我的这次旅行是不恰当的，因为当时越共和越盟的部队还非法占领着柬埔寨的部分领土。”

“而朗诺由于他的妻子刚刚去世，而且他还没有就此求签问卜，所以主张另择有利时机。不久，朗诺因意外事故肩部受伤，住进了美国人开的纳伊一戍尔一赛纳医院里。就在这个医院里，他们的阴谋确定下来了。”西哈努克说，“在朗诺周围，有许多装成病人的美国专家，被接受为政变的技术顾问。在同这些人密谋之后，朗诺天天打电话，把方法告诉施里玛达和金边的其他同谋者。为了保证这个‘重大行动，不至于破产，朗诺将军想事先争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持者。”

在这些阴谋政变的支持者之中，西哈努克首先提到的是由叛国头子山玉成领导的“自由高棉”武装部队。1969年夏，他们佯装脱离山玉成，而后向王国政府投诚，集结在柬埔寨西部各省乃至金边市里。这些搞假“投诚”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花大钱豢养的雇佣军。西哈努克说：“在我们的内部起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朗诺不在的时候，掌握着政府大权的施里玛达企图在政治方面孤立西哈努克。“各种行政命令不像从前那样呈请我批示，而规定必须呈报首相府，由他们决定是否需要送我。违者严厉制裁。”西哈努克说，“他们要把我架空和使我在人民面前威信扫地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了。”

1969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召开了一个国民大会。当时朗诺的弟弟朗农指使数千名所谓投诚的“自由高棉”士兵和他们的密探参加了大会，并要他们伺机进行捣乱。朗诺的大臣们以自由竞争和自由开放为名，采取进出口业非国有化的办法，终止国家对酒和药品等的专卖，允许私人同外国银行开展营业。企图完全废除西哈努克的“国有化”政策。

会后几天，西哈努克由于过度疲劳，住进了金边卡尔梅特医院，井准备出国就医。在他出国前建议组织一次“公民投票”，让人民群众在支持或反对西哈努克的问题上自由地表达。西哈努克说：“朗诺和施里玛达一伙对此感到恐惧，他们既不愿意搞公民投票和召开国民大会，也不愿意搞任何民主协商，让我国同胞在当权的叛逆者和我之间进行选择。阴谋分子们告诉我，他们准备派前首相严森波和前首相、我的叔伯兄弟诺罗敦·康托尔来同我谈判。这主要是要我放弃人民协商，作为交换的是每月发给我终身年金100万瑞尔（相当于10万新法郎）。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勾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谈判对手说：请宽容，让我出去吧！”

正像西哈努克所介绍的，在整个1968年至1969年年底，柬埔寨的局势一直动荡，西哈努克逐步失去对国家事务的实际控制。在美国，尼克松于1969年1月在白宫取代约翰逊，不久，便提出他的战争“越南化”方案。朗诺一施里玛达集团对形势的这种转变感到高兴，因为这表示美国不会完全撤出越南，尼克松拒绝承认失败。因此一度出现的在西贡成立一个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联合政府的前景也消失了。由于尼克松上台、“越南化”、战争的无限期继续，以及西贡阮文绍一阮高其政权的继续存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可以更加公开地推行他们的亲美反中立政策了。

尼克松的顾问们已经使他们相信，“越南化”的完全成功，有赖于充分地削弱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办法是攻击他们的边境根据地，以保证在美国的有限度撤兵期间，不会有“反复”。同时，必须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周围国界”，建立稳定的亲西方政权，使这类政权不致由于在南越的美国军队数量减少而动摇。当然，这类政权将会同美国—西贡司令部合作，来封锁柬埔寨和老挝同南越的边境。大规模地使用美国空军和火力，有可能应付沿非军事区由越南北方通到南方的30英里宽的走廊。只要牢固地封锁通向南方的所有供应线，西贡军队在美国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扫荡南越境内的民族解放阵线部队。

这是华盛顿策者的如意算盘。因此，美国及其在老挝的傀儡军和仆从军，在1969年9月间突然袭击察尔平原，企图封锁老挝同南越的边境。而赶走西哈努克则成为封锁柬埔寨同南越的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