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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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青年投身革命，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1924年底，胡志明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的广州。广东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胡志明来到广州的时候，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这种非常时刻，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面积极参加中国的大革命，一面通过多种渠道，精心地领导着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就在胡志明到广州之前，即1924年9月，在中国的北方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即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集团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之间的战争，胡志明透过这场战争，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控制中国的野心，于是写了《亚洲的一些问题》一文，发表在1925年初出版的第19期《国际通讯》上。在这篇文章中，胡志明抨击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阴谋，赞扬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文章写道：

中国的事变，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与全局即亚洲的总形势攸关的话，就日益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爆发的内战，实际上只是法日和英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比剑而已。

吴佩孚——英美帝国主义的人输了；张作霖——法日帝国主义的人胜了。可是，真正的胜者既不是日本，也不是法国，而是一个幸运的不当任何帝国主义集团的奴才的第三力量。我的意思是指孙逸仙（孙中山）的革命党。

曾几何时，中国的将校们刚放下武器，法国就已要求偿还所谓义和团运动赔款中还欠下来的钱；日本要求割让给它一些通讯基地；美国要求必须执行一个与道威斯计划相似的计划；英国要求管制中国的铁路。回答这些要求，孙逸仙和他的国民革命党，即国民党说：且慢！我们，我们要求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耻辱的退让。总之，中国应该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应该有根据自己的意志解决自己的事务的自由，其它的将来再说吧！

在胡志明来到广州之前，己有一批越南爱国志士在广州进行活动。

1912年，受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潘佩珠等越南爱国士大夫在广州成立了越南光复会，这个组织以“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宗旨。然而，由于脱离了群众、力量薄弱，在几次派人回国组织武装暴动都未能成功的情况下，这个组织便趋于瓦解，正当这个时候，传来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消息。这给潘佩珠很大的鼓舞。他认识到“现时代风潮，已经趋于世界革命”，于是，决心跟上时代的潮流。

1924年，潘佩珠召集在广州的一些原属光复会的越南爱国志士开会，决定取消光复会，成立越南国民党。他们效法中国国民党，制订了越南国民党的章程。

在越南国民党成立之前，在广州还有另一越南人的进步团体“心心社”。心心社是在越南光复会这一组织趋于瓦解，参加光复会的爱国士大夫“或死或被逮捕，或是灰心丧气地脱离了斗争”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这个团体成立于1923年，成员多是一些爱国青年。心心社虽是一个进步组织，但还没有明确的政纲。它的一些成员把暗杀等恐怖手段作为抗法救国的主要形式。1924年6月，心心社派范鸿泰到沙面刺杀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麦尔林，没有成功，范鸿泰却壮烈牺牲。

胡志明到广州后，对上述越南人的两个团体作了一番考察，首先，他分析了潘佩珠所领导的刚刚由光复会改组的国民党，看到了这个组织存在的问题。

1924年12月8日，胡志明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潘佩珠的组织“唯一的目的是收复被法军所侵占的国土，他们没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又很少注意到群众，因而不能形成有力的领导力量”。于是，胡志明多次主动与潘佩珠商讨越南革命问题，建议潘佩珠修改越南国民党章程，深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使越南国民党成为越南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潘佩珠接受了胡志明的建议，并准备在1925年召开会议，讨论修订国民党章程的问题。不幸的是，潘佩珠于1925年5月11日由杭州赴上海准备回广州时，被法国殖民者逮捕，随即押解回越南，改组国民党一事遂告流产。

自从潘佩珠被捕后，胡主席即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改组心心社这个团体上，心心社的成员都是一些朝气蓬勃的爱国青年，胡志明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越南的希望。他多次与心心社的成员进行交谈，向他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从而取得了心心社成员的信任，经过多次耐心做工作，胡志明正式将心心社改组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是越南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革命组织，是越南共产党的前身。

为了加强对青年进行教育，在胡志明领导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它用越南文印刷，从1925年至1927年春，一共出版了88期。在胡志明的具体指导下，《青年》周刊具有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特点。这个刊物的很大一部分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员工会秘密送回越南，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动员越南人民开展抗法斗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培养革命骨干，准备日后起义的训练有素的军政干部，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7年春，胡志明亲自举办了三期特别政治训练班。第一期有学员10人，第二期15人，第三期50多人。胡志明十分重视政治训练班的工作，他认为对干部进行革命思想和道德教育，是建立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的先决条件。因此，在各期的训练班中，胡志明十分注意把越南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同现代工人阶级的彻底革命思想结合起来，对学员进行教育。他把“革命者的人生观”作为训练班的第一课。他向学员们提出这样的道德观：革命者必须勤俭，大公无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纠正缺点和错误，不为名，不为利，不居功骄做，不贪图物质享受，为了国家与民族勇于牺牲，胡志明认为，只有具备了这些品质，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为了把特别政治训练班办好，胡志明十分认真备课，他将自己的讲稿汇编在一起，取名《革命之路》，这个教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中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胡志明在教材中写道：“要革命首先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以便在国内动员和组织群众，在国外联络被压迫的民族和各地的无产阶级。党强大了革命才会成功。正如掌舵的人强，船才驶得好。要使党强大，就必须有马列主义为其指导。党内谁都要了解这个主义，谁都要奉行这个主义。党如果没有主义，就像人没有头脑，船没有罗盘一样。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革命之路》是越南第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它所阐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越南革命的指针。

胡志明在广州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应胡志明的邀请，周恩来、张大雷、陈延年、李富春、彭湃以及领导省港大罢工的一些同志，曾到特别政治训练班讲课，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利用这个条件，胡志明在举办训练班的同时，还挑选了一些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进修，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学习军事、政治。黎鸿峰、黎广达、武鸿英、张云岭就分别是黄埔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学员。后来他们都成为越南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创立和特别政治训练班的开办，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越南革命青年。许多越南青年冲破了法国殖民者设置的重重障碍，或从海路，或从陆路，来到广州，来到胡志明的身边，参加训练班，加入同志会。他们之中有陈富、阮良阴、黄文欢、范文同等，黄文欢是1926年到广州参加胡志明主持的政治训练班的，当时，他和一批越南革命青年，避开了法国殖民当局的哨卡，翻过越中边界的几座山头，来到广西的龙州，再从龙州乘小火轮经南宁、梧州去广州。黄文欢回忆说：“那时候，中越两国的革命者真是志同道合，亲如兄弟。当时政治训练班没有饭堂，我们每天都来农讲所吃饭，常常和中国同志一起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另一名学员黎孟桢回忆说：“训练班结束时，我们都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我们瞻仰了范鸿泰烈士墓，并在墓前宣誓：‘我们即使牺牲生命，也愿为祖国效力。’随后，大部分学员回国。”

胡志明在广州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在越南革命史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为越南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这些骨干在学习结束后，有组织地秘密回到越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革命组织，开展抗法斗争，从而推动越南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1923年底，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各地发展的会员已经有2000人。

而这个时期，在越南国内，工人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从1919年到1929年的10年间，越南工人阶级的人数由10万增至20万，工人群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也在全国各地兴起。如1928年2月，西贡冰厂和堤岸碾米厂工人的罢工；3月，海防法亚石油公司工人罢工；4月，禄宁橡胶园、边水林业公司、海防水泥厂工人罢工；5月，西贡“波戴”公司工人、河内面包公司工人罢工；11月，南定纱厂工人罢工，到1929年，工人运动更加高涨，罢工斗争接连发生，而且波及到了农村。许多地方的农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减轻谣役和租税。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表明越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9年，在越南北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一些成员组成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给自己确定了筹备成立共产党的任务。1929年5月，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香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越南北方代表团，提出了解散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建议。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大会的采纳，北部代表便与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决裂，退出大会，回到越南，于1929年6月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决定另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于是，安南共产党于1929年10月成立，其成员主要是南部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会员。而原来活动于中部和南部属于“新越党”的一部分进步分子，也组成了新越共产主义联盟。这个组织于1926年6月成立，1930年1月改称“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

这样，从1929年下半年起，在越南就有三个共产主义组织各自活动。它们都自认为只有本身才是真正革命的。这三个组织互相攻奸，竞相争夺群众，并且都设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显然，这种情况不利于革命斗争，只有把这三个分散的组织统一成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党，才能有效地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共产国际看到了这种分裂和宗派主义将会给越南的革命带来的危害，及时地向越南各个共产主义组织发出了一项重要指示。指示说：“当工农群众运动正在日益发展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对印度支那的前途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全体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是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一个具有印度支那的群众性质的党”。

随后，胡志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29年10月由泰国赴中国香港，准备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和东南亚司负责人的资格召集会议，将越南的三个共产主义组织统一成一个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在香港的秘密组织的帮助下，“统一会议”于1930年2月3日在香港九龙城举行。在胡志明的直接领导下，各个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经过认真的讨论和协商，最后一致同意把三个共产主义组织合并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取名为越南共产党①。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上，根据胡志明的指示，通过了一项越南共产党的简要的政治纲领，政纲指出，越南的社会特点是被法帝国主义统治的社会，法国资本家投资到越南，国内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