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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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

　　　　反有灌溉之利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

　　　　是有利无害的。

　　　　至于猛兽，恰好是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

　　　　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

　　　　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

　　　　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

　　　　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

　　　　这一期的刊物正好轮到胡适主编，所以他还在后面加了一段附记说：“这是蔡先生替北京英文《导报》增刊而写。我们因为这篇文章是现在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的意思，故把他的中文原稿登在这里。”

　　　　邓中夏感叹地说：“凭蔡先生的地位和声望，能发出这样的声音，着实不易。哎！如果我们下一步建党的话，把蔡先生也拉进来如何？”

　　　　罗章龙是个湖南小个子，前不久还与毛泽东在北京联手发起“驱张”运动。毛泽东这次来京公开了与杨开慧的关系，但不幸的是杨昌济教授却在一月中旬病逝又是蔡元培出面为他举办丧事，还在北大为亡友征集膊赠。罗章龙“五四”期间为响应陈独秀的行动理论，专门成立过行动小组，思想比一般人成熟的多。见他冷静地分析道：

　　　　“蔡先生同情劳苦大众和社会主义，在上层社会里，他的政治态度是居中偏左的。但目前还只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与他谈共产主义还为时过早。”

　　　　张国焘俨然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信徒，在棉袍上缝了两只大口袋，左边装着本德文版的马克思，右边插着本俄文版的列宁，整日在校园内晃荡晃荡。他显然比他俩更有谋略，有点自作聪明地建议道：

　　　　“现在的北大，是新旧思潮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我们要利用蔡元培的影响和保护伞，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打出去，把无产阶级政党尽快建立起来。”

　　　　正在这时，李大钊带着那位李鸿章的孙子李平原进来这位平原公子好像对政治也很感兴趣，先是组织了北大雄辩会，老是要为他爷爷的洋务运动正名和辩论。去年6月3日这天，又和张国焘、瞿秋白等学生因学潮一起被军警拘禁。最近又迷上了马克思的学说，硬磨着加入了研究会。刚才他俩去找了蔡校长，想在5月1日那天，在北大举行一次“五一”纪念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庆祝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

　　　　“蔡先生能同意”张国焘不无担心地问。

　　　　李大钊浩然一笑，敬佩地点了下头，说：“我们开始也有些担忧，怕老是集会让他为难。没想到蔡先生沉思片刻，面含春风地说，这个会我支持。在这个精神劳动的纪念日里，我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能与劳工为伍，能尽快化成劳工的一分子。这也是我提倡平民教育的理想呀！”

　　　　“亢慕义斋”里爆出一阵喝彩声，李大钊激情澎湃地拿起一支毛笔，铺开纸写下了八个遒劲的大字——

　　　　“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5

　　　　《北京劳工宣言》：今天是世界劳动者争得八小时的纪念引我们应该

　　　　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大庆祝一下才是。从今以后，有工大家做，有饭大

　　　　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军人、道士、和尚、盗贼、娼妓、流氓、

　　　　乞丐都要驱逐净尽。我们要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统统收回，自己

　　　　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剥夺了去！

　　　　今天一早，大街上布满了军警的马队，如临大敌般地盯着两辆示威游行的大卡车。卡车上插满了书有“劳工神圣”、“资本家的末日”等字样的红旗。北大学生何孟雄等八位工读互助团的团员，不断地在车上向围观的市民高呼过激的口号。当车驶近总统府时，车上突然撒下几千份《北京劳工宣言》。军警中一名小头目捡起一看，慌忙下达了逮捕令。凄厉的警笛尖叫着驱散了围观的市民，马队以迅猛之势包围了汽车。只见何孟雄眼睛发红地命令司机强行突围，一边振臂高呼口号：

　　　　“抗议军警迫害！纪念国际劳动节无罪！”

　　　　那位司机也是工读互助团的骨干，接令后一脚踩足了油门，汽车野马般地向前直冲而去，一下撞倒了几匹战马，有位警察惨叫一声在轮下丧命。

　　　　这还了得，军警们一拥而上，那位司机也慌了神色，把车停了下来。何孟雄等八人连同司机当场被捕。

　　　　而在北大二院的礼堂里，李大钊主持的纪念大会正在隆重召开。李大钊站在台上演讲，语气像一位充满憧憬的诗人：

　　　　“我们希望诸位常常纪念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让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吧！”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校役夜班的工友抬起了头，平民夜校的穷学生也抬起了头，还有许多工读互助团和北大的学生也噙着热泪，高仰起充满希冀的脑袋。我们渴望光明、渴望平等、渴望人的生活，我们的渴望已如地火，焦灼地积压了无数个世纪。黑暗中引路的明灯呵！你在哪里？你真的能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地方去

　　　　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李平原等人捧着新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新青年》杂志，散发给五百多位到会者。两本刊物都出版了“纪念劳动节专号”，《学生周刊》上还有“劳工神圣”。“劳动者的胜利”、“资本家的末路”等四幅漫画插图。而《新青年》上也同时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和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还有孙中山、蔡元培和九位名不见经传工友的题词。蔡元培题写的四个大字仍然是“劳工神圣”。

　　　　正当邓中夏带着平民教育演讲团准备分五组上街时，突然门外涌进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会场气氛一下子僵住

　　　　只听见军警背后传来一声叫喊：“蔡校长来了！”

　　　　黑压压的军警自动闪出一条通道，蔡元培神情肃穆地步入会场，人群中爆出一阵欢呼声。蔡元培穿着一身褪色的棉布长袍，方正的颧骨上闪烁出圣人般的静气。他沉稳地环视了一眼会场，缓缓地走上讲台。所有的眼睛都投向了这位一校之长，关注着他的眼神、表情和一举一动。他沉稳地倒转脑袋问李大钊：

　　　　“你的演讲完了”

　　　　见李大钊点了下头，蔡元培有力地挥动了一下右手，嗓音平静地宣布道：

　　　　“今天的纪念大会到此结束。解散！”

　　　　人群欢呼着涌向门外，军警们傻眼了，一场冲突眼看着被蔡元培化解

　　　　当整个会场只剩下他俩时，李大钊的眼眶潮湿只见蔡元培的额角又渗出豆粒大的冷汗，一双手死命地护住发痛的胃部。他忍不住上前扶住了这位浑身瘫软的长者，艰难地走了出来。

　　　　6

　　　　暑假里的一天中午，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蝉鸣不绝。张国焘带着天津巾帼领袖刘清扬，来到陈独秀寓所。陈独秀见刘清扬眉目清秀，举止娴静，以为是他的女友，便大大咧咧地开起了玩笑。张国焘红了脸，连忙解释道：

　　　　“我们是受北京学联委托去南洋募捐的呀。”

　　　　另外的话他只能单独说，离京之前，李大钊专门托他找陈独秀，了解一下上海建党的事。

　　　　陈独秀先在外面安排好刘清扬的住宿，就留张国焘住自己楼下，和李达一间房。自己和夫人高君曼住在楼上。这幢老式石库门房子还是柏文蔚让给他的，柏氏已迁到新渔阳里居住。进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张，椅子数把，壁间挂有大理石嵌屏四幅。

　　　　张国焘喜欢交际应酬，性格和李达不一样，有时很晚才回来。有一夜他又回来晚了，高君曼以为他谈恋爱去了，就和他开玩笑说：

　　　　“张先生是轧马路去了吧？”

　　　　张国焘连忙摇头：“哪里，哪里。”他确实没有去轧马路，不过心里早已对刘清扬有了意思，刘清扬似乎没有看中他，却对北大教师张申府暗生了恋情。

　　　　陈独秀仍然很忙，先是和章士钊等人筹办西南大学，最后一筹莫展。又要独自编《新青年》，还到处约人谈话，研究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几天下来，张国焘有点佩服陈先生尽管很忙，生活却忙中不乱，很有规律。他上午写作，中午尽可能要睡一会，下午或应酬来客或出门社交，晚上再接着写文章，精力实在过人。

　　　　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家中来了一位俄国客人。来人是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金斯基，陪同前来的翻译是俄籍华人杨明斋。

　　　　“陈先生，这里有李大钊先生的信。”见面时，带着山东口音的杨明斋递过来一封信。看样子他要比陈独秀小一点，约莫三十八九岁。

　　　　“哦！是守常介绍来的。”陈独秀狐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一边让坐，一边急切地看起信来。

　　　　“李先生还是柏烈伟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呢！”杨明斋估计陈独秀认识这位北大的俄籍教授。

　　　　“好啊，欢迎，欢迎。”陈独秀满面春风地忙着上茶敬烟。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这位化名吴廷康的维金斯基来沪的目的。他们是想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尽快在中国建党。显然，这位老朋友是一直把自己看成领袖人物的。俄国客人一到上海又先来找自己，这使他觉得很有面子。

　　　　“请问，你们一起来了几位？”陈独秀说话时，礼貌地对这位俄国人笑了笑。对方忙咧了咧嘴，他那双冷峻的鹰眼一直注视着陈独秀。

　　　　杨明斋忙说：“吴先生的秘书马马耶夫和夫人都留在北京，想协助李先生在北方建党。”

　　　　“看来你们对中国的情况很熟悉？”

　　　　“不，我们是从少数俄侨口中听说《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

　　　　说话时，杨明斋欠了欠上身，看得出他对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很尊重。

　　　　“陈先生、李先生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突然，吴廷康用生硬的中国话插了一句。陈独秀充满敬意地眨了眨眼，他没想到这位俄国人还会讲华语。他发自内心地感叹了一声，说：

　　　　“我和李先生讨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这次二位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张国焘正将藤椅移到门外，手里摇着芭蕉扇，悄悄地听着楼上的谈话。李达说杨明斋以前来过，这位俄国人倒是第一次看见，说完又回屋里埋头写作去陈独秀正在谈起俞秀松和罗亦农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谈起陈望道刚刚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谈起李达正在筹备的《共产党》月刊，谈起戴季陶的那份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杂志。维金斯基听说这些人都住在渔阳里附近，就饶有兴趣地提出想分别见见他们。

　　　　两位客人走后，陈独秀还谈兴未尽，拉着张国焘来院子里乘凉。陈独秀说：

　　　　“你回北京后，就和守常、申府一起，尽快把北京小组成立起来。我们上海小组，这个月就成立”

　　　　张国焘听得热血沸腾，一把拉住对方的手：

　　　　“可惜我还不是共产党。”

　　　　“不要紧，我会建议他们考虑的。”

　　　　张国焘是八月底赶回北京的，临走时，陈独秀托他带了一封信。李大钊看完信后觉得事关重大，就和张申府在“亢慕义斋”讨论起来。

　　　　李大钊沉思着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说：“仲甫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金斯基的意思，各国共产党名称可以不一致，不必强求。记得俄国以前是叫社会民主工党的，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我的意见就叫共产党吧。”

　　　　“仲甫担心戴季陶、张东苏不愿意用共产党的名称。”

　　　　张申府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着陈独秀的信一边说。他最近去过趟上海，陈独秀的意思，如果想争取戴秀陶、张东苏等人在党内，能否不叫共产党。

　　　　李大钊注视着墙上的马克思像，坚毅地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们要是真不满意共产党的名称，那是留不住的。”

　　　　“好！我给仲甫回封信，就定下来叫共产党吧！”

　　　　其实张申府也知道，戴、张等人只是找借口罢

　　　　李大钊又谈到陈独秀对张国焘的评价，说：“仲甫对张国焘印象不错，是不是先把他吸收进来？”

　　　　张国焘当时是北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