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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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新落成的北大红楼，终于像一位迎接新时代的斗士，顶着漫天的风雨，矗立在沙滩前沿。蔡元培很快对校区作了重新部署，决定将文科各系和图书馆迁进新楼办公。

　　　　就在这个金风送爽的九月里，一天上午，红楼门前出现了一位高大而秀气的布衣青年。他一路风尘地从湘江边走来，虽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带着那种乡间知识分子特有的矜持和怯生感，闯进了京城。他终于惊讶地抬起头，打量起这座中西合壁的大楼，觉得这是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庞大的新建筑。他有点紧张地从蓝布衫里摸出那封推荐信，发现手心里满是冷汗。那些高楼里的老爷和学者们，真会恩赐给他～份谋生的差事

　　　　他终于敲响了一楼东南角的图书馆主任室。门开了，走出一位气宇轩昂的学者。他就是李大钊，目光炯炯，气息饱满的方脸上蓄着一对浓黑的八字胡。

　　　　进屋寒暄几句，李大钊便问起来意，年轻人慌忙递上恩师杨昌济的信。杨昌济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应蔡元培的邀请，已于今年六月举家迁居北京，现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趁李大钊读信之机，年轻人贪婪地注视起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人物。还在两年前，他就从《新青年》里拜读了那篇激情澎湃的《青春》。当时就和好友蔡和森、罗章龙面对岳麓山发下誓言：

　　　　“是的，我们要立一理想，背黑暗而向光明。今后的一言一行，都要合此理想！”

　　　　李大钊从信中得知他叫毛泽东，是读了五年半师范的高材生。这次来京专为二十几位湖南学生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之事。他是杨先生的高足，因无意去法国，想来北大找一份工作，顺便“旁听”些课。

　　　　李大钊对早年留英的杨昌济颇有好感，他教的伦理学很受学生欢迎。他见毛泽东有些腼腆，也有点局促不安，那张脸还带点女人的面相，便宽厚地笑

　　　　“你现暂住何处？”

　　　　“唉！我是身无分文闯天下，还暂时栖身在杨先生家里。”

　　　　看来他是位个性很强的人，面对生存的窘迫，无奈地垂下了头。

　　　　李大钊的心渗出一丝同情，他很想帮助这位穷困的青年人：

　　　　“你想来做些什么”

　　　　毛泽东的心一亮，似乎看到了希望。他鼓起勇气，说出了与几位朋友商量多日的奢望：

　　　　“听说北大流行雇用工人在课后擦地板扫地，即可得些工钱，又可抽空听课。不知先生能否向蔡校长引荐一下？”

　　　　他话还没说完，先被李大钊爽朗的笑声打断

　　　　李大钊沉稳地拿起桌上的皮包和信，含蓄地说：

　　　　“堂堂师范生，做清洁工未免大材小用我倒有个更好的主意，走！我陪你去见了蔡校长再说。”

　　　　他带著有点受宠若惊的毛泽东转到了校长室门前。这是一座清代的大院，毛泽东见门外还有校警站岗，觉得为自己这点小事惊动了名扬海内的蔡元培，倒开始有点不安

　　　　李大钊让他在会客室里等，自己先进去没多久，就乐呵呵地走出来，扬扬手说：

　　　　“你可以进去了，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事后我们再碰头。”

　　　　这就是以仁慈宽厚出名的蔡先生？见他仰坐在案前的靠椅里，抬起那张颧骨方正的脸，沉默不语地注视起自己。毛泽东开始不知所措了，面对着这位敬仰多年的大教育家，他突然有点敬畏地走到房子中间，弯下瘦长的身体，向蔡先生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大礼。这在他短暂的人生经历中，好像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蔡元培示意他入座，语音温和地说：

　　　　“你想来北大工作，能否先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志向”

　　　　他说完便缓缓地起身，从茶几上摸出一罐茶叶，亲自为他彻了一杯热茶。

　　　　毛泽东慌忙起身接住，眼眶已开始湿润起来。面对着这位慈父般的精神领袖，进门时那颗绷紧的心一下释然他像找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觉得有许多心里话急于想倾诉。虽然他的一口湖南话不太好懂，但蔡元培却听得很仔细。渐渐地，他的目光泻出了一种欣赏之意。

　　　　毛泽东简单地回忆起这些年的人生经历，真诚地说：

　　　　“也许是受杨先生影响，在我求学时，您翻译的那本《伦理学原理》，就被我爱不释手地翻阅了好几年。记得书上密密麻麻地注满了我大约一万两千多字的心得和批语，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我们还发起了新民学会，与同学约法三章：不谈金钱，不谈男女私事，不谈家务琐事。为了强调德智体‘三育并举’，还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坚持在冬天洗冷水浴，与同学少年壮游三湘大地，考察民间疾苦，读天下无字之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蔡元培欣喜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觉得这是他所见的青年中难得的大造之人。当即摸出一张八行笺，提起笔写下了一份决定毛泽东人生转折的便条。当毛泽东微颤地接过时，眼泪突涌而出。

　　　　从此北大又多了一位没有注册的旁听生。

　　　　守常先生大鉴：

　　　　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

　　　　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蔡元培即日

　　　　当时杨昌济家住在鼓楼后面的豆腐池9号，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小院，前院南房三间，靠东一间腾出来暂时给毛泽东和蔡和森住。毛泽东兴冲冲地一进屋，见家中没人，只有杨开慧在等他消息，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开慧对他已暗生恋情，见他跑得满头大汗，忙去绞来冷毛巾，踮起脚尖为他擦汗。毛泽东俯下身子，面对着那娇美的脸和她白皙的脖颈，以及少女鼻息里诱人的气息，突然激动地拥住了她。杨开慧脸色绯红地挣脱开来，娇嗔地回眸一笑，说：

　　　　“今天你可是一举两得呀！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能保证真心爱我一辈子”

　　　　毛泽东一愣，他今年已二十五岁还从来没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他想了想，终于挺郑重地点了点头。

　　　　两人又亲热地依偎在一起，喃喃地议论起美好的未来。

　　　　北大图书馆终于又多了一位说湖南话的管理员。他的工作之一是在一张三屉桌前，登记前来看报的人员名单。身后是一间很大的阅览室，摆着长长的桌子和许多椅子。他非常注意来者的姓名，急于想结识一些名流和大学者。机会终于来了，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快下班了，大楼里已人迹稀少。这时，匆匆拥来一批年轻人，为首者是一位戴眼镜的胖子。见他在登记本上飞快地签完名，连眼都没朝毛泽东正视一下，就进门而去。毛泽东低头一看，欣喜地差点叫出了声：

　　　　“是傅斯年！”

　　　　紧接着，本子上又出现了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康白情、毛子水、范文澜等一大串响当当的名字。

　　　　他们好像不是来看报的，而是找这清静之地商量《新潮》的办刊宗旨和创刊号的稿件。他们围坐在长桌两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毛泽东侧耳静听，羡慕地注视着每个人的表情和发言。还是傅斯年果断，三言两语就把要点讲清楚了：

　　　　“蔡先生已为我们书写了刊名，并批准每月拨二千元作办刊经费。我考虑了很久，觉得该杂志的宗旨应该有三点。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词。不知诸位意见如何？”

　　　　青年人个性都很强，一下子又提出了许多建议。毛泽东顿时来了兴趣，他想起今年四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见都是同龄人，便大胆地站起来开始了插话。

　　　　没想到他还没说完一句话，傅斯年就恼怒地问罗家伦：

　　　　“这人是谁？说一口难听的湖南土话。”

　　　　罗家伦不屑地回转身，教训起毛泽东来；

　　　　“记住！你的工作就是管好登记本，没看到我们正在谈正事少来打岔！”

　　　　最可鄙的还是那位毛子水，冷冷地刺来一句，令毛泽东犹如万箭穿心，面色顿时苍白起来。

　　　　“哼！也不看看自己身份，这里轮得上你说话”

　　　　毛泽东是何等自尊之人，在湖南一师时他是公认的学生王，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他那有力的手掌终于愠怒地折断了那支铅笔，“啪！”地摔门而去。

　　　　范文澜因经常来图书馆，与毛泽东较熟，慌忙赶出来一把拉住了他，好言劝慰道：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青年人容易冲动，千万不可当真呀！”

　　　　毛泽东愤愤然一甩手说：“我总算领教了‘新潮社’老爷们的民主和平等，记住，我这一辈子都发誓不改湖南腔！”

　　　　因下班时间未到，他只好在门口来回徘徊。当里面散会时，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讨好地向这位倔强的工友点头致歉。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经范文澜一提醒，他大度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摇了摇说：

　　　　“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唉！我们实在太忙听说你在《新青年》还发过文章咱们今后抽空再聊吧！”

　　　　毛泽东和蔡和森此时已搬出杨家大院，与湖南学生租了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一座简陋小院。由于八个人挤在一起睡觉，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每人只能占一块方砖宽的地方，常挤得筋骨发酸。夜里有事起来，还要轻声招呼左右的人。那天他回去一说，众人都很气愤。觉得就连堂堂的北大，都如此等级森严，更何况其他学校

　　　　在这个秋凉如水的月夜，毛泽东却失眠他抽着烟来到院子里，见房东大嫂的东房还亮着灯。这是一位很腼腆的中年妇女，发现湖南人不会做面食，常闹笑话，就动手教他们做饭。他是个特别敏感的人，又想起了一件不算愉快的小事。

　　　　毛泽东在读书时就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听说胡适以《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编了本专著，还请蔡元培写了评价很高的序文，准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哲学系研究所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讲座，请胡适谈谈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毛泽东也欣然赶去旁听。这次讲座办得很活跃，由留校的第一批研究生冯友兰主持。

　　　　冯友兰相貌堂堂，有点正人君子的味道。他的发言令毛泽东大开眼界，从心底里佩服胡适治史的那种革新精神。

　　　　冯友兰说话时胡适就坐在旁边，左手托着下巴，面露得意之态。

　　　　“胡先生以前的哲学家们，无论有没有新的哲学思想，著书时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的。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胡先生的这部书，却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胡先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胡先生的革新精神在史学中的自然流露。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全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守旧的人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读古书写文言文的人。不料提倡白话的胡先生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绝不让于清代的乾嘉学者。这无疑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也更增加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胡适见好话都被这位学生说完了，就换了个话题谈起实证主义，还透露了杜威明年要访华的消息。最后，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题。毛泽东就举起手提了个问题，好像是问杜威的实证主义与他这部书的关系。也许又是听不懂他的乡下话，也许因为自己是个没有注册的旁听生，反正胡适飞快地问清了他的身份后，就又管自己滔滔不绝地演讲下去。临别时，他热情地一一与人握手，包括自己，却一句不提刚才的事。

　　　　毛泽东怅然长叹了一声，悟清了一个道理。夜空中，他把目光投向了苍茫大地，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中国的所谓名流学者，一旦成为权威就以救世主自居。对待下等人，就会拿出地主对待佃农的腔调。唉！翻开几千年的史书，居然没有一本书是为我们的农民写的。可是这帮贵族老爷们恰恰忘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是个农业国家我今后一定要为农民写一部拯救他们出苦海的大书！”

　　　　果然，他在半年后返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豪迈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发出了史诗般的宣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如果追溯起这种狂飙突进的激愤情绪，可能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