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第8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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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燕秦结盟，太子丹在秦为人质。
10．太子丹主谋，策划荆轲刺秦。
11．秦军攻燕，燕代联军抗秦大败，燕王喜逃亡辽东。
12．燕王喜杀太子丹献于秦国。
13．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攻辽东，俘获燕王喜，燕国灭亡。
从历史的大足迹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代，燕国是平定散淡的，是没有大作为的。春秋之世，则曾经有过两次方向不同的变化迹象。第一次，是燕庄公时期偏离召公德政，被奉行“尊王攘夷”的齐桓公遏制，应该说，这次变化是趋于进取的，是力图靠拢潮流的。第二次，则是燕嫠公进攻新生的齐国，应该说，这是燕国面对新生地主族群取代老贵族诸侯的潮流，内心所产生的不满与躁动，是逆潮流的一次异动。
战国之世，兴亡选择骤然尖锐化，燕国面对古老的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的夹击，表现出一种极其独特的国家秉性。其总体状态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企图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激烈的利害冲突，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明显的迂腐，形成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另一方面，在变革内部体制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面前，则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便浅尝辄止。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造成了极为混乱的自相摧残。王道迂政带来严重的兵变内乱，变法所积累的国家实力轻而易举地被冲击得荡然无存；变法势力因不能与迂政传统融合，随即纷纷离开燕国，短暂的变法迅速地消于无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于是，国家屡屡陷入震颤瘫痪，国家灾难接踵而来。司马迁的说法是：“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
战国时期，最能表现燕国王道迂政的是四大基本事件：
其一，反复无常的邦交之道。
其二，搅乱天下的禅让事件。
其三，强兵复仇而一朝瓦解的破齐事件。
其四，长期挑衅强邻的对赵消耗战。
先说邦交之迂。
秦国变法后，骤然崛起为最强大国家，使战国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此之时，山东名士苏秦倡导六国合纵抗秦的邦交战略。从历史主义的高度看，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精英之士个人推动实现的外交大战略。苏秦推行合纵，首先瞄准的最佳发动国是中原三晋中的赵国。原因只有一个，秦国东出，三晋首当其冲，而赵国在三晋之中最硬朗。但是，种种原因，赵国却拒绝了苏秦。需要关注的是，苏秦在首说赵国失败之后选择了燕国。苏秦为何放弃了继续以直接与秦国对抗的魏国、韩国为说服对象，而选择了距离秦国最远的燕国做突破口？从《战国策》所记载的苏秦说燕王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秦国成为超强大国而对山东构成巨大威胁的大形势下，燕国在山东六国中具有最明显的邦交战略失误。这个失误，恰恰是对秦国威胁完全不自觉。
苏秦点出的事实，具有浓烈的嘲讽意味：“……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国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以赵为蔽于南也！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所以不犯难也……秦之攻燕，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计无过于此者！”苏秦所讽刺的这种“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国式的政治迂阔症。这种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状便是没有清醒的利益判断，时时事事被一种大而无当的想法所左右，邦交经常地摇摆不定。历史的事实是，虽然燕文公这次被点醒，但其后不久，燕国立即退出合纵而与秦国连横，重新回到“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阔老路上去了。再后来的燕国邦交，更是以反复无常而为天下公认，获得了“燕虽弱小，而善附大国”的口碑。也就是说，燕国邦交的常态，是选择依附大国而不断摇摆。春秋时期，这种摇摆主要表现在附齐还是附晋。战国时期，燕国的摇摆则主要表现于对遥远的大国（楚国秦国）时敌时友，而对两个历史渊源深厚的邻国（齐国赵国）则刻意为敌。乍看之下，这种邦交貌似后来秦国奉行的极其有效的远交近攻战略，似乎是英明的强国邦交战略。但是，可惜燕国不是强国，更不是要自觉统一天下的强国。燕国的远依附而近为敌，更实际的原因在于迂阔的王道精神，在于老牌王族诸侯的贵胄情结——齐国赵国是新地主国家，与我姬姓天子后裔不能同日而语！这种对实际利害缺乏权衡而对强大邻国的“身世”念兹在兹的国家嫉妒，导致了燕国邦交的长期迂腐，也导致了几次行将灭亡的灾难。
再说禅让之迂。
燕国任用苏秦首倡合纵之后，地位一度得到较大提高。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燕国发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从而导致了一次最严重的亡国危机。这个事件，便是燕王哙的禅让事件。燕易王之后，继位者是燕王哙。列位看官留意，大凡没有谥号而直呼其名的国君，不是亡国之君，便是丧乱之君，总之已经丧失了追谥的宗庙条件。这个姬哙，与后来亡燕的姬喜，是燕国历史上两个没有谥号的君王。姬哙之所以历史有名，便是因为在位期间做了这一件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禅让国君之位。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严重内乱持续了五年之久，是燕国“几亡者数矣”中最具荒诞性的一次亡国危机。事件的经过，都在本书第二部《国命纵横》中备细叙述了。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是燕王哙的迂阔与整个荒诞事件如何生成。《史记》、《战国策》与《韩非子》都记载了这次事件的四个关键人物的关键言论很能说明一问题。
第一个关键人物，当然是姬哙。从他与其他臣子的应对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哙最关注的是两件事：一则是如何使自己成为圣王，二则是如何使燕国像齐国一样王天下。应该说，姬哙的动机无可厚非。但是，在变法强国成为潮流的时代，姬哙没有想如何搜求人才变法强国，却一味在圣王之道上打圈子，不能不说，这是燕国的迂政传统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子之。《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子之一次权术行为：“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日：‘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门外），回报日：‘有。’子之依此知左右之诚信。”后来的赵高指鹿为马以测试同党，完全与子之权术相同。这件事可以看出，子之并非是商鞅乐毅那般具有治国信念的变法人士，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权术人物。后来，子之当政而国家大乱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个关键人物是苏代。苏代是苏秦的弟弟，入燕后与子之结盟，成为促成子之当政的关键人物之一。苏代促成姬哙决策重用子之的言论，《史记》的记载是：苏代出使齐国归来，姬哙问齐王其人如何？苏代回答说，必不能成就霸业。姬哙问，为什么？苏代回答说，齐王不信其臣。苏代的目的很明显，“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显然，这是一笔很不干净的政治交易，苏代骗术昭然。《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相对详细，苏代着意以齐桓公放权管仲治国而成就霸业为例，诱姬哙尊崇子之，姬哙果然大为感慨：“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可见，苏代促成姬哙当权的方式，具有极大的行骗性，说苏代在这件事上做了一回政治骗子，也不为过。而姬哙的对应，则完全是一个政治冤大头在听任一场政治骗术的摆弄，其老迈迂阔，令人忍俊不能。
第四个关键人物是鹿毛寿。此人是推动姬哙最终禅让的最主要谋士，其忽悠术迂阔辽远，绕得姬哙不知东南西北。鹿毛寿对姬哙的两次大忽悠，《战国策》与《史记》记载大体相同。第一次提起禅让，鹿毛寿的忽悠之法可谓对症下药。鹿毛寿先说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尧让许由，许由不受。于是，“尧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尧名实双收，既保住了权力，又得到了大名。无疑，这对追慕圣王的姬哙是极大的诱惑。之后，鹿毛寿再摆出了一个诱人的现实谋划：“今王以国相让子之，子之必不敢受；如是，王与尧同行也！”姬哙素有圣王之梦，叉能名实双收，立即认同．将举国政务悉数交给了子之。显然，这次交权还不是子之为王。于是，过了几多时日，鹿毛寿又对姬哙第二次忽悠设谋。鹿毛寿说，当初大禹禅让于伯益，却仍然教太子启做了大臣。名义禅让，实际上是教太子启自己夺位；今燕王口头说将燕国交给了子之，而官吏却都是太子的人，实际是名让予之，而太子实际用事（掌权）。显然，这次是鹿毛寿奉子之之命向姬哙摊牌了，忽悠的嘴脸有些狰狞．大约姬哙已经有了圣王癖，或者已经是无可奈何，于是立即作为．将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印（任免权）全数交给了子之。之后，姬哙正式禅让。“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反）为臣。”
在治国理念与种种政治理论都已经达到辉煌高峰的战国之世，一个大国竟然出现了如此荒诞的复古禅让事件，其“理论”竟然是如此的迂阔浅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禅让活剧，之所以发生在燕国，而没有发生在别的任何国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国的王道传统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风。燕国君臣从上到下，每每不切实际，对扎扎实实的实力较量感到恐惧，总是幻想以某种貌似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利益冲突，而对真正的变法却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这种虚幻混乱的迂政环境，必然是野心家与政治骗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国度。
再说燕国破齐之迂。
燕国最辉煌的功业，是乐毅变法之后的破齐大战。对于燕昭王与乐毅在燕国推行的变法，史无详载。从历史实际进展看，这次变法与秦国的商鞅变法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方面只能是休养生息、整顿吏治、训练新军几项。因为，这次变法并没有触及燕国的王道传统，更不能说根除。变法二十八年之后，燕国发动了对齐国的大战。乐毅世称名将，终生只有这一次大战，即六年破齐之战。燕国八百余年，也只有破齐之战大显威风，几乎将整个齐国几百年积累的财富全部掠夺一空。否则，燕国后期的对赵之战便没有了财力根基。但是，破齐之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什么强大的燕军能秋风扫落叶一般攻下七十余城，却在五年时间里攻不下最后的两座小城而致功败垂成？世间果然有天意么？
历史展现的实际是：在最初的两次大会战击溃齐军主力后，乐毅遣散了五国联军，由燕军独立攻占齐国；一年之内，燕军下齐七十余城，齐潘王被齐国难民杀死，齐国只留下了东海之滨的即墨与东南地带的莒城两座小城池。便是这两座城池，乐毅大军五年没有攻克，最终导致第六年大逆转。战争的具体进程，本书第三部《金戈铁马》有详细叙述，不再重复。我们的问题是：五年之中，燕军分明能拿下两城，乐毅为什么要以围困之法等待齐国的最后堡垒自行瓦解？后世历史家的研究答案是：乐毅为了在齐国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缓和了对齐国的最后攻击。
《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有三国学者夏侯玄的一段评判云：“……乐毅之志，千载一遇……夫兼并者，非乐毅之所屑，强燕而废道，非乐毅之所求……夫讨齐以明燕王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乐毅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獒（毙）……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勇者义著，邻国倾慕，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虽二城几于可拔，而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毅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拔城而业乖也！……乐毅之不图二城，未可量也！”
我们得说，夏侯玄的分析完全切中燕国实际。
但是，夏侯玄的评论却比燕昭王与乐毅更为迂阔。夏侯玄之迂阔，在于将燕国攻齐说成一开始就很明确的彰显王道的义兵，且将其抬高到不是以利害为目标的道义战争而大加颂扬，“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