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第10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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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一屠，关中精华人口几乎丧失殆尽。
《史记·项羽本纪》对项羽入秦的作为记载是：“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项籍为从长（纵约盟主），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高祖本纪》的记载是：“项羽遂西，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三处皆有屠咸阳，可谓凿凿矣！自春秋战国至秦末，史有明载的大规模战争掳掠，只有两次：一为乐毅灭齐之后，二为项羽入关之后。与项羽的全面酷烈暴行相比，乐毅实在已经算是仁者了。乐毅尚能自省，掳掠只以财货劳力为大体界限，从未屠城。后期，乐毅更欲以仁政化齐。项羽不同，暴行十足而彻底，其残酷暴虐，远远超过此前此后的任何内乱动荡与外患入侵。
这一年的冬天大干大冷，整个关中陷入了一片死寂。
上天欲哭无泪，年年隆冬雪拥冰封的关中，没有一片雪花飘落。红霾一冬不散，天空大地终日雾蒙蒙烟沉沉血红无边，残破的村社，荒芜的农田，尽行湮没在漫天红尘之中。春天终于来了，却没有丝毫的春意。空旷的田野没有了耕耘，泛绿的草滩没有了踏青，道中没有车马商旅，城垣没有人口进出，座座城池冷清不堪，片片村社鸡犬不鸣。整个大咸阳，整个关中平野，都陷入了无以言说的悲凉萧疏。
诸侯们不敢与江东楚军在掳掠中争多论少，分得的财货妇女远远少于项羽军。一个奇异干冷的冬季，已经使诸侯军在关中难以为继了。开春稍暖，诸侯们便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先行退出了关中。项羽眼见大秦数百年之财货妇女，已经全部东流，关中业已变成了萧疏残破的原野，咸阳变成了杳无人迹的空谷，自觉了无生趣，遂决意东归了。
此时，有人进言于项羽，说了一通关中的好处，劝项羽都关中以霸。项羽却俨然一个出海成功的海盗，得意而又慨然地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于是有了那则“沐猴而冠”的恐惧骂辞。项羽眼皮也不眨，便索拿烹杀了那个敢骂他沐猴而冠的士子。然则，项羽却由此而隐隐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只要大咸阳冰冷地矗立着，秦人迟早都会复仇。既然自己不在关中立足，大咸阳便决然不能留在关中，否则，无论何方势力进入关中，都将是后患无穷。
决意东归之日，项羽下令纵火焚烧咸阳。
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野蛮的毁灭之火。
犹带寒意的浩浩春风中，整个大咸阳陷入了无边的火海，整个关中陷入了无边的火海。巍巍皇城，万千宫室，被罪恶的火焰吞噬了；苍苍北阪，六国宫殿，被罪恶的火焰吞噬了；阿房宫，兰池宫，穷年不能尽观的无数壮丽宫室，统统被烈火吞噬了。大火连天而起，如巨浪排空，如洪水猛兽，一片又一片，整个关中连成了火的汪洋，火的世界。殿阁楼宇城池民房仓廪府库老弱生民猪羊牛马河渠田畴直道驰道，万千生命万千民宅，统被这火的海洋吞没了。赤红的烈焰压在半天之上，闪烁着妖异的光焰，烧过了春，烧到了夏……
这是公元前206年春夏之交的故事。
三年之后，刘邦军再度进入关中，大咸阳已是一片焦土。
两千余年之后，大咸阳已经成为永远埋在地下的废墟。
然则，那个伟大的帝国并没有就此泯灭。
帝国的永恒光焰，正时时穿越时空隧道，照亮着我们这个民族脚下的道路。
（全书终）
祭秦论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公元前207年秦亡，至今岁，两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甘苦共尝中拓展延伸，已经由我们在《大秦帝国》中走过的铁器农耕文明，进境为工业文明与科学文明之交会时代了。然则，文明的进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人还是人，人类还是人类，国家还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先民曾经反复论争的人性善恶、法治人治、变革守成、贫富差异等等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出现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密集，使种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多元，更为全面。我们在高端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
我们的脚步，依然是历史的延续。
回首历史而探究文明生发演变之轨迹，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绵延相续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着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远意涵。对于在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冲突中不断探索未来之路的整个人类，有着建设性的启迪。深入探究足迹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文明史，其根基点，无疑在于重新开掘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内涵。
深刻认知我们这个民族在文明正源时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状态及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并从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历史高度，给予正确客观的解析，方能如实甄别我们面临的精神遗产，恰如其分地选择我们的传统文明立足点，避免将古老糟粕当做稀世珍宝的难堪与尴尬。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国的历史之路，再解析帝国灭亡的历史奥秘，清点帝国时代的文明遗产，并回顾我们的历史意识对原生文明时代的认知演变，便成为重新开掘的必要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长久地堕入了一种误区：对繁杂细节的考据，淹没了宏阔的文明视野；对具体事件的记叙，取代了高远的剖析与甄别。年深日久，几乎形成了一种怪圈：桩桩小事说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发端、经过、结局等具体要素而言，几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脉络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诸多民族常有的那种动辄消失几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则，对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时代、国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标意义的历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评判，却始终不着边际，没有形成一种以国民意识体现出来的普遍认知。至少，在我们已经跨入高端文明的门槛之后，我们的浩瀚典籍中还没有一部立足于文明史高度，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作出整体解析与评判的著作。作为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轴心，秦帝国所遭遇的历史口碑，是这种褊狭的历史意识浸渍而成的最大的荒诞剧。
我们每每惊叹于地下发掘的宏阔奇迹。
我们常常麻木于文明开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国的历史兴亡脚步，我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埋首检索那些汗牛充栋的典籍史料，我每每惊愕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对于如此一个只要稍具历史目光与客观头脑，便能评判其不朽文明价值的帝国时代，何以那么多的历史家学问家以及种种骚人墨客乃至市井演义，都充满了怨毒的心绪，不惜以种种咒骂横加其身？隋唐之后更是不分析，不论证，不甄别，凡涉春秋战国秦之评判，大体皆统统骂倒。及至当代目下，仍有诸多学人秉承此风，屡屡说得口滑，言辞之轻慢戏侮几近江湖套路，读之既咋舌不已，又颇觉滑稽。
问题究竟出在了什么地方？
何等历史烟雾，使秦文明两千余年不为国人意识所认同？
这既是《大秦帝国》开篇序言提出的基本问题，也是这部作品在最后该当有所回应的基本问题。我力图做到的，是以所能见到的种种史料为依据，解析国民历史意识对秦帝国非议曲解的演变轨迹，并探究秦帝国灭亡的基本原因，发掘中国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原生文明，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秦帝国，有一个诚实的说法。
是文为祭，以告慰开创华夏原生文明的伟大先贤们。
一、暴秦说 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既一举跨越了以奴隶生产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又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这一巨大的命运落差，给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
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内在逻辑：权力主体的灭亡，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突然沉沦，并不必然植根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历史的事实是：作为文明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秦帝国政权因突发政变而突然崩溃了，其结局也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
历史的逻辑，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然则，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两千余年却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互为因果，越纠缠越乱。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对秦亡原因之探究，长期陷入一种陈陈相因的主流定论：秦政暴虐，暴政亡秦。当然，这个误区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是“暴秦”说的学理成因之一。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暴政”依据，并无数次地重复这则古老的论断，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暴秦”说其来有自，我们的梳理得从源头开始。
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就总体而言，战国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流：一则，是从制度的意义上，高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图效法泰国，由此形成了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浪潮；一则，是从施政的意义上，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其代表性言论是“苛法”说与“虎狼”说。在战国时代，尚未见到明确的“暴政”说法。就根基而言，这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不同的。“苛法”之说，是具有“王道”价值观的守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虎狼”之说，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实属攻讦性的非正当评判，自不当作为历史依据。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说的回应。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天下。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当然，这种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在“求变图存”与“大争事功”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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