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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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并说他发现了一些战犯的行踪。他向一个法国军官报告此事并非纯属走运，当时，在三个西方大国中，对于搜捕第三帝国的高级成员，法国比英美两国都远为热心。
开火之后五个小时，塔拉斯上尉赶到了萨尔茨堡。他决心为塞梯尼亚兹圆谎，为此不惜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林茨的负责人奥马拉上尉舌战了一场。塔拉斯照例凭他出色的挖苦人的本领控制了局面。此外，事态的发展也帮了他的忙，对卡尔·海因茨的住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家里没有女人的这个摄影师，当天一早就被三个陌生人带走了，这些陌生人同时还抄了他的家——无疑是要找现已烧成了炭的那些盒子里的东西。
“你们还抱怨什么呢？”塔拉斯问萨尔茨堡的军政当局。“情况很清楚。我们那些亲爱的纳粹先生渴望得到这个洛塔尔积累的证据材料，巴不得把它们销毁。他们这样干了，应该说，干得很有水平，为了更加保险起见，他们把洛塔尔也杀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的解释吗？我的老天爷，即使警察也应该理解这一点。至于我的那个年轻的情报员，他的行动确实超出了我向他交待的调查任务的范围。不过，你们应该了解他的遭遇：他的母亲、姐姐、妹妹都死在波兰一个集中营里，他本人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报仇心切是可以理解的。你们都看得出来——他刚才受到很大的刺激。请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吧”
塔拉斯把雷伯·克立姆罗德带回林茨，让他住进了医院。说真的，塔拉斯也尝试着想问他一些问题。但是，那少年仍然衰竭不堪，变得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令人担心，已经到了勉强支撑的极限；更糟糕的是，他眼睛里的火焰——曾经使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暗暗吃惊的那股桀骜不驯的光焰——不见了。他似乎渐渐染上了大多数幸存者都患有的集中营综合症。他们被解放以后，过几个小时或几天，会突然感到，费了这样大的力气得救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乎变得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精神一蹶不振。
雷伯从萨尔茨堡回来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记得自己也曾到他的床前去探视过两三次。塞梯尼亚兹自己也感到惊讶，怎么会对这个少年如此关心。雷伯仍然不愿谈话。不愿谈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愿谈险些把他杀死的那几个人。好象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提埃立希·施泰尔以及他自己心中正在酝酿的复仇计划。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8
一九四五年五月末，厄列泽·巴拉济尼上尉（他曾作为一名突击队员与英国人一起在利比亚作战，领有英国军衔）来到奥地利。他的使命简单而又明了：招募过去的集中营囚犯，并把他们秘密运送到巴勒斯坦去。明显的倾向是最好招募男女青年，很年轻的，这些人在战斗中随时可以发挥从焚尸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潜力。巴拉济尼出生于巴勒斯坦，他的个儿又瘦又小，待人接物非常客气。
他第一次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说实话，当时他对雷伯并没有十分注意。克立姆罗德不是一个犹太姓氏，何况刚从萨尔茨堡来到此地的这个少年，身心两方面都处于一种怪可怜的状态，因此，巴拉济尼本来不考虑把他运送出去，尤其是秘密运送，准备过几个星期乃至过几个月再说。
那天，代表犹太旅招兵买马的巴拉济尼，心日中另有两个准备送出去的对象，其中的一个就住在隔壁一间屋子里。另一个是波兰犹太人，凑巧名字也叫了雷伯——雷伯·约尔·白尼适，他是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冬季接近尾声时到达毛特豪森的。一九四五年二月，有三干名囚犯（其中包括西蒙·威森塔尔和一位拉吉韦尔公爵）从布痕瓦尔德被押往奥地利北部的这个集中营，白尼适便是这批囚犯中的一个。三千人中只有一千人活着到达毛特豪森。一九四五年，白尼适十九岁。
白尼适躺在雷伯·克立姆罗德右边的床上。他和巴拉济尼用依地语（注：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国际语言，是在古日耳曼语基础上吸收各种现代语言中的词汇构成的）交谈了很长时间。
在英国第七军的坦克开到毛特豪森之前两天，白尼适给一名党卫军用步枪的枪托打断了髋骨和股骨，送进有“死人棚”之称的六号棚A室。
巴拉济尼上尉对当时躺在他们旁边的雷伯·克立姆罗德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这个病殃殃的少年对他和白尼适的交谈丝毫不感兴趣。另外，巴拉济尼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注：犹太人宗教，文学和世俗语言，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和英语，使用依地语却挺费劲，故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上了。
白尼适很快就接受了巴拉济尼的建议，并且同意一俟身体状况允许立即动身。
巴拉济尼临走时说，他过两个星期再来。
他果然来了。
“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这话是用希伯来语说的。巴拉济尼转过身去，起先什么人也没有看见。医院的走廊里空荡荡的，似乎阗无一人。接着，他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身影，在他自己刚从那儿进来的门口角落里一根柱子旁边缩做一团。巴拉济尼并不记得在哪儿看见过这张脸。然而，那双凝聚着非凡的力量的眼睛却使他大吃一惊。
“你是谁？”
“雷伯·米歇尔·克立拇罗德。我的床位在约尔·白尼适旁边。”
他的希伯来语十分纯粹，但说得很慢，带有一点点几乎听不出来的法国口音。他在用某些词的时候，往往要想一想，仿佛在说一种差不多已经忘记的语言。他想必看见了巴拉济尼眼光里的疑问，所以主动补充道，“我的母亲是犹太人。她叫汉娜·伊茨柯维奇，出生在利沃夫。她和我的姐妹在贝乌泽茨关过。我父亲教我法语，母亲教我希伯来语和依地语。我还能说意大列语，西班牙语也会一点。现在，我正在学英语。”
他非常缓慢地走过来，一只又大又瘦的手从背后移到胸前，手里拿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但他的眼珠却没有转动，依然凝视着巴拉济尼的眼睛，目光专注，咄咄逼人。巴拉济尼感到有点不自在，脱口提了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第一个问题：“你多大了？”
“九月十八日我将满十七周岁。”
此刻，巴拉济尼有一种他无法描述的感觉。
“你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想和白尼适一道走，如果还有其他人的话，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离开这儿。”
克立姆罗德年龄虽小，倒并不使巴拉济尼为难。对于“以色列家园”运动的许多战士来说，十七岁可以算是大的了，至少在“伊尔贡”和“斯腾”的秘密小组里是如此。引起巴拉济尼戒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有这么几秒钟功夫，他想象着这会不会是英国人采用的渗透战术？因为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其目的在于阻挠伦敦的那些政治家所担心的大批移民前拄以色列。（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在中东实行扩张，积极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鼓励各国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而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中东的旧有势力，怂恿阿拉伯各国反对犹太人。）
“你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呆过？”
“是的。”
“我要核实一下。你说的情况我都要核实。”
雷伯那双灰色的眼睛连眨也没眨一下。“如果不加核实你会犯错误的。你也不必马上答复我。如果有人在几分钟内便吸收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觉得这是不严肃的。再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宜远行。”
“什么时候你才能远行？”
“和约尔·白尼适一样，再过两个星期。”
巴拉济尼进行了调查。他特地去找林茨犹太人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其中之一就是威森塔尔。他们没有听说过克立姆罗德这个名字，只有一个人记得曾经在集中营里见过此人——“他给装扮得象个女人，陪伴着一群党卫军军官”。
他设法找到了至少十几个从利沃夫来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现在正在利昂丁等待遣送。这些人中间谁也没有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见过一个名叫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到利沃夫。
七月二十日前后，巴拉济尼向他的上级、未来的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阿谢尔·本·纳坦作了汇报，后者当时负责把奥地利美占区内的犹太人集中起来这项工作。巴拉济尼把自己的疑虑向他谈了。
“这个少年身上有一种气质使我感到不安，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
“他很聪明？”
“他吗？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好象他是大人，而我是一个智龄不过三岁的孩子！他的思维速度要比我快两三倍。我简直无法把自己的话说完，还来不及提出问题，他已经给了我回答。”
“也许，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吧，”本·纳坦说着笑了起来，“那也会使我感到不安的。”
他们两个商量决定，巴拉济尼应该相信自己本能的感觉。
七月三十日，巴拉济尼义来与约尔·白尼适和雷伯·克立妈罗施见面。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们两个将在八月六日夜晚一起动身。
巴拉济尼最后想出了一个在他心目中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由白尼适对克立姆罗德的行动留点儿神，这是第一步预防措施。同时他又采取第二步保护性措施：他向特拉维夫方面捎了个信儿，特请铎夫·拉扎鲁斯对雷伯·克立姆罗德多加注意。
雷伯仲出手去搀扶臀部和大腿直到现在还有点僵直的白尼适。雷伯把他拉上卡车。车上已经有十一个男人和五个女人，年纪大都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所有的人都不作声。有人推上车后的尾板，并且锁起来，再把黄褐色的车篷也扣好，这样就遮断了一切光亮。车外有人低声说话，接着引擎启动，卡车开走了。这时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凌晨一点。
为了赶到约定地点，雷伯和约尔在午夜以前就离开了医院。他们穿越林茨城，绕过市中心，到达了第一个集合地点，那是在多瑙河沿岸各种码头设施中间的一个货栈附近。在那里，有两个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与他们会合，但根据事先作出的安排，他们不应结伴而行。他们步行前往南郊。对于约定地点、集合时间、同伴身份、出发情况等，雷伯一无所知。
在以后的旅程中，雷伯没有作任何努力去打听任何事情。出林茨城以后，卡车走了四个多小时，途中有个女人间或用依地语曼声唱歌，她的脸却看不见。路上曾作过一次停留，时间很短，让大家解手。天色刚刚破晓，曙光照亮的山峦雷伯不知其名，白尼适更说不出来，他对奥地利一点儿也不熟悉。但有个男人用波兰语说，这是克拉姆山口，位于巴特加施泰因之北。
白尼适温和地笑道，“他也懂波兰语，别费心了”
他们又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奥地利夏天刺目的晨曦透过帆布车篷的空隙漏进来。
八月七日的白天，他们是在离伊格尔斯不远的一个独家村里度过的。天黑以后，他们又继续赶路，在十一点钟左右穿过了因斯布鲁克。这时，雷伯听见有两个男人在说法语，想必是当兵的，其中一个的南方口音悦耳动听。此后，雷伯就认识路了，那是米滕瓦尔德的铁路隧道，还听得见因河的激浪翻腾。一九三八年夏天，他的学校（雷伯比他那个年龄组的学生提前两年学业）组织过一次到圣安东去的旅行，这些地方雷伯记得十分清楚。
雷伯以为，他们的目的地大概是瑞士，但卡车在兰德克朝左拐弯了。过了一个小时，卡车停下，卸去所载的人以后，掉转头来开始下山。
他们跟随一个从黑夜中出现的小青年步行前进。那个小育年用德语告诫他们绝对不要出声。在山间森林中攀登了大约三小时以后，他们到达一家几乎没有灯光的客店。他们没有从正门进去，而是通过一架梯子登上二楼的蒂罗尔式大阳台。那里已经有二十人的另一抵移民，这些人如此害怕出声，他们把鞋也脱了，免得惊动楼下的客人
而楼下的客人也谨慎非凡。雷伯一行到达一小时以后，他从一扇窗里往外看去，见又有一群男人抵达，大约十五个左右，有些是中年人。这些新来的虽然穿着华贵的便服，携带高级手提箱，但从他们的举止和组织性可以感觉到一种军人的气质。他们在屋外一直保持静默，到了里边，却引起一片欢呼，说的都是德语，不过很快就被制止。
客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