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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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些公司，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都拥有土地。这还不算。我们发现，这些移民拿到的证件，正是那种有名的绿卡，有了这张卡，他们便可以享受城内提供的一切优惠。别的证件一概没有。既无护照，又无身份证。你知道，这意味着：在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圭亚那当局看来，我们的人都是非法移民。”
“以色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我姓魏茨曼（注：犹太人常见的姓氏），我知道以色列是如何建立的。可是以色列的非法移民都是犹太人。共同的宗教信仰把他们粘合在一起，何况他们还有共同的语言和几千年源远流长的传统习惯，还有一个共同的伟大梦想。而我们的移民彼此却毫无共同之处，只除了一点，他们都是从各自的祖国家国被赶出来的。”
“这还不是最坏的。”
“乔治，美国、巴西和法国的新闻记者，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已开始来找我们——埃塞尔和我。他们嗅出了一点味儿。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总是尽量避而不答。因为我们和雷伯有约在先，要保守秘密。可是我不敢担保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整个事件正在形成排山倒海的势头！请你想象一下，我有一位姓尼尔森的丹麦籍同行，目前正在贝鲁特负责从黎巴嫩和叙利亚招收五千个巴勒斯坦人，就象我以前招收南越人和柬埔寨人一样。万一报上出现《一美籍犹太人将五千巴勒斯坦人送往亚马逊尼亚》这样的大字标题，你能不能想象，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想象得出来吗？”
“他们先得确定你和尼尔森之间的某种联系才行。”
“我一直遵照那个令人生畏的玛尔尼·奥克斯的指示行事。从原则上说，秘密不会泄露。但事实上，乔治，我们不得不象间谍那样行动。有二三十个基金会为我们提供经费，四十家海运公司借给我们船只，航空公司为我们提供飞机，新加坡、香港、曼谷、利比旦亚、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列文敦士登的公司总是给我们下及时雨，联号旅馆网到处让我们住宿，银行当场给我们贷款——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比方说香港那个富翁得令人咋舌的中国人，那位罗杰·邓恩，那个名叫奈西姆·沙哈则的黎巴嫩人，那一对好象比尼亚霍斯更富的佩特里迪斯兄弟，在本国当上部长的苏必斯，苏黎世那两位瑞土银行家，阿根廷的亿万富翁罗查斯我不再举下去了。这些人各不相同，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忘我地帮助我们？而且行动协调得如此天衣无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大阴谋？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三个星期之前，我在河内，那里的苏联大使馆里的一个俄国人来和我接头。本来越南政府正在竭力刁难，想叫我去不成西贡——现在已改称胡志明市。可是，那位俄国高级官员只花了十秒钟，一秒不多，就替我把一切都安排妥了。埃塞尔告诉我，主持着七八个矿业公司的德尔·哈撒韦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私人朋友，那位州长日后有可能当上弟国总统。埃塞尔还告诉我，常有满载着参议员的一架架专机去拜访哈撒韦。”
瘦弱的魏茨曼摇了摇头。
“你想，我们能不起疑吗？”
塔拉斯心想：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他嗫嚅道：“换句话说，塞梯尼亚兹并没能使你们信服。”
“对他的诚实我们没有一星半点怀疑。然而，他也许象我们一样被人利用了。”
“说不定我也被人利用了，是不是？”
魏茨曼流露出十分懊恼的神色。
“实在抱歉，可是这一切走得太远了。单靠一两颗定心九，即使是塞梯尼亚兹和你给的，药效也已经不够。我想抢在埃塞尔之前先告诉你。她说起话来有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
塔拉斯默默地从一数到十，他这样做纯粹是聊以自慰：他的决定不是冒冒失失做出的。
“给我两天时间。”
“埃塞尔明天早上就到纽约。昨天她从内罗毕给我打了个电活。我敢向你担保，她准是拳头摄得紧紧地来到这里，准备大闹一场。她会在记者面前发难放炮，这种事她可做得出来。有一次，她去找联合国一位秘书长谈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儿童问题，那位秘书长一味搪塞她，左一个‘经费不足’，右一个‘国家主权’，埃塞尔挥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给我两天时间，”塔拉斯说。“你能不能请她后天之前不要发作？”
他打电活给冷若冰霜然而办事干练的玛尔尼·奥克斯，对她说：“我要跟他谈话。事情紧急。”
“我一定把你的口信带到，”玛尔尼说。“最迟明天上午他会打电话给你。”
“事情必须在几小时内解决。”
一阵短暂的沉默。
“你现在哪里？”
“纽约阿尔贡金饭店。”
“到东五十八街去。电话里不要提姓名，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她说的是大卫·塞梯尼亚兹。
“我知道了，”塔拉斯说。“谢谢。”
他挂上了电话。尽管意识到即将发生重大事件而有些激动，可他还是象一个老天真那么开心。他安步当车，来到东五十八街的事务所。那天不太凑巧，“黑狗”列尔纳正在塞梯尼亚兹的办公室里。塔拉斯便在外间等了一会儿。这个事务所是二十六年前设立的，后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办公室现在占了好几层楼面。这里要害的要害是电脑部，对它的保护比白宫还严密（这里谢绝参观）。关于电脑，塔拉斯只知道里面用复杂得可怕的一整套密码储存着王的一千五六百家公司的全部名单。他想：“或许里面还有一份详细得叫人不敢相信的履历表，上面连我何时长出第一颗智齿都记得一情二楚。”列尔纳走的时候连瞅都没朝塔拉斯瞅一眼。
“我甚至不知道你在纽约，”大卫说。他似乎火气很大，这在他身上是罕见的现象。
塔拉斯曾经问过雷伯，是否应该让塞梯尼亚兹知道麦迪逊大街有一个国际法专家班子。雷伯毫不犹豫地作了否定的回答。
“还不到时候，乔治，请不要告诉他。我对你说道，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因此，我自己也不知道，你的计划是否会有下一步。不必让一件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使大卫分心。”
“呆在缅因州，我老得太快了些，”塔拉斯说，同时又一次为雷伯迫使他撒谎而感到窘迫。何况，此刻他是在大卫面前撒谎，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电话铃响了。塞梯尼亚兹拿起话筒。他听着，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挂上了电话。
“看起来那个神秘的杰思罗好象又在监视我们了，”他辛酸地说。“乔治，刚才我得到通讯，四分钟以后那边和这里有一次无线电联系。他想跟你通话。只跟你谈。”
塔垃斯搜索枯肠想找一句得体的答话，但怎么也找不出来。
“跟我来，”塞梯尼亚兹说。在他办公室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后，安装着一架小电梯。这扇门必需用一把持殊的钥匙才能打开。他们跨进电梯。电梯从塞梯尼亚兹的办公室启动后，只能停两个地方，一处是塞梯尼亚兹办公室上面相隔两层楼的电脑部室内，另一处是大楼顶层一套公寓。那里空无一人。
“就在这里，”塞梯尼亚兹说。
他指指一个显然装有隔音设备的房间，只是满屋子尽是仪器。塔拉斯走进去。
“待会儿红灯亮时，你只受把这个开关往下一扳，就和他接通了。你对着这个话筒说。谈话结束后把开关推上去复位。然后你只要跨进电梯就可以离开这里。一切都是数码自控的。末了你只能回到我的办公室。你走的时候要是不想和我打招呼，就从这个便门出去。出去之后不用关门，它会自动关上。门外的把手和锁都是伪装，门只能从里面开，或用电子讯号开。我确信你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现在我该走了，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因为他只想和你一个人谈话。”
“大卫，你怎么啦？”
“再过一分十秒，他就来接电话。”
塞梯尼亚兹紧绷着脸离开了。塔拉斯听见小电梯开动的噪声，接着便是一片沉寂。
红灯亮了。
“雷伯？”
“是的，乔治。我听着。”
塔拉斯琢磨着：这会儿，他准是在那架大型直升飞机上，不是停在丛林里某个地方，就是在它的上空盘旋。他简单扼要地报告了他和伊莱亚斯·魏茨曼的谈话，指出火爆性子的埃塞尔可能造成的危险。
一阵沉默。
“雷伯？”
“你的话我听见了，乔治，”雷伯的声音是那么镇定，那么遥远，从空间距离和精神距离来说都那么遥远。
“好吧。埃塞尔和伊莱亚斯就交给我吧。”
“时间不多了。”塔拉斯说。
“我知道。谢谢你打电话来。”
塔拉斯迟疑了一下，说道：“大卫有点不对头，你们俩吵架了吗？”
“也可以这么说。这和你不相干，乔治，毫不相干。无论是你还是你在进行的工作，都牵涉不到。你那一头怎么样了？”
“有进展。”
“你看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塔拉斯的心翻了一个七百二十度的空心跟头。自从去年六月以来，这是雷伯第一次以这样的口吻谈起麦迪逊大街那个班子的工作，就象在谈论一项确实要付诸实施的计划。
“几个月之后，”塔拉斯说。“六到八个月。”
“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至少还有两年。在你准备的文件中，你当然会把‘国际难民营’这个观点考虑进去吧？就是说，一个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的国际难民营。”
“这正是我会见伊莱亚斯的目的。按你的要求，我一直密切注视着他和埃塞尔的工作以及他们各自负责的小组的工作。这是闻所未闻的，雷伯。”塔拉斯犹豫了一下。“不过，我知道依我看，这不能构成某种理由。”
沉默片刻之后，雷伯说了一句：“在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
这话叫人听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因它使人产生怀疑王的无与伦比的头脑是不是出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毛病？
随后传来的只有远在八千公里外的那架西考斯基式直升飞机螺旋桨旋转的声音。若不是红灯仍旧亮着，塔拉斯还以为无线电联系中断了呢。
然而，雷伯终于又说话了：“我希望文件中再加进一点内容：如何让亚马逊尼亚继续生存下去。这不是仅仅和巴西有关或仅仅和巴西哪个邻国有关的问题。亚马逊尼亚是地球的一叶肺，乔治，实际上是地球仅存的一叶肺了。请你从你的班子里抽一部分人出来向这个方面研究。请他们考虑一个类似已经为南北极采取的办法那样的方案；为了保持南北极的生态平衡，一个国际大合作的局面几乎已经形成。”
“但不要去触犯巴西人。”
“那当然。他们一直在尽力而为。其他任何国家处在它的地位，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不过，请你们再深入探讨一下争取国际独立的各种可能性，为了后代的利益。哪伯这意味着要对有关国家作出赔偿，那些国家是由于殖民史上的种种偶然因素才成了这些土地的正式主人，或者用你们的话说，成了这些土地的合法主人。”
“我懂了。”塔拉斯说。
“谢谢你，乔治。”
“你必须采取一种能引起最大反响的方式。”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这种方式，”雷伯问答说。
公鸡中的战斗机 at 2007…8…20 15：17：59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0
塞梯尼亚兹回忆说：
“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使我不愉快。事情是这样的：那种局面你可以称之为我与雷伯的对立，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达到了顶峰。一九七七年一月，我到亚马逊尼亚去过，比塔拉斯早一个月。但是乔治此行我一无所知；事后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事实人那时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在麦迪逊大街那栋楼里搞些什么名堂，我有一个印象，好象塔拉斯多少是退休的人了。在尼克和托尼·佩特里迪斯兄弟两人所指挥的一些行动中，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只在与某些基金会有关的事务中被提到，罗杰·邓恩等人（例如加利福尼亚人朱巴尔·温，他是突多尔·安盖尔的继任者），几乎把他们各自公司的全部利润都投入了这些基金会。
“至于埃塞尔和伊莱亚斯·魏茨曼，他们来找我谈那件事，我当然记得。这对夫妇提出的疑问使我火冒三丈。但原因同他们的推想是两码事。他们以为我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出于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