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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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鸡中的战斗机　at　2007…8…20　14：54：24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5



　　书店坐落在道恩·金斯基宫的骑士群塑和堡格大戏院之间的申肯巷上。

　　进书店得先往下走三级台阶，如今台阶巳看不见了。那里有并排三间拱形的屋子，每间都开着一扇小窗，透入光线。书店老板姓瓦格纳，六十多岁，他在国立霍夫堡图书馆工作了二十年，然后从那儿出来自办书店。他自诩为维也纳第一流的珍本和古版书权威之一，这话有点道理。

　　一开始，他没有认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这并不奇怪。瓦格纳上一次看见雷伯。他还是一个穿短裤、高高的前额上耷拉着一缕缕头发的孩子。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年多，这四年多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过去，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而且总是在星期四，除非学校放假。他总是默默地在书架间浏览，细看玻璃书橱里的书，常常一言不发就悄然离去。他往往会在某一本书的前面停下脚步，而那本书总是瓦格纳刚刚买到手的，率试不爽，经过了一段时间，书店老板也就不再感到惊讶了。这孩子站了一会儿以后，会慢慢地摇摇头，仿佛在说：“这本书我们已经有了。”或者向老板打听这本书或手稿的来历、出版日期和价格最后总是这样说：　
　　“我要回去对我爸爸说。能不能请你保留到下星期四？”七天以后，他会准时再来，把克立姆罗德大律师究竟买不买这本书的决定告诉老板。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柔和，那个时候童声末脱，音调还相当高，但给人一种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奇怪的感觉；他的眼神显得飘渺空幻。必要的时候，瓦格纳也会登门去同瘫痪的大律师完成一笔交易。克立姆罗德家蔚为大观的藏书，一直使这位老板惊叹不已。

　　如今出现在瓦格纳面前的这个人的模样，无论如何没法使他认出这就是几年前的那个孩子。他差不多长高了三十厘米，穿着英国款式的花呢茄克衫，锈红色的袜子——两者都太短了一点；他脚上是一双漂亮的平跟鞋，这种鞋在维也纳已经好多年看不到了。瓦格纳想，这准是个英国人。

　　这时，雷伯走下最后一级台阶，不再背光站着。那双眼睛突然钩起瓦格纳某种回忆。接着，这位陌生人开始漫步浏览书脊的神态，进一步增强了瓦格纳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瓦格纳用英语问他：“你是在寻找你要的什么书？”

　　“找我父亲的书，”雷伯用德语回答。

　　就在这时候，雷伯恰好在一套三十二卷本的《伏尔泰文集》前停住了脚步，那是一八一八年的版本。瓦格纳募地站起来，忽然又顿住，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你是小克立姆罗德？”他沉默了几秒钟才说话。“卡莱伯·克立姆罗德？”

　　“雷伯。”

　　“你长得这么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现在多大了？”

　　雷伯离开了那套《伏尔泰文集》，继续漫步浏览。他走了没儿步，又先后在好几本书前面停下来，那是蓝色皮面精装的卡斯特里（注：伊格纳茨·弗朗茨·卡斯特里（1781—1862）——奥地利剧作家、诗人。）的《士兵之歌》、冯·阿尔克辛格（注：约翰·巴普蒂斯特·冯·阿尔克辛格（1755—1797）——奥地利作家）的《美因兹的译林》、拉克洛（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和圣克拉拉（注：（1193—1253）——意大利的修女）的《大骗子犹大》。最后那本书的边上，有一个烫金的“K”字，虽然只有知道这个记号在什么地方或者手持放大镜的人才看得见。

　　雷伯又从那里走开去。

　　“我这里怎么会有你父亲的书呢？”瓦格纳说，“我向来都是卖书给他，决不会从他那里买进。”

　　“最近呢？”

　　这个问题提得十分自然。

　　书店老板的迟疑虽然只延续了两三秒钟，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最近没有。压根儿没有。你想一想，大概自从你上一次到这儿来以后，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卖过任何书给你父亲了。你离开维也纳了吗？”

　　“我和我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出门去了，”雷伯说。

　　他转过身子露出微笑。“瓦格纳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你的书店仍然有许多好书。眼下没有时间，但我回头想来和你谈谈。也许，今天晚上就来。”

　　“晚上我七点钟关门。”

　　这时是下午三点。

　　’我会在七点钟以前到这儿来，”雷伯说，“也可能明天上午来。但是今天晚上的可能性大些。不过，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延长营业时间。如果到时候我不来，请不必等我。”

　　瓦格纳也对雷伯报以微笑。“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今天晚上也很合适。你决不会打搅我的。代我向你父亲问好。”

　　雷伯迈着平稳的步伐，沿街走去。他甚至不用回头，也能通过对面钟表店橱窗的反光看见，瓦格纳走到书店门口目送他离去后，站在台阶下面，上半身现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雷伯走出瓦格纳的视界之后，马上转身快步回到堡格大戏院。从那里他可以直接监视书店的入口处。他等了三四十分钟，终于看见有人来了。来人一共有三个，坐一辆黑色轿车。这些人雷伯一个也不认识，看来也绝不象是珍本或古版书的爱好者。除此之外，瓦格纳准是在等侯他们。他们一出现，瓦格纳立刻出来跟他们说活，一面打着手势。虽然隔开一段距离，有些手势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向自己打电话叫来的人描绘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模样。来人中有两个走进书店，剩下的一个把汽车停放好以后，就走到书店对面一幢房子的门厅里站好位置，在外面监视。



　　一九四五年的维也纳，不再是约翰·斯特劳斯时代的维也纳，不再是格林青格花园酒店里觥筹交错的维也纳。素有该城“金心”美称的格林青格，已不再合着华尔兹舞曲的节奏搏动。整个城市半已死寂，半成废墟，即使在六月的丽日下也显得阴郁凄凉。普拉待公园在苏军辖区，那里一些被击毁的坦克刚开始生锈，渐渐地为蔓草吞没。维也纳的克恩滕街相当于巴黎的和平街或纽约的第五街，如今只剩下寥寥几座被战火熏黑的建筑物空壳，那里重建上面几层的工作才勉强开始。几乎没有人还在原来住的地方，他们分散到欧洲各地，如果没有死就当了俘虏，有的受了伤，或者正在行程缓慢地返家途中。

　　雷伯·克立姆罗德回到家里，发现房子还在，但被一位英国将军征用了。旧日的仆人现在连一个也找不到。一九四一年，雷伯离开维也纳到利沃夫去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这样年龄的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母雇用的仆人，是不会了解得很多的。雷伯只记得当时仆人们都住在顶楼。他没有去找奥地利警方，当然更没有去找占领军当局。他没有身份证件，尽管这不是主要的障碍，甚至他偷了那位英国将军的几件便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恐伯是考虑到警方人员中也会有瓦格纳式的人物。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当时，雷伯·克立姆罗德一定马上就明白了，他父亲已经肯定不在人间，而月凭着直觉知道，埃立希·施泰尔在他父亲之死这件事情上起了什么作用。一九四五年六月，施泰尔可能在维也纳。象其他许多战犯一样，在战争正式结束以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有的人——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门格尔（注：门格尔是联邦德国通缉的纳粹战犯，以色列指控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与杀害了四十万犹太人。最近由专家根据一具尸体的骨头证实，门格尔已与1979年在巴西溺毙）——还重操战前的旧业，照样行医卖药。雷伯走访瓦格纳这件事，塞梯尼亚兹认为是一次试验。他之所以去找瓦格纳，而不找别人，就是因为他知道瓦格纳和施泰尔之间有旧交。走访的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雷伯从那三个恶棍在书店门口出现认识到，施泰尔企图抓住他，使他永远从人世间消失。

　　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找到父亲的下落。雷伯在维也纳呆了两三天，有时候在他的旧居藏身，有时候躲在一幢被毁的大楼中。六月二十三日，他找到了莱歇瑙的那个女人

　　后来又辗转找到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

　　从而了解惨不忍睹的真相。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6



　　到了派耶尔巴赫，雷伯跳下那辆只有一匹马拉的大车。那个农民不再往前赶车了。雷伯微笑着向他点点头。

　　“太感谢你了！希望你的孙子很快就回家来。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好孩子，但愿上帝能听见你的声音，”老农民回答。

　　雷伯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走去。他的正前方和右侧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峰。雷伯不再穿那位英国将军的衣服和鞋。他把它们卖了，除了换得一点钱以外，还得到一件蓝衬衫和一条裤子，他穿起来还算合身；同样，一双系带的便靴虽然沉，倒也合脚，只是右脚的那一只靴尖上裂开了好几厘米的一道口子。

　　他是六月二十三日将近中午时分到达莱歇瑙的。清晨，他在维也纳搭上一辆吉普车。吉普车把他带到维也纳新城教堂附近的广场上，战争在那儿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在诺因基尔兴外四公里的地方，那个赶车的农民又让他搭上了马拉的大车，当时他两只脚都出了血，但还在走。

　　莱歇瑙是一个村庄。雷伯问讯的第一户人家就告诉他在哪儿可以找到埃玛·多宁。他穿过一片山间的小牧场来到一座在石头地上用圆木盖起来的房屋前。看起来这座木屋相当大，可以住好几个人。三个孩子年龄大约从两岁到六岁不等，都是金发碧眼，依次坐在屋前的石槽边上，乖乖地把手搁在裸露的膝盖，纹丝儿不动，安生得出奇，但是个个都脏得使人讨厌。空气中陈了春天潮湿的泥土气息，还有一股烟草味儿。雷伯微笑着和那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却谁也不答碴儿，全用一种相同的恐惧眼光望着他。

　　雷伯绕着农舍转了一圈，总算找到那个女人。她的身体肥硕得很，一双结实的大手现出挺粗的青筋。雷伯告诉她，他叫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从维也纳来，是律师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儿子。那女人听了，一点反应也没有。她那形似刮勺的粗壮手指，不停地碾去包谷的硬皮，把籽粒倒入一口煮汤用的锅，锅里已经盛着水、几只土豆和萝卜。雷伯站在她面前，只见她半秃的头顶上稀稀拉拉几缕灰黄色残发给汗水粘在一起。

　　“你曾经在我父亲的住宅帮过佣，”雷伯说：“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她却反问雷伯为什么偏偏来找她。雷伯解释道，是波希米亚公署后面一条街上的一个木材商让他找到这儿来的。她听了这话，心里琢磨着，直到碾完两个包谷穗头，把锅捧起来——不让雷伯插手帮忙——端进屋去，架到炉火上，然后方始说：

　　“我从来没有给一个姓克立妈罗德的先生帮过佣。”

　　“但Q是你在他的住宅里干过活，在一九四一年九月。”

　　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着雷伯。

　　“你是为那几个小鬼来的，对吗？”

　　“不。”

　　“你一定是为他们来的。那个娼妇又在抱怨了。她在维也纳到处和美国人鬼混，把这些小鬼寄养在我这儿，给我的钱却少得可怜，还要我把他们当龙子凤孙伺候。”

　　这时可以听到一阵赤脚走路的轻微声响。雷伯转过身去。那三个小男孩刚好出现在门口。其中一个的颧骨上有一块青紫，三个孩子的腿上个个都有鞭痕。

　　“我也是为他们来的，”雷伯说，“她要我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现在，请你行行好，回答我的问题吧。”

　　她先是垂下眼帘，带着怨气说：“我实在很想往汤里放几片咸肉。”

　　“我正要你这样做，”雷伯说，他的双限仍盯着她瞧。

　　他开始提问题。一九四一年九月，是谁启用她在克立姆罗德的住宅当管家？她回答说，是一个名叫埃泼克的人。“这个埃泼克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吗？”“不是。”“那么，埃拨克的上司是谁？埃泼克听谁的命令？”她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雷伯微笑着摇摇头。“好象叫特特特”她说，她确实记不起来——至久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她却记得那人的模样。他是头头。

　　“他个子很高，人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

　　“他穿制服吗？”

　　“穿党卫军制服，”那女人说，“他至少是个将军，他不常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这幢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