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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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份到俄国，列宁认为他所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是对十月革命“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

　　“过去十年中，”佩特里迪斯继续汇报，“在伦敦的迈约雷斯库家族——对不起，应当说梅哲家族——曾想尽办法使他们的族长和他的两个兄弟获释。布加勒斯特当局根本不予理睬。只有一次例外，他们说，‘把你们所有的船开回黑海，那时再谈。’”

　　戴姆勒轿车折入公园巷。

　　“新闻广播到此结束，”佩特里迪斯笑眯眯地说，那乌黑的小胡子使他看上去象个快活的海盗。

　　汽车在道彻斯特大饭店（注：伦敦著名的一家五星级饭店。）门前停下。

　　“你感到意外吗，大卫？”雷伯问道。“难道你要我在白教堂贫民区租一间屋子给我们四个人住？你要去同一批亿万富翁打交道，目的是买下一支六十艘船的商船队。你需要一个与你的身份相称的住处。”

　　两个套间已经预定好了，用大卫·詹姆斯·塞梯尼亚兹和尼古拉斯·H·佩特里迪斯的名字，两人均来自纽约。克立姆罗德或哈斯的名字都没提。哈斯已经不知去向。几个搬行李的服务员面无表情，略带病容，仿佛是从墙壁里边出来的，就象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幽灵（注：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戏剧家和诗人，唯美主义代表人物，这里指的是他于1887年发表的小说《坎特维尔的幽灵》中的情节。）。他们简直是诚惶诚恐地提着箱子。不一会，塞梯尼亚兹已经身在自己那套房间的起居室里，和他在一起的雷伯凝视着窗外葱茏的树木。

　　雷伯慢悠悠地说：“我第一次来伦敦是一九三七年，当时我九岁。我很喜欢这座城市，来吧，大卫，把你的那些问题一个个都提出来”

　　“难道你真的打算把那些船都买下来？”

　　“当然不是。那些希腊船主相互间都有些沾亲带旧，不是郎舅就是什么姑丈内侄之类，对付他们，对付盖梯或路德维希，我可没有那么广大的神通。现在还没有。”

　　“那你搞这些名堂的目的是什么？”

　　“我以后再回答你；这一点请你原谅。我倒不是信不过你，大卫，不过眼下我对一切都还没有把握。”

　　“那么，我的角色是？”

　　“你要认真争取买下那些船，用一家公司的名义。我己经自作主张给它起了个名儿，就叫黛安娜海运公司，希望你不要见怪。为我创立的那些公司命名，我有时觉得挺伤脑筋。有关的各项文件尼克会提供给你的。现在就来谈谈尼克：我建议你在他面前口要紧些。他知道我在华尔衔一带做过几笔房地产的交易，但大部分他都不知道。我在其他方面做些什么，他也不清楚。我甚至觉得他以为我代表着某个人、某个团体，还可能是黑手党。以前你也这样怀疑过我。我想来它个将错就错。你已经知道的情况比他多一百倍，有朝一日还会多一百万倍，你永远比别人更了解情况。你比他高，大卫，而且以后还会更高。”

　　“你要我监视他？”塞梯尼亚兹用讥俏的语调问。

　　雷伯那双灰色的眼睛依旧深不可测。

　　“为什么不，大卫？我对尼克·佩特里迪斯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象我对你那样信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就这么回事。”

　　“你生活在一个相当冷酷的世界里。”

　　静场。过了一会儿，雷伯点点头儿。

　　“也许我无缘见识这世界不冷的一面，也许我生来如此。”

　　他突然微微一笑。

　　“还是回到我们伦敦之行的目的上头来吧，怎么样？”

　　“是不是要我用密封的方式投标？”

　　“正是这样，除非你让尼克一个人去干。我再说一遍，我请你跟我来，不是要你做稻草人。不管怎么样，我决不会要你做稻草人的。”

　　“那我来干什么？监视佩特里迪斯？”

　　“这可以算是一个目的。但不是真正的目的。我向你提出了建议。我希望你能接受，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这样做。如果你同意的话，世界上将只有你——除了乔治·塔拉斯和迪那戈·哈斯可能知道的情况外，——只有你一个人了解有关我的事业的全部内情，即使不是全部，也相差无几。这才是你的伦敦之行的真正目的。如果你同意的话，将来你可以一直处在幕后，不出头露面。我知道这符合你的性格、口味和素质，而你的这些品质比你自己估计的要棒得多。不过，我希望，至少这一次你要到台前去。我想我把自己的意思都讲清楚了，大卫。”

　　他又微微一笑，还是那种异常热情的笑容。

　　塞梯尼亚兹再次感到迷悯、苦恼，似乎被一股洪流不知卷往何方。但与此同时，一阵奇怪的激奋之情又使他无法自持，几乎使他热泪盈眶，并因此而觉得手足无措。他的感情一向是很有节制的。

　　最后，他说：“我是不是马上就得给你答复？”

　　“绝对不是这样。不忙。你需要多久，我就等你多久。”

　　“那么你呢？在我假装想买这些船的时候，你将干些什么？”

　　“我将跟迪耶戈一起去旅行。”

　　“为别的买卖，还是为这一桩？”

　　“为这一桩，”他笑了，“也为别的买卖。我喜欢好几桩事情同时进行。”

　　“我敢肯定我的问题是再幼稚不过的了，可我还是要问。你就要着手干或者你可能已经着手于的事，现在或将来是不是违法的？”

　　“绝对不是。我不能肯定事情一定会成功。这是一宗相当特殊的交易。但肯定不是违法的，也不是不道德的。”

　　又一阵静场。塞梯尼亚兹六神无主地瞧着他。

　　“你对于我会接受你的建议有绝对把握。我说得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答道，笑容比刚才更开朗。

　　“你这家伙啊，”塞梯尼亚兹说，“有时候真叫我恼火。”

　　那双浅灰色的眼睛，衬着黑黑的睫毛，在大卫看来委实跟魔鬼一样地在闪闪发光。然而，这目光又充满了欢乐。








卡拉卡拉伊瀑布　——　4




　　当天夜里，雷伯·克立姆罗德和迪耶戈·哈斯坐飞机抵达巴黎。这两个人按既定计划互相分手。雷伯并不告诉迪耶戈他要去哪儿，迪耶戈则前往雷伯指定他去的地方。

　　迪耶戈来到乔治五世大饭店。经通报后，他很快来到两个十分明显属于女性的人面前——她们大概是法国人，无疑应归入举止轻佻的一类。

　　“这个当儿你来干什么，你这个小流氓？”坐在两位女性中间的一个男人用西班牙语问。

　　“可要提防金头发的这一位，”迪耶戈也用西班牙话回答。“这人有穿异性服装的怪癖，其实是个男的。”

　　对方脸上现出不大放心的样子。

　　“你能肯定吗？”

　　“我只是开个玩笑。”迪耶戈说着在那位金发女郎嘴唇上吻了一下。“你好，奥斯瓦尔多舅舅。妈咪塔怎么样？”

　　“你母亲——也就是我的姐姐——简直发疯了，她感到痛苦、愤怒、绝望而又羞愧。有好几个星期她以为你已经死了，后来你总算发善心从魁北克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她。”

　　“是从蒙特利尔寄的，”迪耶戈瓮声瓮气地纠正道。他探头到金发女郎的裙子里边去核实一下。

　　“你到加拿大去干什么？那里终年积雪，到处都是北极熊。”

　　“去做生意。”迪耶戈说；经过核实，金发女郎不是男的，于是他放心了。“说到生意，明天上午的约会你给我安排好了没有？”

　　“Claro　que　si（注：西班牙语：当然），”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他五十多岁年纪，长着跟他姐姐一样的鹰钓鼻、一样的眼睛和一样的嘴；然而，这副五官如果说赋予妈咪塔的是一种堂皇的气概和坚定的意志，那么在她弟弟脸上却随着年岁的递增而变得线条柔和了。尽管他很富有，祖上传下的家产相当可观，不过，据迪耶戈的看法，他其实几乎算得上是个聪明人。此时，他瞪着眼睛注视自己的外甥，力图保持一点长辈的尊严。

　　“你到底来干什么？”

　　迪耶戈的眼睛刷地一亮。

　　“我有没有问您，您跟这两位小姐在一起干什么？几时到巴黎来的？”

　　“前天，”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你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见到过她没有？”

　　“你母亲？”

　　“不，”迪耶戈耐心地说，“不，不是妈咪塔，是‘她’。”

　　迪耶戈指的是埃娃·杜阿尔特，不过埃娃·庇隆夫人（注：埃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庇隆总统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政界要人，原电影和广播明星。）的名字更为人所知。若干年前，还是奥斯瓦尔多舅舅帮她弄到了贝尔格拉诺广播电台记者的饭碗。

　　“是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说，“我见到她了。我把你告诉我的一切都对她说了，她表示同意。”

　　“你用这样的代价换取她那点该死的所谓善心，量她也没有勇气拒绝。那么信呢？那个蠢货签字了没有？”

　　“迪耶戈，别忘了你是在谈沦我们敬爱的总统和本世纪最受爱戴的女人。”

　　“谈论我的屁股，”迪耶戈一边说，一边把他的鼻子埋在金发女郎的衬衫里。

　　“他签了字。但是，你母亲要是知道我在帮你的忙，哪怕只是知道我跟你谈话，她非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不可。”

　　迪耶戈的脑袋，还有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正在好几层簌簌作声的花边中间开路。他再次瓮声瓮气地说：

　　“要是我的梅塞德斯舅妈知道你跟那个黑发女郎在干些什么，她还会挖掉你一些别的器官。”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又和雷伯·克立姆罗德见面。和雷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个儿男人，差不多雷伯一般高，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神情忧郁，仿佛蒙着一层翳，目的显然想掩盖从他身上透出的杀气。

　　“你这位朋友象个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迪耶戈用西班牙语对雷伯说。“看起来他身上穿的是估衣铺里的货色。”

　　“我听得懂你说的话，”那人道。“我能听懂、也能说西班牙捂。”

　　“那么英语呢？”

　　“也行。”

　　“拉普语呢？你能说拉普语吗？”

　　“请闭上你的嘴，迪耶戈。我给你们介绍哈斯，布尼姆·安涅列维奇。”

　　“是的。我一定不开口。”

　　迪耶戈从来不知道安涅列维奇究竟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在波兰驻巴黎的大使馆内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算他真的在大使馆工作）。至于雷伯和他是怎么相遇，在什么时候，迪耶戈同样不明白。事后，还是乔治·塔拉斯最早确定，一九五○年在巴黎出现的这个安涅列维奇，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曾经在纽伦堡和年轻的克立姆罗德作为纳卡姆小组的成员一起活动的那个安捏列维奇。

　　“你先坐下，迪耶戈。我们很快就谈完了。”

　　他们俩又开始用波兰语交谈，也可能是用依地语。迪耶戈反正对两种语言都不懂，顶多依地语的少数几个单词因为有点儿象德语，也许是例外。迪耶戈如约在民族广场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和雷伯见面，以前，迪耶戈的足迹从来到过这一带地方。昨天飞机到伦敦时欢迎他们的朗朗晴空，到巴黎以后变成了潮乎乎、灰蒙蒙的阴冷天气。

　　二十分钟后（这二十分钟内，迪耶戈象破译密码似地在读一份法文报纸，努力想看懂有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酌消息），雷伯说：“我们走吧，迪耶戈。”

　　“我饿了。我一直不开口，可是我饿了。”

　　“到了机场咱们再吃东西。”

　　雷伯拖着他走，并且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就在上车之前，迪耶戈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名叫安涅列维奇的人仍坐在那里，用一双令人神经紧张的黑眼睛目送他们离去。蓦地里，迪耶戈无缘无故打了个寒颤，这和阴冷天气没有任何关系。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早些时候他们登上的一架班机，把他们送到哥本哈根，作短暂停留后再飞往赫尔辛基。他们的阿根廷护照频频换来北欧人的笑脸，在欧洲的那一部分，阿根廷游客是不多的。

　　迪耶戈主要记得的是，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他自始至终颤栗不已。他们下榻的旅馆与一座带有绿色圆顶的白色大教堂相去不远。此后，他的时间就被雷伯干的事或说的话占去了。

　　由于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在赫尔辛基已有三个人在等侯他们。第一个名叫哈伦，是个七十来岁的爱尔兰人，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