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王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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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路保持沉默。达豪集中营已出现在前面，时隔二十三个月以后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咱们不进去了。这没有必要。只要沿着围墙把车开到看得见焚尸炉的地方。”

　　两分钟过去了。

　　“行了。现在请停下。下车吧。”

　　雷伯也下了车。他左手拿着一罐东西，右手拿着武器。

　　前党卫军少校吓得失了音，他问：“你真的会杀死我的孩子吗？”

　　“我想会的，”雷伯说，“但我不敢肯定。我非常愤怒，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走得那么远——把他们也杀掉。”

　　雷伯把罐子送给他。

　　“请把它打开来喝下去。”

　　前党卫军中校旋开盖子，立刻嗅出了气味。他用一种似乎被掐住脖子的声音说：“这是汽油。”

　　“是的，”雷伯说。“我记得，三年零四天前，也在这个时候，你曾经强迫一个法国男孩喝过。所不同者，他喝的还是废油。可能因为当的你们汽油不够。他才十岁，他是七月二十三日生在波尔多的。我对他记得十分清楚。他折腾了十个钟头才死去。我想，你会喝下这罐汽油的，因为你直到最后还将抱着我也许不杀你的希望。的确，你有一个机会。尽管希望不大，但毕竟还有。但是，在你喝下去之前”

　　他从茄克衫口袋里取出一件用纸包起来的小东西。

　　“一件礼物，”他说。

　　前党卫军中校拆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支唇膏。

　　“我非常希望你搽一点在你脸上，特别是嘴唇

　　时间在逝去。

　　“对。面颊上也请搽一些很好。现在你可以喝汽油了这罐子也是你的，所以不伯你不认账。这封信将在你的口袋里发现。它是一个名叫扎茨卡留斯的立陶宛少年写的。你会对我说：他已经死了。但这难道是充分的理由？他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你们是怎样对待少年儿童的，我也是少年中的一个请再喝一点”

　　他从极近处开枪打在右颊颧骨下面。然后他把枪放在前党卫军中校威廉·霍赫赖纳尚有些微温的手中，让死人自己的手指再一次扣动扳机，这次是向一丛灌木中打的。他一直憋到离现场很远才开始呕吐。后来，铎夫·拉扎鲁斯又停了两次车，好让他再呕吐。


　　“注意，”铎夫悄悄地说。

　　那个女人刚又出现，这次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你认出了没有，小伙子？”

　　雷伯点点头。两个男的中较矮的一个是德国人，三个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赖纳赖处决在达豪的焚尸炉附近之后，雷伯和铎夫曾看见他驾驶一辆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运送《星条旗报》的卡车。宪兵对这些卡车从不检查，顶多笑噶嘻地拿走几份报纸，因此几乎每一趟都有纳粹逃亡者搭车躲在一捆捆报纸后面。至于这个短发灰白，神态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萨尔茨堡结雷伯指路的那一个，她告诉雷伯可以在钟楼附近的照相馆里找到名叫洛培尔的摄影师，从而把雷伯送入埃泼克设下的陷阱。

　　这个女人是雷伯·克立姆罗德着手进行的追捕计划的第一步。（查明霍赖赫纳的下落并不难，因为这位党党卫军中校于一九四六年初干脆回来经营他的纺织厂了。）雷伯从慕尼黑返回奥地利后不到一百小时，又找到了这个女人。到那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止，他和拉扎鲁斯在一起或分开跟踪这女人已有四十三天。

　　“小屋里还有人，小伙子。至少三个男人。”

　　“四个，”雷伯说。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左右，估计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他们躺着守望的一片小树林下面，可以看见老家湖镇的灯光。这个市镇地处死山的心脏，那里有不少湖泊夹在垂直的断崖之间，湖深水黑。在战争行将告终的最后几个月，有六万穿便服的“平民”携带着从整个欧洲劫掠得来的财物，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

　　“四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雷伯说，他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那个和埃泼克串通一气的女人可能在波希米亚公署附近的房子里住过。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根据雷伯的描述，那一带有两个店主认为她就是盖尔达·胡贝尔。他们还说出了她来自格拉茨——埃立希·施泰尔的故乡。其余的就好办了。这个女人是为奥地利红十字会工作救济难民的。凭这一点她能搞到各种各样的通行证。

　　“有动静了。”

　　第三个男人从小屋里出来，铎夫和雷伯都认出了他。

　　“阿尔尼·沙义德，”锑夫说，我的老伙计阿尔尼，他特别喜欢访问这里和罗马之间的方济各会修道院。”

　　铎夫己跟踪过沙义德两次，每次都被带到罗马梵蒂冈门口。沙义德每次都是一个人从那里出来，显然已把他护送的逃亡者托付给罗马教廷。沙义德也为红十字会工作。

　　“铎夫？”

　　雷伯已有好长时间一直把双筒望远镜朝山下对准通往那座木屋的小道的最初几个弯了。

　　“两部汽车，铎夫。不过它们已经停下，两部都停了，并且刚刚关掉前灯，离这儿不到三百米。”

　　他俩在黑暗中互相看看对方。

　　“警察？”

　　“不会是警察，”雷伯说。

　　那两部梅塞德斯大型轿车肯定不属于奥地利警方，也不会属于任伺一国的占领军当局。不，这里另有文章，铎夫想必也考虑到这—层，他从原来的岗位上退后几步，也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来调节焦距。

　　过了半分钟，他说：“十天以前，我紧跟在阿尔尼后面第二次从意大利回来时，我看见过—辆相同的梅塞德斯。左边的后门也坏了。那是在因斯布鲁克。车上三个男人的模样都象是神枪手。阿尔尼上了他们的车。我还记得车的牌照号码你等我一下，小伙子。”

　　他悄悄往山下滑行，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不到一分钟，木屋里的电话铃响，立刻有人抓起听筒。又过了三分钟，木屋周围开始有动静了。雷伯见那几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悠闲聊天的男人跳了起来。其中一个冲到屋外，另外几个也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武器。雷伯估计刚才有人向他们发出警报。

　　过了片刻，雷伯听到一阵几乎察觉不到的声息。他躲到一棵树后面，手指扣在扳机上。

　　接着是耳语般的话音：“小伙子！请不要把我毙了。”铎夫气急败坏地出现在大约五米以外。

　　“是那辆车和那几个家伙。只是现在那里有八到十个人。而且还有人来。这倒有点儿象斯大林格勒的重演，我的小老弟。我敢用一位拉比跟你赌一个苹果馅煎饼，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

　　他笑容满面。

　　“我在纳闷儿：这木屋里的那些王八蛋究竟是什么人？你能肯定里边没有阿道夫·希特勒？”


　　一刻钟后，他们有证据可以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兜捕：在他们周边一个半圆形范围内，所有的手电筒都亮了，而他们差不多正好处在半圆形的中央。

　　“但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最后还是输了，”铎夫说。

　　他和雷伯沿着小小的老家湖东岸移动，已经到了离木屋大约一公里的地方，然而还不是逃跑。他们在树下走，心里并不十分焦急既然通往老家湖镇的下坡路已被切断，他们就打算再往东设法到达名叫无底湖的另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他们准备或者前往温泉湖镇，或者去求助，哪怕是向警方求助。但是，走在前头的雷伯突然止步。另一条由手电光组成的兜捕线出现在他们右侧。包围圈已经合拢，或者差不多已经合拢。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一直朝前，磕磕绊绊地在越来越陡峭的山坡上爬。

　　他们加快速度，此时，在晴朗的夜空下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是死山的一座座雪峰。“咱们绝对冲不出去，”铎夫说。“至少我不行。我没有你那两条年轻的腿，小伙子。”他已经准备发动反攻，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但雷伯不让他停下。手电光的弧线现在离他们不到百米。他们只得向无底湖的西北方突围，有一刹那他们看见几辆汽车亮着前灯停在小路上，这条路是从无底湖通过来的，而另一端却在四五公里外形成死胡同。小路上已有人严阵以待，在汽车的前灯光下可以看到他们也都执有武器，有几个还带着步枪，脸朝着他们这边。“第三帝国的残渣余孽全在这里，”铎夫哈哈笑道。

　　他已经摔倒过两回，眼镜也丢了。黑暗中他简直什么也看不见。雷伯自然得扶着他，带手电的人们在后面紧迫不舍，越逼越近。

　　他们右边出现了另一些光亮，那是戈斯尔的灯火。他们已经跑了有两个小时，前面已看得见托普利茨湖。铎夫再也走不动了。他高声喊叫，向追赶他们的人说他是铎夫·拉扎鲁斯本人，他准备跟他们拼了

　　拉扎鲁斯得到的回答，是六七响毛瑟枪干脆的噼啪声，这种枪在战时是发给德国军队中一等射手的。铎夫和雷伯都没有被打中。他们又往一堵峭壁上爬，坡面越来越陡，不久铎夫就拒绝再往前走或往上爬。托普利茨湖在他们下面，几乎成垂直方向。铎夫说就在此地停下，这中空的巉岩就象一座平台，“从这里望出去风景太美了”。他平静地摇摇头，兴许还在黑暗中微笑。他说要留在此地，并打算阻止这支纳粹大军过于逼近，尽管他已丢了眼镜。“你想想，小伙子。其实，我敢肯定，凭你这脑袋瓜子，在我之前你已经想过了；咱们这样是逃不出去的。他们比咱们跑得快。所以，我要你定下神来，小伙子，要你竖起耳朵听你这颗与众不同的鬼脑袋的话，它会告诉你这是咱们仅有的一线生机”他将尽可能坚持到让雷伯用两条山羊腿超过死山，也许还能讨到救兵。

　　“我走不动了，雷伯。你有什么办法？背我走吗？我足有九十公斤重，这都是喝啤酒造成的。请走吧，小伙子。你要找到你在搜索的那个家伙，把我也算在他的帐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同意让他留下，开始一个人爬山。当然，雷伯才走了几分钟，就听到枪响。他还听见铎夫用最大的嗓门唱着——“我的俏姐儿躺在汪洋彼岸，我的俏妞儿躺在大海那边。”

　　雷伯在黑夜中拼命往上爬了大约两百米，这时听到一件庞然大物重重地摔倒在山坡上，接着掉进了冰冷乌黑的湖水。他以为铎夫已经死了。但隔不多久，他听见两支科尔特手枪还在沉着应战，而且那个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子又唱了起来。

　　但这歌声终于被未了一阵枪响所打断。

　　凌晨三点钟左右，他又回到望得见木屋的地方。那里看不到有人放哨，但是有灯光。他潜行到阳台上，有一个人听见他的脚步声，用德语问：“你们逮住他们没有？”

　　“只逮住一个，”雷伯答道。

　　那人出现在门口，腋下夹着一支双筒猎枪。他一看见雷伯，急忙准备举枪。雷伯的一颗子弹已经打穿他的喉咙。他走进木星，那里只有不带武器的另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但不是盖尔达·胡贝尔。

　　“请别动，”他对吓得面无人色的一男一女说。

　　他握着手枪（枪管朝下）检查其他几间屋子，没有发现其他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那个男人，长着一张瘦削的脸和鹰钩鼻，头有点儿秃。

　　他问道：“您在找什么人？”

　　“埃立希·施泰尔。”

　　“我知道有一个叫埃立希当律师。”

　　“正是这一个。”

　　“我一点不晓得他可能在什么地方。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他的一双黑眼睛亮闪闪的，使他的相貌有点儿象犹太人。”

　　“你是谁？”雷伯问。

　　正在这个当儿，从他故意打开一半的门外传来至少两部汽车的引擎声。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受到保护？”

　　“您错了，”那人说，“受到保护的那个人晚上已经走了。我只不过是这所房屋的主人。我也从来不知道躲在这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克立姆罗德接过那人身上带着的证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到过阿道夫·艾克曼的名字。

　　约尔·白尼适在罗马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前后。两个年轻人阔别将近十八个月之后的这次重逢倒不是什么巧遇。白尼适在意大利代表哈葛那组织主持打通移民渠道。（三个月以后，他将积极参与把四千五百一十五人装上一条美国客货船“加菲尔德总统”号，这条船因而变成了“出埃及”号。）


　　他和克立姆罗德将近中午时分在圣安琪洛城堡前面相遇。

　　“你怎么知道我在意大利？幸好我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