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号草船-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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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一惊，把麦克风朝他推得更近些：“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所以目前我实在无法做出回答。”

　　　　“那么，我们都同意这是个未解之谜了？”

　　　　他稍稍迟疑了一下。“是的，”然后坚定地说道，“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把这段对话录了两次，以防录音出现故障。

　　　　而就在这时，开罗的媒体上泄『露』了我们这次远征的秘密计划，消息传到了墨西哥。

　　　　我们正要离开博物馆，刚好碰到一位前来拜访贝尔纳博士的同事—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他微笑着问我：“你想乘坐芦苇船横渡大洋，是吗？”

　　　　“是的，你也想来参加吗？”我问。

　　　　“是的，是认真的。”

　　　　我吃惊地看着贝尔纳博士的这位墨西哥同事。他是一位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知名专家。在拉美、俄国和西班牙的国际人类学会议上我都见到过他。他身材矮小，但异常灵活、健壮。

　　　　“抱歉，我们已经找到一位墨西哥人了。恐怕得等下次了。”我开玩笑地说道。

　　　　“那就把我列在候补名单上吧。如果需要的话，只要你提前一周通知我，我一定过来。”

　　　　“一言为定！”

　　　　他微笑着，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就此道别。当时，我一点也没想到这个口头协议最后竟然应验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纽约。饭店房间里挤满了记者。远征的计划在美国也被公开了。纸莎草已经运抵开罗。造船工作即将开始。三个乍得人想必这时正坐在飞机上呢。考里奥已经将营地和劳力准备妥当。明天，我们所有人就要聚齐，开始工作了。我将乘飞机于当晚离开，所以我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在纽约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时，一封电报来了。我读了电报，一下子蒙住了，不得不坐了下来：

　　　　“阿布杜拉被捕。造船匠仍在博尔村。速回电。”

　　　　电报上是我妻子的签名。

　　　　我连忙给意大利的家里去了电话，的确是真的。邮局送来一封来自乍得的信件，信中是阿布杜拉的简短留言，说他不能够去接奥玛和穆萨，因为他被捕了。他会在一个月后再次给我写信。

　　　　阿布杜拉进了监狱。他究竟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只有天知道。奥玛和穆萨还住在他们的小浮岛上，撒哈拉以南，太阳以东，月亮以西。没有他们，就造不了船。十一周之后，我们就必须从摩洛哥起航了，这样才能避开美洲的飓风季节。在埃及的金字塔边上，整个团队都在营地里等候着这三位乍得人，床桌用具全部准备就绪。必须有人去乍得把他们带过来。也只能是我去了。每周三上午都有一架从法国到乍得的航班，所以我必须在周二抵达巴黎，并准备好乍得共和国的签证。今天是周五，正逢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日，美国举国上下都停止了工作。明天是周六，公共部门也不会办公。然后又是周日。我只有周一一天时间来办理签证并安排好新的旅行计划，另外还要筹集旅费，这次旅行完全是在我们的计划之外。

　　　　我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间徒劳地游『荡』了三天，到处都关门。周一早上，纽约人又一窝蜂似地拥回了办公室。终于有人接电话了。世界各国的人都汇聚在联合国大楼里，但惟独不见乍得代表。他今天去了华盛顿，我必须去华盛顿才能得到去乍得的签证。我已经囊中羞涩了。我的出版商本可以借我一笔钱，但他去了芝加哥。当晚去巴黎的飞机票已经定好。但是要飞往乍得还得花很多钱，签证也必不可少。我给华盛顿的乍得大使馆打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倒是挪威使馆许诺帮我联系乍得大使，让我耐心地在宾馆等候。但我又从芝加哥方面得到消息，让我马上去离此很远的一家银行。阿布杜拉在遥远的乍得，生死未卜，这一切让我焦头烂额。吴丹的办公室通知我，说秘书长希望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他要帮我写一封介绍信。在我出门之前，有一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原来是彼派尔先生，他是一家国际新闻机构的主管，来商量报道这次航行的合同事宜。他可以预先支付一些费用。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电话中我被告知，如果坐下一班飞机赶去华盛顿，当天就能拿到签证。于是，这位主管帮我匆匆收拾好了两箱行李，一箱装着冬衣，另一箱装着夏衣，他还帮我结了账。那两箱行李他也替我送上当晚去巴黎的飞机。隔壁房间的希捷尔台勒普放下手中的胶卷，替我赶往秘书长的办公室。而我则冲到了飞机场。纽约和华盛顿的交通都很糟糕，坐飞机也相当麻烦，但挪威和乍得之间的协调却很顺利。当晚，当我带着护照，准备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转机时，他们两人已经在机场等候了。一个手中拿着吴丹秘书长的信，另一个则提着两箱子衣服。

　　　　“谢谢。再见。晚安，美国。早安，巴黎。”我在尼斯转机的时候与妻子匆匆见了一面。她手里拿着不少记录条和电报，这些只好等到我从博尔将造船匠带回来后再说了。

　　　　我从撒哈拉大沙漠上空飞过，终于到了乍得。一打开机舱门，热浪扑面而来。拉密堡的矮房子密密麻麻、连绵不断，我到哪里去找阿布杜拉呢？阿布杜拉留下的地址仅是一个邮箱号。邮箱的主人是一位传教士，阿布杜拉曾为他干过木匠活，但这活早就干完了，他也不知道阿布杜拉现在何处。不过，这位传教士仍然热心地帮着我们开车四处寻找。

　　　　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里，旅馆的接待员告诉我，本周内只有飞往苏丹的飞机，我那张飞往埃及的机票等于作废，因为在乍得是不可能获得埃及签证的。以『色』列在乍得有大使馆，但是埃及、挪威、意大利和英格兰在这里都不设大使馆。

　　　　我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床，墙上有两个挂钩和一个声音大得跟螺旋桨似的电扇。我坐在床边，拿着一张袖珍地图，绞尽脑汁地琢磨着。这时有人敲门了。门口站着一位高大的男子，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衣，戴着一顶七彩的小帽子。他张开双臂，放声大笑，牙齿和眼睛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噢，老板呀，老板，我阿布杜拉可吃了不少苦呀，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阿布杜拉乐得手舞足蹈。

　　　　“阿布杜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去了博尔村，花了四天时间在湖上寻找奥玛和穆萨。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捕鱼去了。最后终于找到了，还帮他们还清了债务。我正要把他们带到拉密堡，可这时行政长官来了。他说我是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恶棍，说我今天要把两个人卖到埃及去，明天说不定就把人贩到法国或者俄国去了。我就这样被捕了，被关进了拉密堡的监狱。我孤身一人，不得不花掉所有的钱，这才被放了出来。”

　　　　居然会有这种事，阿布杜拉被疑为人贩子，在博尔村被捕入狱！当年的贩奴通道要经过乍得，当地人仍然对那段血泪史记忆犹新。现在阿布杜拉不能回博尔村了，我必须带上由拉密堡当局盖章的正式劳动合同亲自去博尔村接奥玛和穆萨二人。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和阿布杜拉跑遍了首都所有雄伟的『政府』大楼，就是为了替他们两人办一份合法的劳动合同。到处都是一张张聪明伶俐的面容，真诚和友善洋溢在每张脸上。到处都是超现代化的办公室和写字间。外交部的大楼更是雄伟庄严，楼前还有十四座喷泉池。星期天到了。我绝望地坐在床边，关掉了震耳欲聋的电风扇，听任苍蝇和热浪朝我进攻。我受够了。五天过去了，我一个章也没盖到，一个签名也没要到。我们找到了一位传教士，他有一架单引擎飞机，能够在乍得湖上降落。但是没有盖了章的文件，如果我想把两个造船匠接走的话，也会落得跟阿布杜拉一样的下场。

　　　　我们最开始找的是内政部总监，他知道阿布杜拉的事情，但他只能通过外交部长才能接见外国人，而要见到外交部长又必须通过内阁首脑，要见到内阁首脑，又必须找到礼宾司的司长。我们见到每个人都得把整个事情从头说一遍，他们还要仔细阅读吴丹的介绍信。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总算见到了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个名副其实的巨人，但很随和友好，下巴上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头发浓密，额头和脸颊上都有一道道伤痕。在把我们引见给内务总督之前，他和乍得总统托姆巴巴耶进行了两次私人会晤，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总统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由内阁会议来决定是否允许乍得公民乘坐纸莎草船渡海冒险。

　　　　为了争取时间，我向他保证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获准将这三名乍得公民接到尼罗河平静的河岸上，把船给建起来。于是，我们总算见到了内务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又把我们引见给劳动部。劳动部的表格用完了，我们还得临时打印。他们三人的劳动合同足有十二页长，还是双面打印的。然后，我们又跑去找人事部部长签名盖章。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我们打印的合同当中发现了两段话，使得我们前面的努力功亏一篑。

　　　　这两段话的内容是说，合同只有在博尔村的两位造船匠签字之后才能盖章，更糟的是，合同中规定，如果没有医疗证明，本合同就无效。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张医疗证明呢？博尔村没有医生。人事部部长从劳动部叫了一位代表来研究我们的合同，他对着合同看了半天也无计可施。他们两人都非常友好，但只能指着合同上的白纸黑字，向我解释说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意思我很明白：没有医疗证明，劳动合同就不能生效；不离开博尔村，就无法得到医疗证明；没有劳动合同，离境就属非法。

　　　　反正是死路一条。我累得筋疲力尽，狠狠地关上房门，把风扇开到最大档。明天就是周日了。我气恼地坐在床边，干脆写起日记来：“无可救『药』的笨蛋！但这样糟糕的体制并不是乍得人的错，他们友好、聪明、淳朴。非洲文化并非如此，正是我们西方人教会了他们这一套。”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先把他们两人接来再说。我关掉了电风扇，伴着远处总统府的军号入睡了。周日到了。我去见了那位开飞机的传教士。他有的是汽油。周一一大早，他就跟我一起坐上他的小飞机，飞过『政府』办公楼的屋顶，穿过热带草原、沙漠和浮岛。我们在博尔村外着陆，激起一片浪花。我们带上了那份有二十四页的合同，还有一个空皮箱。文件上只有我们自己的签名，我们心里直打鼓。行政长官和苏丹都被厚厚的合同给唬住了，他们把奥玛和穆萨从围观的人群中叫了出来。

　　　　就在当天晚上，两位心惊胆战的布杜马人和我们一起坐上了小飞机。飞机掠过茅草屋顶，再次从湖面上起飞。湖岸上黑压压的全是他们的亲属和朋友。苏丹和行政长官站在前面，注视着这两位同胞，他们即将成为勇敢的冒险家。而飞机上的两人则像秃鹫一样盯着下方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他们面无表情，胳膊上是一道道作为奴隶标志的烫伤印。他们曾经忍受烙铁灼烧的痛苦而毫无怨言。他们俩这次可是要出远门，但除了身上破旧的衣服和自制的凉鞋以外，什么也没带。我们本来预备给他们装行李的箱子仍然空着。他们都是一无所有的人。

　　　　到了拉密堡，见到重获自由的阿布杜拉，他们三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我在市场上给奥玛添置了一身行头，从头到脚都是浅蓝『色』的，而穆萨则一身黄『色』。穿着崭新的袍子，他们同我们一起去了警察局，无比兴奋地注视着他们新护照上的照片。

　　　　“你们叫什么名字？”一位好心的警察问道。

　　　　“奥玛？姆布鲁。”

　　　　“穆萨？布鲁米。”

　　　　“多大年纪？”警察又问道。

　　　　没人说话。

　　　　“奥玛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比穆萨大四岁。”

　　　　“1927年，1928年，还是1929年？”

　　　　“我想差不多吧。”奥玛胆怯地说。

　　　　于是，警察写道：“生于1929年。”

　　　　“穆萨呢？”

　　　　“1929。”穆萨迅速回答道。

　　　　“这不可能，你比他大四岁。”警察说道。

　　　　“是的，但我们都是在1929年出生的。”穆萨回答道。

　　　　于是警察也为穆萨写上了“生于1929”。

　　　　护照上还得签字。奥玛很遗憾地说他只能用阿拉伯文签字。他拿起笔，坐了下来，在纸的上方幽雅地画了几道弧，于是把笔交还给警察，让他代为签名。穆萨也让警察代签。但是，要有劳动合同才能把护照办好，于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