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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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任何病症的处方。当然,没有爱心,也可治好骨折,但是有爱心更佳,而且受病痛折磨的“人”最需要一位有爱心的医师。弗洛伊德却要医师摒除同情心,不可对病人发生兴趣。他还说,关爱对病人有害无益,因为这样病人会变得更依赖,阻碍疗效。所以,不要把病人当作是自己的兄弟,而应将他们视为“物体”相待。
如此,原本救人一命的医师就有可能沦为“工匠”。对维也纳所有的医师来说,不管是不是犹太人,这和他们当初行医的使命相悖,等于是公然侮辱他们的自尊和专业。更令人难堪的是,许多人由此产生怀疑,至少从精神分析的层面而言,弗洛伊德或许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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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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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一位犹太资深外科医师哈耶克(MarcusHajek),不但是大学医院的耳鼻喉科主任,而且拥有“正教授”的头衔。有一天,他在我家吃晚饭时说道:“但是,假如弗洛伊德说的没错,精神分析就是一种麻醉药了。当医师的不管其中的危险性,故意让病人上瘾的话,不但是犯罪的行为,也有违医者神圣的职责。”
把精神分析当作是治疗和科学方法来讨论,比探讨其伦理价值的来得多。弗洛伊德是属于维也纳“现代医学”的第二代。所谓的“现代医学”,历经一个世纪以上缓慢的孕育过程,最后终于在维也纳开花结果,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出生的前几年。到了弗洛伊德那一代已意识到,医学所能成就的和“前科学时代”的医学,也就是莫里哀(Moliere)戏剧里那些可鄙的庸医所为,可谓有着天壤之别。“现代医学”不仅能做诊断、治疗,且是一门可学、可教的学问。那一代的“现代医学”成果非凡,比方说细菌学的研究发展,使得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能力大为提升;借助麻醉进行外科手术,由于消毒和无菌的进步,使得病人在接受手术后,不至因感染而死亡。
约在1700年,由于荷兰的布尔哈夫医师(Boerhave)②以及英国的西德纳姆医师(Sydenham)③的出现,医学才不再是江湖郎中的信口开河,并脱离了以往空洞的理论与臆测。疾病都是特别的,有其特殊的缘由、症状与治疗方法。细菌学的大胜利就是由弗洛伊德那一代的医学所缔造的,正因为他们证明了每一种感染都是很特别的,因为某种特殊的病菌、由独特的带原者传播,如跳蚤或蚊子,并以某种方式对特别的组织产生作用。在现代医学史上,一旦忘记布尔哈夫和西德纳姆给我们的教训,如主张顺势疗法的哈内曼(Hahnemann)学派又很快地就会被人讥笑为“无稽之谈”(弗洛伊德出生时,哈内曼刚好过世)。然而,精神分析学派却认为所有的精神失调都可依循一个通则;许多执业者(虽然不包括弗洛伊德本人)并宣称,精神病是“情感的”而非“肉体的”疾病,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表现出潜意识里的性压抑而来。
有人告诉我,在1900年左右,维也纳医学会曾在派对中演出一出讽刺短剧,模仿莫里哀的剧作《想像的病》(LeMaladImaginaire)。其中有个庸医说道:“如果病人爱上母亲,是因为患了精神病;反之,若他恨母亲,也是同样的精神病。不管是什么病,原因都一样;不管原因为何,都是一样的病。治疗方式也相同:21个小时的心理治疗,收费奥币50克朗(Kronen)。”⑤
当然,这是对精神分析的嬉笑辱骂,却又一针见血,弄得哄堂大笑。有一位精神分析医师就告诉我,那天他就在场,那时的他还是位医学生,不但不以为忤,甚至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对任何熟悉医学史的人来说,如果精神分析的方法令人质疑,那么效果呢?医学会领导人物看过太多的病例,知道医学并非纯然理性,有些是神奇而无法解释的。因此,精神分析就着重于效果的发表并强调对比试验。维也纳医师要求精神分析的效果时,不禁感到困惑。弗洛伊德本人是精神治疗大师,这点不容否定,但是精神分析的效果如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首先,弗洛伊德和他的信徒拒绝为“效果”下定义。所谓的“效果”是回复到原来的能力?还是焦虑的解除?精神分析真能“治愈”一个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有些病人终身无法痊愈,或是必须一再地回去接受心理治疗?是否是慢性症状的减轻?如果病人对“治疗”上瘾,这样好吗?不管如何定义,治疗的结果要如何测试呢?每一个在维也纳执业的医师都看过“精神异常”的病人。这样的病人,特别是青少年,很多毋需接受治疗,自然而然就好了,至少症状消失了,或是有很大的改善。因此,精神失调自行痊愈的比例大约为何?而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病情改善的话,到底改善多少?以上问题所需资料皆不够。精神分析学家,始自弗洛伊德,都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似乎所有的精神治疗方法效果都差不多,或者都没有什么效果。到了1910年才有人出来挑战弗洛伊德学派,阿德勒(AlfredAdler)⑥是一个,还有荣格(CarlJung)⑦,以及德国的孔斯坦(OarkarKohnstamm)——今天“人文”,心理学的先驱,一位受人敬重、成功的心理治疗学家,他的方式和弗洛伊德学派完全相反,主张心理治疗师该融入病人的生活和问题中。
此外,还有各种信仰治疗法和意识疗法:精神派、催眠师、有一只“魔箱”的人,更不用说卢尔德(Lourdes)朝圣⑧和哈西德派(Hassidic)的神秘教士⑨了。
关于精神治疗效果的研究,约略形成于1920年,显示结果都差不多:精神治疗或许有神奇的效果,但数据不够完全,且不能证明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或与另一种的差异为何。这代表双重意义: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对某些人有用的特殊疗法,并不能用来治疗所有的精神问题;二是治疗成果言过其实。不管结论为何,都不是弗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学派能接受的,因为这等于全然否定弗洛伊德的理论。
记得有一天晚上,比勒(KarlBuehler)和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⑩在我家餐桌上谈论到一项有关精神治疗效果的重要研究。布勒是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略微倾向弗洛伊德学派(他的夫人夏洛特就是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医师),而摩根斯坦当时还是个学生,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成为统计理论的权威。比勒说道,效果可以显示,对许多心理疾病而言,精神分析是有力而特殊的一种治疗法。并且说,我们该好好研究精神分析可以适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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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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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斯坦回答说:“不对。如果看统计数字的话,要不是这个病人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心理疾病,就是病情之所以改善是由于病人对方法信赖产生的信心,而非方法本身所致。”
“不管怎么说,”另一位在座的眼科手术医师说,“弗洛伊德精神治疗法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没有医师可以凭着良心来推荐或运用。”
对维也纳所有的医师来说,最困惑的就是不知道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说的是“治疗病人”,还是“文艺批评”。前一分钟他们才试着去治疗某一种特别的疾病,比方说害怕过马路或是阳萎,下一分钟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字汇以及分析方式来看《格林童话》(Grimm’sFairyTalse)或是《李尔王》(KingLear)。医师大都心悦诚服地认为:“对小说艺术而言,精神分析居功厥伟,”正如托玛斯·曼(ThomasMann)在弗洛伊德80岁大寿的讲演中所言。对文化、文学、宗教以及艺术,弗洛伊德是最有影响力、想像力、慧眼独具的批评家;以上姑且不提的话,许多人都一致认为,他为长久以来紧闭的灵魂开了一扇窗。由于这点,他足被誉为“奥地利最重要的人物”。
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像牛顿的物理学、康德的形而上学,或者是歌德的美学,可以成为一种治疗法吗?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声称,精神分析确实是一种疗法,但这点却是一般维也纳医师所不能接受的。
只要有人暗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诗”,而不是“科学”,他就觉得受到莫大的伤害。即使是他亲自邀请托玛斯·曼在他生日时演讲的,却又深深厌恶他的“赞美”。当然,不管精神分析是否是真正的科学,弗洛伊德还是伟大的艺术家。也许,他是本世纪最卓越的德语散文作家——他所写的,是那么清晰、简明与精确,如不可言传的上乘诗作。在没有特别指明患者为谁的病史记录中,他以两段文字就把一个人的全貌勾勒出来,比许多长篇小说,如托玛斯·曼写的,还要高明。他所创造的语汇,不管是“肛门的”,还是“口欲的”,或是“自我”与“超我”,都是伟大的“诗的想像”。然而,这种种却使得弗洛伊德那“科学的医学”更不自在,且在听别人盛赞他是“诗人”、“艺术家”时,让他本人和他的信徒勃然大怒。
在我童年时,这些都是大人不断讨论和辩论的主题。我想,稍早的时候,约从1890年到1910年,更是如此。那期间弗洛伊德的巨著问世了,他已是一流的神经医学专家,在临床治疗上,特别在诊治女病人方面,有了不起的成果,也是所谓“风潮”的领导人。然而,问题却一再地浮现:弗洛伊德的道德问题、精神分析的医学伦理与效果、精神分析效果的衡量标准,以及宇宙哲学是否适用于临床治疗等。
于真万确的是;没有人忽略弗洛伊德。大家都很郑重地讨论他,然后决定加以排拒。
精神分析的起源,常被解释为对“维多利亚时期性压抑”的反动,特别在美国被视为如此。在美国或许是有这种“压抑”,但在英国,除了短短的几年,是否有这种现象则令人存疑。就奥地利而言,不管是在弗洛伊德年少时,或是他执业的时代,都没有所谓的“性压抑”。反之,在19世纪末期的维也纳,性是极其自由、开放的。约翰·斯特劳斯(JohannStrauss)的歌剧《蝙蝠》(DieFledermaus)就象征弗洛伊德时代的维也纳。1874年首演时,弗洛伊德正是18岁的少年。这出歌剧公然描写交换爱人和公然的性——妻子一看丈夫不在,就投向前任男友的怀抱中;女仆偷偷潜入化妆舞会,找个有钱的“老爹”,做他的情妇,并要求他资助其舞台生涯;另一个要角,也就是舞会的举办人奥洛夫斯基王子(PrinceOrlofsky)则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在咏叹调中鼓励所有的客人“爱其所爱”——在场的成人观众认为这简直是“同性恋解放运动”(gayliberation)!
这样的情节在今天看来,可能算不上“限制级”,也绝不是老少皆宜的家庭同乐节目。此外,歌剧的场景是在严谨的奥皇避暑胜地,而不是什么光怪陆离的幻境。然而,对于这一切,却没有人感到骇然。
在维也纳的19世纪末期,有一位非常受到欢迎的剧作家施尼茨勒(ArturSchnitzler),就是弗洛伊德从前在医学院的同学。他最为人知,而且最叫座的剧本《轮旋曲》(LaRande)被形容为一出“音乐床上戏”;舞台上简直是赤裸裸的性行为!
当然,在那个时代,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是不被许可的(与其说这是出自道德规范,不如说是对意外怀孕的恐惧)。女人多半早婚,但是婚后就可做自己爱做的事,只要“谨慎”点就可以了;男人的婚前性行为则没有特别的限制。这并非“双重标准”,而是因为男人要先有经济根基,以养家活口,不得不晚婚,因此没有人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须坚持贞洁甚或禁欲。
然而,许多中产阶级的妇女之所以会有性方面的焦虑,特别是弗洛伊德早期诊治的那些女犹太病人,正是由于维也纳的性开放,以及到处弥漫的性气氛。那些女人多半出身自犹太市镇的贫民区,好比弗洛伊德家的祖先,原本来自摩拉维亚的犹太小市镇(现已为捷克的一部分)。在这种小贫民区里,性的确是受到压抑的,对男女来说皆是。婚姻全凭媒的之言,在新郎、新娘还小的时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成人”,就举行婚礼,在此之前,这对新人都还没有见过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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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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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女人便过着非常封闭的家庭生活,除了家人外,几乎没有机会和外界接触,更别说是别的男人。他们在宗教聚会、家庭或是在社区里都尽量不谈到与性有关的事。在这种“无性”气氛中成长的年轻犹太女性,一下子投身到维也纳这个“性的大染缸”中,看到不断的舞会、华尔兹和性的竞争,知道自己不时得表现得“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