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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

名家解读聊斋志异-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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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小说。后者的怪异人物、情节,讽谕性往往更为突出。《司文郎》就是
此种篇什的代表作。宋某和盲僧显然出自作者的精心设计,对揭露现实文场、
表现思想主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是全篇中心人物,先为鬼而后为神(司
文郎)。为鬼尚且不忘功名,继续生前的追求,这是神话题材独有的照映、
衬托之法——不写其人,而写其魂,以虚衬实,以死照生,从而获得夸张的
效果,造成“死而不已”的意境。为神的寓意更明显:“梓潼府中缺一司文
郎,暂令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由于孔子的举荐、力争,宋姓少年得
任此职。梓潼是道教神名,即梓潼帝君,掌管文昌府及人间功名禄位。梓潼
府即文昌府。“暂令聋僮署篆”的构想是抨击文场、试官的余波,用象征的
笔法把矛头指向执掌科场大权的贵官,翻出新意。至于让儒家的圣人为道教
一个神职大操其心,同冥府阎罗发生争执,把有德有才之士“拔充清要”,
扭转文运,不过是作者无可奈何的愿望罢了。与宋相比,盲僧所占篇幅有限,
起的作用却很显眼。两目皆盲,嗅文以鼻,极荒诞,又极传神,仔细体会,
有多种妙用。唯其如此,才能与五脏六腑的反应联系起来,从而生出受之“以
心”、“以脾”、“以鬲”的三种文境境界,生出“咳逆”、“作恶”、“向
壁大呕”、“下气如雷”等一系列风趣的行动细节。也只有借助这样的形象,
才能道出“帘中人并鼻盲矣”的快言快语。再看下面这段描写:

(王)每焚一作,僧嗅而颔之。。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僧再嗅曰:

“妙哉!此文我心领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生大骇,始焚己作。僧曰:“适领一艺,

未窥全豹,何忽另易一人来也?”生托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

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投则作恶矣。”

生惭而退。
此段文思周到、绵密,极合人情事理。以鼻断文,余杭生必不深信,必先焚
大家之文以试之,托言朋友之作以欺之。有此一试一欺,才见盲僧论文之神,
余杭所作之劣,很有意味和表现力。而这一试一欺,正是从“以鼻代目”、
易受欺骗的特定情况生发出来的,如果有目或“以耳代目”,此种情节就不
成立了。统观全篇,有关盲僧的一段最为精采,如天外飞来,奇峰突起,意
趣横生,出神入化,生动显示出文场的某些本质方面,是幻想与现实的奇妙
结合。


作品写了两个现实人物——王生和余杭生。一个怀才不遇,一个无才而
遇。如此强烈对比的形象,自然也是为了揭露文场和考官特意安排的,是全
篇思想结构中两枚黑白分明的棋子。宋与盲僧也是在此对比中才得充分发挥
作用。《叶生》、《于去恶》以及《贾奉雉》等反映科举考试的篇什,都只
写了怀才不遇的正面主人公。用对比的形象显示主题是《司文郎》艺术构思
的一个特点,也是这篇小说思想价值的独到之处。

然而,《司文郎》的人物并非只是显示主题的手段,思想结构的棋子。

他们都是作者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灵魂、有血肉、有独立性的活生生

的人。蒲氏一生多次入闱,屡试不第,坐馆教书数十年之久,对各色各样的

书生、士子了解甚多,感受甚深;对他们的癖性、习俗、言谈举止了如指掌,

烂熟于心。在借助他们表现思想、讽谕时世的同时,将其相关的日常情事织

入作品,构成富有生活气息的情节和细节,显示人物的性格、心理、音容笑

貌,造成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看余杭生——王投刺拜访,他“不之答”;

王与宋“共起逊坐”,他不礼让;初见宋面,便以“尔”相呼:“尔亦入闱

者耶?”知宋无意入闱、省籍山东,竟说什么“足见高明,山左右无一字通

者”;及至遭到宋的回击,立即恼羞成怒,“轩眉攘腕而大言曰:‘敢当前

命题一校文艺乎?’”开头这样寥寥几笔,就把一个骄妄、浅薄、浮躁的狂

生活画出来,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作者特别写到宋姓少年喜欢吃庶

糖水角,“三五日辄一至,王必为之设水角焉”。这一生活细节不仅给宋、

王的形象增加了血肉,对刻画余杭生也大有用处。由于被宋挫了锐气,心怀

妒忌,看到王的文章有宋的圈点,就轻薄地讥讽:“此大似水角子!”放榜

之后,他“意气发舒”,找盲僧算账,第一句话就说是:“盲和尚,汝亦啖

人水角耶?今竟何如!”这些关系水角的话,将余杭生的品格、性情,不同

境况下的心理、神态,表现得清楚而又生动,很有艺术光彩。

司文郎宋某为鬼为神,形象却是逼真的活人,十分富于人情味。他才情

横溢,少年气盛,一出场就同狂妄、傲慢的余杭生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遭遇

战,对其蔑视北人的谰言即刻回报:“北人固少通者,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

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这话确当、锋利,无懈可击,开口

便见谈吐不凡,“言语谐妙”。说完还要“鼓掌”,快意可知。随后与狂生

比试文章,大显身手,才华意气,颖脱而出:

王随手一翻,指曰:“‘阙党童子将命。’”生起,求笔札。宋曳之曰:“口占可

也。我破已成:‘于宾客往来之地,而见一无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

不能文,徒事嫚骂,何以为人!”王力为排难,请另命佳题。又翻曰:“‘殷有三仁焉。’”

宋立应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

同?”生遂不作,起曰:“其为人也小有才。”遂去。

这是一段耐人咀嚼寻味的文字。妙在命题恰到好处,宋的破承语义双关。“阙
党童子将命”是《论语·宪问》篇末段首句,意思是说:孔子住地的一个童
子来向孔子传达消息。下文便是孔子对这童子的议论,说他大模大样地坐在
位上,有时竟与长者并行,是个妄想速成的人。了解这些内容,才能深入体
会宋的那句破题的奥妙,既合时文八股的要求,又嘲弄了对手余杭生,将他
比作狂妄无知的“阙党童子”。评家所谓“快人快语,妙思妙舌”①,也正是
指的这一点。“殷有三仁焉”,也出自《论语》,是孔子对殷商末年三个贤

① 但明论评语。

臣微子、箕子、比干的评语。宋的破承一方面对“三仁”作了正面阐述,同
时利用“三人”这个偶合因素讽谏狂悖的余杭生,仍有一语双关的妙用。通
过这样两个题目,一番较量,突出了主人公的文思敏捷,也突出了他的率直、
尖刻,一个才华出众、锋芒毕露的少年书生在读者面前直立起来。据评点《聊
斋》的冯镇峦说,“此两破承于他书见之”,原是“鹤滩先生故事”。果真
如此,就正说明这段有声有色的描写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来自生活实际。作
者将他掌握的材料,经过消化、改造、艺术琢磨,嵌入作品,铸成性格,水
乳交融,不着痕迹,此乃人物活脱、逼真的重要因素。司文郎的人情味,不
仅表现在同余杭生的负气比试中,也表现在与王生的相契交往中。王做水角
款待,他“啖而甘之”,还要友人改日再做;阅过王的诗文,称其“深沉于
此道者”,也坦率地指出“已落下乘”。处处显出真诚、爽快,不讲客套,
亲密无间。有趣的是,这位鬼士比生人更爱动感情。余杭背地讥诮,他按捺
不住,王生极力规劝,方才罢休;友人犯规被黜,他痛哭流涕,当事的王生
“反慰解之”。如此两番以人劝鬼,可见这鬼情味十足。对于“犯规被黜”,
这里需要多说几句。科举考试的清规戒律是很多的,书写格式极其严格,字
体、字数、行数、低格、顶格、抬头、避讳,都有规定,一处不合,即为“违
式”,也就是“犯规”。因此而被除名的考生大有人在,往往成为终生之恨。
蒲松龄对此深有体会,在一首调寄“大圣乐”的词中这样抒写其“闱中越幅
被黜”的痛切感受:“奋笔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似千瓢冷汗沾衣,
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乎?问前身
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从这些浸透感情的诗句中,不难想象“犯规
被黜”给予士子的沉重打击,也不难理解宋某何以伤心痛哭、大呼“其命也
夫”了。

在《聊斋》中,《司文郎》是对话最多的篇什之一,对话是其表现人物

的主要手段。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司文郎、余杭生不但说话颇多,而且

开口就响,声态并作,形象因而鲜明突出。盲僧是幻想的奇人,却也生动如

活,清晰可见,除了嗅文以鼻的行动细节,全仗声口毕肖的个性化语言。第

一句:“是谁多口,无目何以论文?”对其“最能知文”的本领既未直接承

认,也未正面否认,字面上像是否认,骨子里却是肯定,怪人多口道破秘密。

平平常常一句话,最贴切,也最传神,与人物、情境高度和谐,一字不可改

易。王请“以耳代目”,他说了第二句话:“三作两千余言,谁耐久听!不

如焚之,我视以鼻可也。”一派奇人、大家的口吻,漫不经意,神气十足。

以下品评诸作,或褒或贬,亦庄亦谐,言简意赅,各尽其妙,充分显示说话

人才智超群,不同凡响。19 世纪法国文学史家泰纳以为,巴尔扎克《人间喜

剧》中的人物比真人“还要有神气,有活力,有生气”①。我们也可借用这话

评价《聊斋》的某些人物形象。不过,巴尔扎克笔下是现实的人,《聊斋》

多写狐鬼花妖,艺术幻想的成分很大,而像盲僧,则是地道的幻想人物,却

比真人还真,比活人更活,同现实的形象一样富于立体感。

综上所述,《司文郎》不同于只写人物行迹、不讲思想结构的故事小说,

也不同于某些重思想不重人物的问题小说。它既讲思想的艺术表现,又重人

物的刻画、创造;既有发人思考的思想结构,又有给人感染的人物形象,在

很大程度上达到了思想与形象的艺术的统一。这是它的一大长处,也是其价

① 《巴尔扎克论》,见《文艺理论译丛》第2 册,1957 年版,第51 页。

值和魅力的所在。

蒲松龄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虽然一生不得志,
功名观念却一直很重,“五十余犹不忘进取”①,72 岁还奔波百里应岁贡之
考。这决定他只能抨击试官、主考,不能否定科举制度。加上迷信佛道之说,
思想认识充满矛盾。在《司文郎》中对文场作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之后,又无
可夸何地把一切都归之于不可知的命,归之于善恶因果之报。这不仅成为作
品的思想缺陷,也有损形象的完美和统一。原来生气勃勃的少年主人公,后
来大讲“修行未至”,“积善勿懈”,“冥司赏罚皆无少爽”,成了唯心观
念的传声筒。他还这样劝慰王生:“我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
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当前踧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
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如此老成持重的“平恕之
论”,乃是作者自己的语言,如果赋予朴讷、厚重的王生,也许投簧合榫,
加给少年气盛、阎罗“欲以口孽见弃”的宋某,就显得生硬,与人物性格大
相径庭。所有这些瑕疵都集中在作品后半,造成前后思想、艺术的不平衡,
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

1982 年6 月

(选自《聊斋志异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① 蒲松龄:《述刘氏行实》,见《蒲松龄集》第253 页。

李厚基韩海明
一生遭尽揶揄笑伸手还生五色烟
——蒲松龄的生平与著作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一生,是平淡而寻常的,既没有可歌可泣的
业绩,也没有动人心弦的传奇式的情节,却有着一个封建社会落魄知识分子
的鲜明个性和这种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出“文章憎
命达”的旧知识分子的典型遭际。

(一)

蒲松龄(公元1640—1715 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
淄川(即今淄博市)城东七里的满井庄人。

淄川,虽不是十分出名的县分,但山峦起伏,叠峰承烟,又有淄、般、
孝妇等水汩汩流过,风景是宜人的。满井庄东头有高起的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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