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4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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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光明正大的，因此他很难下定决心在我为其祝寿之时将我拿下处置；其二，我也是沙陀军中出身，若是晋王无故处置了我，他其余义儿会如何想？我这些义兄义弟也几乎都是掌军领兵之人，一旦他们升起兔死狐悲之心，晋王这偌大势力，只怕顷刻之间便要土崩瓦解！这一点，是晋王、盖公和张监军都不得不考虑的；其三，这一次太原祝寿，我虽不得不去，但并不代表我没有任何布置……”
王笉见他对晋王的性格和面临将领忠诚度的问题上分析得丝丝入扣，总算放心了不少，忧色少了些许，又听他说有所布置，虽然不想在他心里落个多事甚至“干政”的不良形象，但事关爱郎安危，仍忍不住问道：“布置……可靠么？”
李曜却不觉得这种问题有干政的嫌疑，也不打算对她隐瞒，当下便道：“布置分为几个方面。其一是明面上的兵力布置，在我前往太原之时，左右天策卫、左右羽林卫四卫将会进驻河中正北的晋州，总计七万六千大军，虎视阴地关。此四卫大将军分别是憨娃儿、阿蛮、李筠和张训，憨娃儿和阿蛮为主将的天策卫不必说了，李筠原是神策军的都头，张训原是河中镇兵牙将，两人都不是沙陀出身，功名富贵皆在于我，因此此番可堪使用，忠诚无虞。而河中本镇也有八万四千大军，而且最近我对河中护**各军主将做出了调整，这批新任主将绝大多数都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晋王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恩赏，因此忠诚方面也当无碍。如此一来，足有十六万大军在南面为我后盾，晋王乃至其麾下对我有觊觎之心者，就不得不仔细权衡。”
王笉听说如此，又足有十六万大军在河中作为震慑，果然放心了不少，当下点了点头。毕竟，按照李曜的这个布置，左右神策卫大将军李承嗣和李嗣恩，都被留在了后方，减少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而晋王此前被朱温重创，一时之间怕是还集中不了十六万兵马。王笉对军事了解不多，仅仅是从数字上看，觉得李曜这边的兵力应该是有优势的，心中稍安。
当然事实上，李曜这十六万大军是老兵新编，可能指挥起来的灵便性稍差，但战斗力的确是颇为不弱的，相对于李克用此时麾下半老兵半新兵的情况，可能还略好一点。更何况，李曜麾下这些军队近来凯歌高奏，士气上面自然更加靠得住一些。
这时李曜又道：“这是明面上的，在暗地里，府州、麟州二地，我有相当把握，折家和杨家可以为我所用，一旦太原方面真有什么意外，府麟二州的折、杨二军可以使天德军无法南下，甚至使朔州振武军也不敢轻易调动大军南下驰援太原。另外还有我藏得最深的一步暗棋……就在太原。”
他这么一分析，王笉的担忧便少了许多，但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歉然道：“可惜奴将家主印信交给了昭逸叔父，否则的话，或许也能帮上一点忙。不过奴执掌印信数年，在太原多少也有一些人手可用，如果五郎需要，可以吩咐他们。”说罢便将其中详细告知李曜。
李曜听罢，不管用不用得到，先暗暗记下了，毕竟此去太原凶吉难料，多一些保障总不是坏事。
两人将太原之行的细节再推敲了一番，确认没有什么疏漏之后，李曜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便道：“我从太原回来之后，朝廷会有一次大变革，是关于赋税的一次调整。我欲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成钱币征收，与两税法不同的是，过去的把丁税将会摊入地亩。此后，朝廷便只按照田地多寡来征税，丁男数目不再作为计税标准使用。而天下之人，但凡有田，无论自耕自种的寻常百姓，还是皇庄王田，今后也都统一纳税，包括陛下的皇田和我的封地王田也都一样……五姓七家等名门大族田亩甚多，此事一旦推行，必然会有不少人反对，若是你们太原王氏内部也是如此，你便……”
王笉为难道：“奴已不掌家主印信，又是女子之身，这等大事，只怕说不上什么话了。”
“无妨。”李曜摇头道：“我不是让你强令他们什么，只是让你带句话给他们。”
“哦？什么话？”王笉略微诧异，心道：“不知是威胁还是拉拢？还是二者皆有？”她刚才听了李曜对自己的承诺，已经几乎把自己看做他的女人了，思想自然有些转变，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全不为家族考虑，因此会有这点想法。
谁知李曜却只是道：“死守田产，以粮食为财富，这种人今后一定会后悔的。”
王笉迟疑道：“是因为五郎你已经决定要推行这种新税法的缘故？”
“不。”李曜摇头道：“关键不在于此，而是……”他松开王笉，从桌上拿过一份奏章递给她，道：“这是户部几名员外郎和主簿前往蒲州东升新城考察工商业之后的奏报，其中他们对东升新城入股收益做了详细调查。这份奏报显示，仅从工业的角度来看，入股东升新城民用农具产业的股东，投资年回报率为四成三分（即43％，以下均同）；投资棉布等纺织产业的年回报率为三成二分；投资建筑产业的年回报率为三成一分；投资铁、煤等矿业的年回报率为三成四分……无论投资哪个工业产业，其年回报率均远远超过土地种植出产所得。至于商业方面，由于经营管理方式不同，差异相对较大，其中某些特殊商业也的确有着相对更大一些的风险，但总的来说，其收益也至少十倍于土地种植出产。”
王笉在还未将家主印信交予王抟之前，也主导过投资入股东升新城，这份报告的真伪她自然一清二楚。太原王氏在各种大小型农具方面有建有专门的“工厂”，在纺织、矿业也都设有工厂，其中收益大体与这份报告所显示的相差无几。而李曜说“相差较大”的商业方面，太原王氏也同样有不少涉足，其中主要是高端餐饮业务、典当业务、米行、布行和水运。
由于太原王氏的官场基础，加上其对李曜崛起的大力支持，使得他们获得了不少朝廷方面的优势，比如朝廷对东南漕运的运输，其中某一段水路便是太原王氏接手（其“水运商行”总部设立在东升新城）；仅这一业务每年的获利，就顶得上三万亩良田的收益！要知道，现在东南的漕运可比全国统一时差了不知道多少，如果将来朝廷一统乾坤，光是这一小段漕运的收益，只怕就比得上太原王氏如今的全部良田了，因此李曜刚才那句话，绝非儿戏，也绝无夸张，对于这一点，王笉毫不怀疑。
她知道李曜特意对她说起此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关怀，以免因为这件事让他们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同时也是对太原王氏一直支持他扩张势力的一种回报。便点了点头，道：“五郎的话，奴一定带到。”她微微一顿，又有些迟疑地问道：“只是奴有些不解，五郎为何急于对税制进行改革，须知税制乃是朝廷根基之一，如今朝廷连征李茂贞、王建而胜，威望大振不假，但毕竟尚未乾坤一统，如此改制，五郎你就不怕某些世家大族东逃中原、淮扬甚至吴越等地，为朱温、杨行密、钱鏐等辈所用么？”
李曜当然知道她问这番话是对自己如此大幅度改革动作有所担心，他自己比时人多了一千多年的“经验”，可在“要不要进行税制改革”、“改与不改各自有何利弊”等问题上不也纠结了大半年么？
其实税制改革也好，变迁也罢，就其本质来说，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是使现行税制不断变革、不断完善过程。赋税制度的改革变迁属于朝廷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变迁能否进行，受当时政治经济背景、政权稳定与财政状况、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等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约束。在李曜自己看来，这些约束可能也就是后世历史教科书里经常所说的“历史的必然”。
首先，是政治经济背景因素。
在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之后，在两个社会转型期间春秋时期出现的“初税亩”制度的推行，可以说反映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赋税制度变革的影响，初税亩制度推出的时代背景是伴随着土地国有制度的瓦解，封建制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劳动者的人身自由由经历了“奴隶、农奴、农民”变化历程，因此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变化、生产工具的变化、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必然需求赋税制度的变化以实现当时赋税制度的功能。但是深层次影响政治、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因素。生产力提高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方式、粮食产量、劳动者积极性等方面的效应都会对赋税制度产生影响。
其次，是政权稳定及财政状况因素。
政权的稳定对赋税制度的影响是显然的，从历朝历代本朝代看，赋税制度在税率方面的调整，伴随着朝代的兴衰。从整个历史时期中上述几次大的变革看，“初税亩”的推行源于私田增加及生产的繁荣，公田收人无法满足当时统治者包括战争等各方面的开支。大唐两税法的推行源于均田制破坏的情况下，政府陷入无地可均，自然与此相对应的无可征之丁的财政危机局面。而后来明朝中期实行的“一条鞭”更是在明朝统治者**，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大地主想尽办法逃税，苛税残酷，政府财力匮乏的情况下推行的。这就说明了政府财政状况对赋税制度变革的决定性作用。可见，中国赋税制度的变迁属于朝廷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朝廷进行赋税制度变革的原动力即是财政状况，其次才是尽量简化征管方式降低税收成本。
而王笉的质疑，也在于现在李曜所主导的朝廷，至少看起来是并不缺钱的，但改革却可能导致政权基础动摇，所以她才疑惑这样的改革是否必要。
最后，则是朝廷对资源的控制因素。
税制变迁就其本质来说，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而经济利益的获取又源于各个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控制，对于大唐赋税制度，或者说是农业社会以土地产出为主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将决定了土地赋税制度的变革和调整，君主制下的土地私有导致的土地兼并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朝廷和大地主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始终是赋税制度变革的一大原因。
王笉当然不知道李曜搞“摊丁入亩”、“皇田纳税”的根本原因除了减轻百姓负担之外，还有释放人口的因素，因此不甚理解。
李曜对此也不好说得太多，只能拿出自己所谓“一代儒宗”的面具带上，用一种悲悯天人的口吻，深沉地道：“民若不困，何必冒死作乱？更何况如今这税制，富者纳税少，贫者纳税多，岂是道理？有道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行此政，正是为了树立公平。皇王布衣，统一纳税，正是‘法无二致’之意。至于你担心朝局不稳，这一点大可不必担心。那些富家大族若要东逃南逃，就尽管去吧，走了之后，他们还能将田产带走不成？到时候正好赐给有功将士。而这税法一改，别地百姓闻之，必然欢呼而来，民乃王业之基，有了百姓，还怕少得了贵族？更何况，那些人放着工商业无数赚钱良机却为了那么一点地税而走，这等眼光，也不配留下分得利润。”
其实李曜这话说起来理由十足，但他之所以此前曾经犹豫很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税制改革，实际上是把原先历史上三次重大税制改革集中在了区区唐朝中期之后的一百年内快速完成，他此前主要是担心社会适应能力，担心拔苗助长。所谓三次重大税制改革，就是指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
纵观两税法实施之前的赋税制度，大都是以人丁为征税之本，而以人丁为征税之本的前提条件是纳税人必须有相应的土地、资产。唐朝前期由于实行均田制，广大农民基本都有田可耕，社会经济繁荣。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畅行无阻，税源充盈。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唐朝朝廷控制的农户越来越少，赋税来源逐步枯竭，以均田制为基础，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只得另立多种税目，恣意勒索，以致人民负担日趋沉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这种情况如再继续下去，将危及政权的存在。这说明对旧税制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到了德宗时期，德宗皇帝就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令正式实施两税法。两税法的实施扩大了税源，简化了手续，增加了财政收人，挽救了唐朝中期以后的经济危机，稳定了唐朝政权的统治。而更重要的则是为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