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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2部分

东唐再续-第4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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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当然,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
  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
  李曜很早就有收兵权之心,特别是节度使制度,在他穿越前的课本中,就一直是藩镇割据的元凶,因此李曜对于节度使制度其实是很反感的,总想在有合适的机会之后将之铲除。而现在,他跟宋太祖当年的情况有些类似,这就让他看到了动手的机会。
  虽然宋太祖那会儿已经称帝,而李曜如今只是掌握朝政却并未称帝,但他们二者有一点最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其在朝廷主要军事力量体系中,都同样拥有足够的权威。
  因此,李曜最近一段时间,一得空便思索能不能从宋太祖收兵权的办法中找到一些灵感,或者说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他自己的收兵权举动加大几分成算。
  他回想了一下,宋太祖即位后,其实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调整。
  比如“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可见“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太祖当时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
  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军,平息二李之乱,可谓功勋显赫。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政绩。其余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安然处世。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确定了适当的角色。
  不过李曜又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位重势大,“意多骄蹇”;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而“杯酒释兵权”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故“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翔、兴元乃至两川,其地均以刺史为政务主官,驻军主官直属南北二衙,不得参与地方行政。”
  王抟想了想,问:“则南北二衙,其权又如何划分?”
  李曜道:“南衙之兵,由凤台鸾阁行使调动权,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北衙之兵,由孤行使调动和指挥全权,若孤发出调令却未曾亲自指挥,则亦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他见王抟未曾问起河中镇兵,知道他是避免触及自己的底线,便主动解释道:“今后除非实有需要,否则孤不会在河中之外调动河中镇兵参与镇守,若要调动河中镇兵外出征战,也必有驻军事宜的临时处置措施。”
  王抟思索了一下,有些迟疑:“南衙兵力雄厚,接近十四万之巨,而凤阁鸾台所行的,却是轮流执笔制度,大王在时自然无妨,若然大王不在长安,南衙诸相又难说是一体同心,倘若胡乱调度,却该如何是好?”
  李曜答道:“南衙十二卫将会分散驻扎各地,若无孤王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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