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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

西方哲学史-第51部分

小说: 西方哲学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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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奥古斯都是以一切表面的尊敬形式在应付着的元老院也乘此机会把各种荣誉和职位都堆在他的头上。

  但尽管世界是幸福的,然而某些生趣已经丧失了,因为人们已经更爱安全而不愿冒险了。在早期,每个自由的希腊人都有机会冒险;腓力普和亚历山大结束了事情的这种状态,在希腊化的世界中唯有马其顿的君王们才享有无政府式的自由。希腊世界已经丧失了自己的青春,而变成为犬儒的或宗教的世界了。要在地上的制度之中实现理想的那种希望消逝了,就连最优秀的人也随之而丧失了他们的热诚。天堂对苏格拉底来说,是一个他可以继续进行论辩的地方,但是对于亚历山大以后的哲学家们来说,它却是与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大为不同的某种东西了。

  后来在罗马也有同样的发展,但却采取了不那么苦痛的形式。罗马并没有象希腊那样地被人征服,而且相反地还有着顺利成功的帝国主义的刺激。在整个内战时期里,对于混乱无秩序应该负责的乃是罗马人。希腊人屈服于马其顿人之后,并没有得到和平与秩序;然而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旦屈服于奥古斯都之下,便都获得了和平与秩序。奥古斯都是一个罗马人,大多数罗马人之向他屈服都是心甘情愿的,而不仅。仅。是由于他那优越的威力的缘故;何况他还煞费苦心地在掩饰他的政府的军事基础,并使之依据于元老院的法令。元老院所表示的种种阿谀奉承,毫无疑问是言不由衷的;但是除了元老阶级以外,却并没有一个人因此而感到屈辱。

  罗马人的心情很象是十九世纪法国的jeune hommerangé;(生活整饬的青年),他们经过了一番恋爱的冒险之后,就在一场理性的婚姻上面稳定了下来。这种心情尽管是称心满意的,但却不是有创造性的。奥古斯都时期的大诗人都是在比较动乱的时代里面造就出来的;荷拉士亡命于腓力比,他和魏吉尔两个人的田庄都被籍没并分给了胜利的军人。奥古斯都为了使国家稳固,也多少在表面上努力要恢复古代的信仰,因此也就必须对自由研究采取颇为敌视的态度。罗马世界开始变得刻板式的了,这一过程在以后各个皇帝的时期都一直在继续着。

  奥古斯都最初的一些继承者们,任性地对元老们以及对紫色皇袍的可能竞争者们采用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办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的为政不仁也蔓延到了各个省区;但是大体上,奥古斯都所创立的行政机器仍然继续运行得很好。随着公元98年图拉真的即位就开始了一段更好的时期,这段时期延续到公元180年马尔库斯·奥勒留逝世时为止。这一段时期里的罗马帝国政府,正象是任何专制政府所可能的那样好。反之,第三世纪则是一个灾难惨重的时期。军队认识到了自己的威力,便视金钱以及能否允诺他们一生不作战为转移而拥戴某个皇帝或者废黜某个皇帝,于是军队也就不再成为有效的战斗力量了。野蛮人来自北方和东方,侵入并掠夺罗马的领土。军队一心计较私利与内哄而无力抵抗。整个的财政体系瓦解了,因为收入已经极大地减少,同时劳而无功的战争以及收买军队又使得支出大为增加。战争而外,疫疠也大大地减少了人口。看来似乎罗马帝国就要倾颓了。这种结局却被两个能干的人物给避免了,这两个人就是戴克里先(公元286…305)和君士坦丁,后者的无可争执的御位是自公元312年直至337年为止。这时候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大致上相当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两部分。君士坦丁在拜占庭建立了东部帝国的首都,并为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叫作君士坦丁堡。戴克里先有一个时候改变了军队的性质,从而约束了军队;但从他以后,最能作战的武力便都是由野蛮人,主要的是日耳曼人,所组成的,一切高级指挥的职务也都向他们开放。这显然是一种危险的办法,而五世纪初它便产生了它那自然的结果。野蛮人终于决定为自己作战要比为罗马主子作战更为有利。可是,它为它的目的而效力了一个多世纪。戴克里先的行政改革同样也有一个短期的成功,但是终于也同样带来了灾难。罗马的体制是允许各城市有地方自治政府的,并让地方官吏自己去收税,只有每个城上缴的税额总数才由中央当局规定。这种体制在繁荣时期一直运用得很好,但是现在到了帝国枯竭的时期,所需的收入已经多得非使用过度的压榨就不能供应了。市政当局都是个人对收税负责的,便都纷纷逃亡以避免向上交纳。戴克里先强迫家道殷实的公民担任市政职务,并规定逃亡是非法的。他又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把农村居民转化为农奴,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并禁止迁移。这种体制也被后来的皇帝们所保留下来。君士坦丁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显然是因为大部分兵士都是基督教徒的缘故①。这一措施的结果就是当五世纪日耳曼人摧毁了西罗马帝国的时候,它的威信也使得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从而便为西欧保存下来了那些曾为教会所吸收了的古代文明。

  划归罗马帝国东半部的领土,启发展却有不同。东罗马帝国的疆域虽然不断缩小(除了六世纪查士丁尼暂时性的征服而外),但它却一直存在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骗人征服为止。然而往昔东部的罗马省份,包括非洲和位于西方的西班牙在内,都变成了回教世界。阿拉伯人与日耳曼人不同,他们摒弃了那些被他们所征服的人民的宗教,但是接受了被征服者的文明。东罗马帝国的文明是希腊的而不是拉丁的,因而自七世纪至十一世纪保存了希腊文学以及一切残存的、与拉丁文明相对立的希腊文明的,便是阿拉伯人。自十一世纪以后,最初是通过了摩尔人的影响,西方世界才又逐渐地恢复她那已经丧失了的希腊遗产。

  我现在就来谈罗马帝国对文化史起作用的四条途径。

  Ⅰ.罗马对希腊思想的直接影响

  这开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两个人,即历史学家玻里比乌与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潘尼提乌。希腊人对罗马人的自然态度,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鄙视;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更文明的,但是在政治上却较为软弱。如果罗马人在政治上有着更大的成功,这只说明了政治是一桩不光彩的行业。公元前二世纪一般的希腊人是耽于逸乐的、机智敏捷的,他们善于经营,对一切事都毫无忌惮。然而也还有一些具有哲学能力的人。其中有些人——特别是怀疑派,例如卡尔内亚德——竟致于让聪明摧毁了严肃。有些人,如象伊壁鸠鲁派或一部分斯多葛派,就完全隐退到宁静的个人生活里面去了。但是也有少数人,他们的眼光要比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所曾表现过的更为深刻,他们认识到了罗马的伟大乃是由于有着希腊人所缺乏的某些优点。

  历史学家玻里比乌约于公元前200年生于阿加地亚,他是做为一个囚犯而被送到罗马去的,但是到了罗马之后他却有幸做了小塞庇欧的朋友,他伴随着小塞庇欧经历过许多次征战。一个希腊人而认识拉丁文原是罕见的事,虽说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认识希腊文;然而玻里比乌的遭遇却使得他精通拉丁文。他为了教益希腊人而写出了布匿战争史,因为布匿战争曾使罗马得以征服全世界。当他写作的时候,他对罗马体制的赞美已经是过时的了;但是在他的时代以前,罗马的体制与绝大多数希腊城邦不断变化着的体制比较起来,却要更富于稳定性与效率。罗马人读了他写的历史自然是高兴的;然而希腊人是否如此就值得怀疑了。

  斯多葛派的潘尼提乌,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谈过了。他是玻里比乌的朋友,并且也象玻里比乌一样是小塞庇欧的被保护人。当塞庇欧在世的时候,他屡次到过罗马,但是从公元前129年塞庇欧死后,他就留在雅典做斯多葛派的领袖。罗马仍然充满着为希腊所已经丧失了的那种与政治活动的机会联系在一片的希望心。因而潘尼提乌的学说比起早期斯多葛派的学说来,便有着更多的政治性,而与犬儒派的学说更少相似。或许是有教养的罗马人对柏拉图所怀的敬慕影响了他,使他放弃了他那斯多葛派前人们的教条主义的狭隘性。于是斯多葛主义就以他和他的继承者波昔东尼所赋予的那种更为广博的形式,而有力地打动了比较严肃的罗马人。

  后来的爱比克泰德虽然是一个希腊人,但他一生大部分是住在罗马的。罗马为他提供了他的大部分例证;他经常劝告聪明人不要在皇帝的面前发抖。我们是知道爱比克泰德对马尔库斯·奥勒留的影响的,但是他对希腊人的影响却很难探索了。

  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年)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中,追溯了两国大部分显赫人物的品行发展。他在罗马度过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受到了哈德里安与图拉真两位皇帝的尊敬。除了他的《名人传》以外,他还写过无数关于哲学、宗教、道德以及自然史的作品。他的《名人传》一书显然是想在人们的思想里把希腊和罗马调和起来。

  大体说来,除了上述的这些例外人物,罗马对于帝国说希腊语的那部分所起的只是破坏作用。思想与艺术都衰颓了。直到公元二世纪末期为止,生活对于家境殷实的人们来说,乃是愉悦的、舒适的;没有什么刺激使精神紧张,也没有多少机会使人能有伟大的成就。公认的各派哲学——柏拉图派的学园、逍遥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派——都一直存在着,直到公元529年才被查士丁尼大帝(出于基督教的顽固性)所封闭。然而这些学派,自从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时代以来,除了公元三世纪的新柏拉图派而外(这一派,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谈到),没有一派表现过任何的生平;而且这些人也几乎一点都不曾受到罗马的影响。帝国中拉丁与希腊的两部分日益分道扬镳了;对希腊文的知识在西半部已经成为罕见的事,而拉丁文在东半部则自君士坦丁之后也仅只存在于法律和军队之中。

  Ⅱ.希腊与东方对罗马的影响

  这里有两件迥乎不同的事要加以考虑:第一是希腊化的艺术、文学与哲学对于最有教养的罗马人的影响;第二是非希腊的宗教与迷信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弥漫。

  (1)当罗马人最初与希腊人相接触的时候,他们就查觉到自己是比较野蛮的、粗鲁的。希腊人在许多方面要无比地优越于他们:在手工艺方面,在农业技术方面;在一个优秀的官吏所必需具备的各种知识方面;在谈话方面以及享受生活的艺术方面;在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各方面。罗马人唯一优越的东西就是军事技术与社会团结力。罗马人对于希腊人的这种关系,很有点象1814年与1815年普鲁士人之对于法国人的关系;但是后一个例子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而前一种情形则延续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布匿战争之后,年青的罗马人对希腊人怀着一种赞慕的心情。他们学习希腊语,他们模仿希腊的建筑,他们雇用希腊的雕刻家。罗马有许多神也被等同为希腊的神。罗马人起源于特罗伊的说法就被创造了出来,以便与荷马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拉丁诗人采用了希腊的韵律,拉丁的哲学家接受了希腊的理论。终于,罗马在文化上就成了希腊的寄生虫。罗马人没有创造过任何的艺术形式,没有形成过任何有创见的哲学体系,也没有做出过任何科学的发明。他们修筑过很好的道路,有过有系统的法典以及有效率的军队。但此外的一切,他们都唯希腊马首是瞻。

  罗马的希腊化就在风尚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柔靡,这是老卡图所深恶痛绝的。直迄布匿战争为止,罗马人始终是一个耕牧的民族,具备着农夫的种种德行和劣点:严肃、勤劳、粗鄙、顽固而又愚昧。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是稳定的而且牢固的,建立在patriapotestas(父权)的基础之上;妇女和青年完全处于附属地位。但这一切都随着财富突然之间的大量流入而起了变化。小块的田地消失了,逐渐地被使用奴隶劳动并实行新的科学的农业方法的大庄园所代替了。强大的商人阶级兴起了,有很多人都由于掠夺而发财致富,就象是十八世纪英国的那些nabob①一样。女人一直都是德行很好的奴隶,但现在也自由了、放荡了;离婚变成了常见的事;富人不再生育孩子。几个世纪以前希腊人也曾经历过同样的发展,希腊人以他们的前例鼓励了历史学家们所称之为道德败坏的那些现象。但甚至在罗马帝国最放荡的时代,一般的罗马人也仍然把罗马认为是高举着更纯洁的伦理规范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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