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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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道电，顷韩王遣赵秉稷来告，昨申刻有韩人洪钟宇在沪杀金玉均，洪为租界巡捕获囚。其志可嘉，乞饬沪道设法救护云。金系在韩谋叛首犯，来华正难处置，今被韩人在租界刺杀，罪有应得，可置勿论。外人如有饶舌，宜直告之。
上海道接李鸿章电谕，即委上海县往验金尸，向美领事索洪钟宇归案讯办。洪甫出美界，即乘以四人肩舆，并不以凶犯视之。旋与金玉均之尸送交韩。同时有韩人李逸稷、权东寿，亦宫内臣，至我东京谋刺朴永孝，不成。朴遂在我东京地方裁判所控告。司法警察往捕，李、权皆匿于韩公使馆。裁判所向韩公使理索，韩使臣以权、李均为官员，坚执不交。我政府以使馆有治外法权，莫可奈何。适闻金为洪刺，金尸载回，韩仍加以野蛮之剂，裂其尸。并不治洪罪，且将授显职。遂动我国民公愤，拥聚千人至韩公使馆，曳出李、权两人，交裁判所审讯。
第八节东学党之乱
是年五月一日阳历。，韩之东学党乱起。东学党之目的，在制官吏横暴。徒起于古阜全罗北道。，啸聚至数万之多，夺全罗道全州。韩廷派京华兵往剿，大败，器械尽为贼劫夺。官兵丧胆，势将及韩京。韩廷畏甚，一面防叛徒北上，一面具文求袁转告清廷调兵助剿。录韩致袁公文于下：
照得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皆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练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拼死拒战，致练军挫败，失去炮械多件。似此凶顽，久之殊为可虑，况现距汉城仅四百数十里，如任其北窜，恐畿辅骚动，所损匪细。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成赖中朝兵士代为勘定。兹拟援案，请烦贵钦差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并请贵钦差妥速筹助，迅赐施行，以济急迫，至切盼待。
袁世凯接韩廷求救文，即转禀知李鸿章。李会同总理衙门具奏清廷。清着李鸿章筹备，迅即调兵助剿。李奉廷谕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劲旅三千，乘招商汽船由牙山登陆。六月七日，清公使汪氏始具清廷出兵之旨，知照日国出兵，盖依《天津条约》也。文内叙为保护属邦起见，日国十数年来与清对韩未解之问题至是遂起，盖日国认朝鲜为自主国，清必认为藩属，以及袁世凯历年在韩扶植清之势力，夺日权利。远因近因，一齐聚集，故尔时日国民均有跃跃欲动之势。清料日国必不能出兵，不知日国历年来整军经武，待之久矣。盖日政府于未接清知会前，六月二日已决定出兵。故清公使照会文内仍称韩为属邦，日外部遂严词拒绝，绝不承认韩为清藩属。日驻韩之大鸟公使时适归日，直乘八重由舰赴韩，本月十日抵韩京，十二日第五师团混成旅团之先锋部队千余人由仁川登岸，直捣韩京屯驻。继又渡马步炮工辎大队，陆续到韩。
东学党之乱，不数日即灭。袁世凯见日大兵源源至韩，屡谘商日大鸟公使，谓韩乱已平，依《天津条约》，二国均须撤兵。大鸟公使当时以局势未布，兵尚在途，遂虚与委蛇，而大军续渡仍不稍停。袁恐甚。择录其致李鸿章各电于下。
袁电一：
前与大鸟约订，华不加兵，日续到兵稍息即回。今卸完船回，兵将久驻。且韩余匪以数百兵可除，何须五千兵久驻？韩人迭以公法条约驳诘，各国员亦迭诘，均不理，惟称护馆，自属狡辩。各洋人亦谓华应预备，未可信日。乞筹备。但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然前言俱食，后言何可信。况日廷意在胁韩，鸟自不能主，且日本图韩蓄意已久，恐非口舌能了。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事机已迫，乞宪度迅赐施行。
袁电二：
迭据仁电，日大队陆续来汉。日间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颇眩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语意，渐有携贰，如日队至汉后，骗吓均易著手。我以空口动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小乐闻，即各国亦多默许。韩今特拔金嘉镑为内参议，金为附日之尤黠者，韩意已见一斑。
袁电三：
急电。日续来兵三千余，下岸加千兵来汉，鸟照诘韩系华保护属邦否，限明日复。据称备兵两万，如认属即失和。韩怯贰难持，乞速设法。
袁电四：
韩忽派金宏集为总理外务大臣，两日未遣人与凯商事，坐鼓中难知。韩意以华不可恃，将派金与日商改政，凯难干预。日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凌，具何面目？如大举，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法。暂不举，亦应调回，派末员仅坐探，徐议后举，庶全国体。日载兵十船，昨由日开，又遣电工数百，分抵釜，决无息和意。乞速示遵。
观袁各电，谓事已迫于眉睫，而李鸿章深知当时清之海陆军实不能与我抗，持和平了结主义，其意欲运动各国调停。故袁虽发种种急电，而李终嘱其笼络韩王，延时日以待调停。迨我兵麇集，韩之各要害皆已先得，清只叶志超之军驻牙山绝地。袁见事迫如此，复电告李鸿章曰：
日兵万人，分守四路各要害及我陆来路，均置炮埋电。每日由水陆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蓄谋已久，其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允不先开衅，然削我属体，夺韩内政，自难坐视。阻之即衅自我开，日既以兵来，定不肯空返，欲寻衅何患无隙？叶军居牙山，势不能接济。日再加兵，显露无忌。应迅派兵，商船全载往鸭绿或平壤下，以待大举。韩既报匪平，我先撤亦无损。且滓约日已先违，我应自行。若以牙军与日续来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乞速裁度。
李鸿章接袁世凯电，即转达总理衙门，时清总理衙门亦与李同意。李已运动俄、英等公使抵韩，邀各国驻韩使臣出为调停。先是日大鸟公使迫令韩廷改革，韩王已许诺，至是又行反悔，要求日先撤兵。原韩所以变而食言者，一则听袁大言哄骗，恃清援助；一则依赖欧美干涉。日大鸟公使得驻东京及北京之俄、英等公使出为调停，遂提出与清协力谋韩之改善案五款，交各公使转给袁世凯。如承认，限即日答复。袁得日之五款，遂电告李鸿章曰：
顷英、俄使交鸟议略。第一款（一）政府六曹，各尽职守，革揽权旧制，内府不得与闻国政。（二）外交以权重臣掌之。（三）政令去繁从简。（四）并汰地方各邑。（五）汰冗官。（六）破格用人才。（七）禁捐官。（八）增禄俸。（九）禁贿赂。（十）止营私。第二款（一）量出入，昭定制。（二）明会计。（三）定钱制。（四）丈地亩，定租税。（五）减冗费，增正用。（六）设铁路电线。（七）税司由韩自管，不容他国干预。第三款（一）法律宜详明参定。（二）裁判宜公正。第四款（一）兵官宜作养。（二）原兵概裁，量力新练。（三）各处设巡警。第五款（一）各邑分设小学。（二）再推广设中学。（三）生员游历。乞宪核速示。
提案五款交袁世凯，数日不复，日公使遂拒绝各国使臣之调停。仍以强硬之态度对韩，责其不信，促其确答，终不得要领。七月二十三日，日公使遂拥混成旅团一部，径赴韩之景福宫，击退卫兵，直入关内。事大派皆出奔，大院君由国王召入朝，与我公使议改革内政事。王允所请，并嘱日驱逐驻屯牙山之清兵。时七月二十五日也。
袁世凯见日兵势汹汹，量难了结，而华兵又不来援，遂藉病请假，乞李鸿章准其离韩。其电曰：
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力办公，今均逃去。凯病如此，惟有一死。然死何益于国？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右电后，又有唐绍仪致李鸿章电云：
现在汉城两署办公，只余二员。今闻南北进兵，均已逃去，无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已难料理，而袁道病又须照拂，势急情迫。乞速示遵。
李鸿章接二电，即为具奏，奉旨允准。李鸿章即电袁云：
本日奉旨，袁世凯着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
袁世凯得电，即回天津。自此以后，清韩之关系遂绝，日清战事亦自此始开。
第三章 甲午战争之前后
第一节甲午之役
朝乱再起，汝昌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将启行，总署电柅之。逮日舰纵横海上，海军始集大东沟、鸭绿江口。定远为汝昌座船，战既酣，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远弹药尽，被击，总兵邓世昌战死。自是连丧五舰，不复能军。汝昌犹立望楼督战，忽座船炮震，晕而仆，舁以下。汝昌鉴世昌之死，虑诸将以轻生为烈，因定海军惩劝章程，李鸿章上之，著为令。旅顺陷，汝昌渡威海，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余里，朝士争弹之，褫职逮问。鸿章请立功自赎，然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逾岁，日军陷荣城，分道入卫。汝昌亟以木簰塞东西两口，复虑南岸三台不守、炮资敌，欲毁龙庙嘴台炮，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待援师不至，乃召各统领力战解围。会日暮大风雪，汝昌尽毁缘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舰入东口猛攻，定远受重伤，汝昌命驶东岸，俄沉焉，军大震，竞向统帅乞生路，汝昌弗顾，自登靖远巡海口。日舰宵入口门，击沉来远、威远，众益恐。道员牛昶炳等相乡泣，集西员计议。马格禄欲以众挟汝昌，德人瑞乃尔潜告曰：“众心已变，不如沉船夷炮台，徒手降，计较得。”汝昌从之，令诸将同时沉船，不应，遂以船降，而自饮药死，于是威海师熸焉。《清史稿》卷四六二。
“抗争之动作，实由日大鸟少将所率之混成旅团发于龙山本营至牙山。自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牙山冲丰岛附近，日舰队遇清舰。清突炮击日舰，日舰队应战破之。日陆军亦于成欢驿大破清兵。往驻牙山之清兵遂逃之平壤，日军尾之。见清兵全挂方布一片于枪之刺刀上而逃，其色非白非黄，日军人多不解其意。即捉俘虏而诘之，始知清人知败北挂白旗乞降之例，以白旗无觅处，遂代以包足白布。清兵之弱，于此可见。”
“日军三路进攻，由平壤直捣盖平，由旅顺陷牛庄、营口，辽东全部皆为日有。海军自击沉丁汝昌四舰后，黄海上之管制权亦均属日。翌年攻陷威海卫，丁汝昌乞降，仰药自尽。山东半岛亦为日有。”（〔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
第一章第六节）
时日谋攻台湾及澎湖列岛，又任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大总督，将大举而北冲清京。清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诣马关议和。此日清战争之概略也。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清史稿》卷四一一）
“1895年4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到马关，与日本政府所派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讲和。李鸿章与伊藤本是老对手。十年前的天津会议，李鸿章虽然吃了一场哑巴亏，但他跟伊藤形式上还是平起平坐，对等会谈。此时就不同了：一个是战胜国的全权大臣，一个是败兵之将；一个漫天讨价，一个哑口无言。谈判陷于僵局时，日本方面忽然跳出来一个冒失鬼，对准李鸿章打了一枪，打得他血流满面，这才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