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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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遽为容纳。闻之当日周旋台阁者曰：其恭递条文之日，递文者足恭而语，一手上文书，即嗫嚅曰：“请大总统高升”，袁氏笑纳其呈，钍锥恕４似淝樾沃槐耙豢海辉蛞宰月普分洌氪巫佑蛲猓灰辉蛞宰韵玻瞥舜嘶幔焕投瘢谜哜芬免芬茫溆嘀汕钰嫡叱剖恰６哪曛衫洌床坏猛猓谑悄谕馄绯疲煜滦Γ彝饨恢缘染瘢胴杷礁陕恢愠继褰冢骄闶е救跆煜隆Ｔ涫琢煲迅罄凑咚炷盐φ恚源雌涠窭唤普呶闼街疲喔聪涔手恰Ｈ袅俪侵饪睿蚨我喙苤椎弥凑埔樱≈劣谥笔〗欤笔又缌蟹幌в忠曰趵耍钩瞥际滤场�
夫北洋诸将，固自认袁氏之代起为正统，而尚少有寅畏之心者也，至此袁不惜屈躬以求，则诸将者自复攘臂以起，此我求童蒙，不嫌尾大，并其正位之后，何为治体者，尚勿遑自恤，而但谋足成其事，以不惜贻祸于将许矣。故聚财者厚自丰殖，而勿之禁也，且益之以货利。政治以操守为典要，袁不惜讽人以坠其操守，水之就下，甚于决川！方革命初元之际，人人有自祓之心，故或尚甘于清贫；及堤防一溃，而军阀遂放纵至不可收拾。张勋方镇徐州，以其有故主之思，则所以牢笼之者益至，于其生日，则遣伶祝嘏，特颁荣爵，声色之端，遂渐极乎人欲。而自此以还，遂成惯习，以俭养廉之说，更复夷灭而不存。张勋者，以其骄恣之娱，卒亦俯首，此于复辟，显见寇仇，亦复以极欲者易其节守。张之行止，无当于论评，而节守之坠，则袁实尸之！此其开先例，毁人心，贻祸奕翼，以造成今日罪大恶极之军阀，使国民之迄莫得少苏生息者，又袁之惠流也。一方以本身代表北洋，攘取国家，使诸将臣服，而生北洋正统之谬论，徐、冯、段以来，亦正用此谬点以自矜。一方使军阀萌列藩罔替之想，使国民均为被征服者，而军阀骄恣之罪，遂至今莫可得逭。其结果也，陆荣廷于领饷之后，遽应西南；陈宦于俯跪称臣，领川任后，亦一电来请退位。此其时也，袁之声色均废，于电文译呈之后，汗流浃背，目眩头晕，其愚为可怜，而其情亦为可悯！八月十三曰，朝露易晞，迷梦未醒，形骸土木，于其本人者，以罪当罚，无所足言，而所开之恶例，所遗之祸毒，乃至今令国民茹苦含辛，以为忍受者，十年于兹！而货利声色之摇动人心，夷灭至理，使邪僻者萌依附之思，奸黠者售罔营之诈，而因此以造成无数之恶因，政客簧鼓也，军人干政也，北洋正统也，匪夷所思之事，一一留真绘影，以至于十年，而洗此十年之积毒，正恐更假十年，亦不足为力矣！
语云：“以人为鉴，可知得失。”洪宪之得失，无待于蓍龟，而鉴者或尚昧之，或故犯之，少凜然之戒，惧覆辙之愆，非必即图有更张民国之事实，而辄或引其所开之恶例以自便，此为读政治史者所不可不知！会以十年回顾，深刻大书，欲国人知症结之所在，而引以为戒，俾国家者于反常之后，得少安于反常之中，而不可更有反反常之举措，以夺此垂毙之民之生机，而所谓反反常者，不必在于帝制之自为，而在于举措宜戒之一切恶例，则庶几正规可循，殷鉴不远，未必语于富强，亦足即于苟安。即此苟安之中，使国民者得延其喘息，而从政者使足以少留泽溉，俾有余晷，以斡旋于列强，以起衰而振弱，容有豸乎。（下略）附录我的父亲袁世凯 附录我的父亲袁世凯
袁静雪
我的父亲袁世凯，生平事迹已有许多书刊记述，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家庭及他在家中的一些活动，外人或者不易弄清。我是他的第三个女儿，应该在这些方面提供情况，以便让世人更全面地认识他。下面将要谈到的，有的是我听父亲说的，有的是我听母亲们、哥哥们说的，有的则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目睹的。不过，我父亲于1916年死去的时候，我只有17岁，加之我们那样一个封建家庭对我们管束得很严，使得我与外界的接触很少，因此我的所见所闻是很有限的。也由于这个原因我的叙述不可能完整、系统。而且事隔多年，仅凭个人追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在叙述的时候，倘要涉及一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多费笔墨就显得累赘，所以或是从略，或一笔带过。
家世和青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袁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清咸丰九年阴历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生于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他是我祖父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我们家是按规定的字来排辈份的，从我祖父起，按“保、世、克、家”4个字往下排。我祖父袁保中是县里的大绅士，一生没有做过官。当捻军在河南活动的时候，他曾和县里的乡绅们一道办过团防。我的叔祖袁保庆曾随同袁甲三清朝剿捻名将。保中、保庆都是他的侄子。办过团练，还在河南、安徽一带攻打过捻军，最后的官阶是江南盐法道。
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9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5人、姐妹3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在我父亲出生的当月，我的叔祖母——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了一个儿子，但生下不久就死去了。我祖母刘氏在生了我父亲以后，奶水很缺。可是牛氏的奶水却极其充足，因此就由她把我父亲接过喂奶。我父亲小时候很逗牛氏的喜爱，牛氏对他视同己出。后来，由于我叔祖父的妻妾都没有再生养，所以我父亲就过继给他，作为他的嗣子。
我的伯叔们，除了三伯世廉做官以外，其余的都在家当绅士，没有外出做过什么事。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这本来是合乎那个时代的“礼仪”的。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当我父亲8岁的时候，他嗣父保庆到山东候补。我父亲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随着嗣母牛氏前往济南。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入家塾读书。开蒙老师是王志清。后来，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他也就和嗣母随着到了南京。他人极聪明，但是不肯好好念书，经常外出玩耍，喜欢打拳、骑马、下棋、赌博。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喜欢骑着马四处游玩，南京的名胜如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地，都是他任意驰骋的好所在。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驯服的烈马。我父亲后来的弃文习武，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
他的嗣父有一个很得宠的姨太太，叫做金玉，是和牛氏不和的。我父亲当时年纪虽小，却能够在这两个人中间设法调和。因此，牛氏和金玉都非常喜欢他，并且还在他们丈夫面前，掩盖他那不好读书、不务正业的种种行为。后来他的嗣父死在南京，他才随着嗣母牛氏又回到了项城故乡，那时候他已经15岁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父亲始终跟随着他的从叔父袁保恒他是袁甲三的长子。。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我父亲回到项城的第二年，袁保恒从西北回来了。他看到我父亲的相貌，听到我父亲那善于应对的口才，非常喜欢。那时候他正在西北帮着左宗棠办理军务，因此就把我父亲带到西北去了。后来，他调到北京，再调到河南开封帮办赈务，都让我父亲跟在他的身边。他的想法是：我父亲如果长久住在项城，容易见闻寡陋，不如跟他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扩大眼界；另一方面还可以督促我父亲用功读书。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请了几个比较有名望的人教我父亲学做文章，学做诗，学写字。但是，我父亲依然不肯好好地用功，特别是对当时的八股文不感兴趣。他所喜欢的，却是老师们所禁止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的一些书籍。他读书的成绩虽然不很好，可是他从叔父让他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却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才能。
过了不久，袁保恒在开封病死，我的父亲再次回到了项城。那时候，由于他喜欢多事和好出风头，所以虽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好，却联合了一些读书人，组织了一个文社。这个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必需的费用，都由他一人负责筹办。大家就由于这个缘故，公推他为文社的负责人。因此邻近各县的许多读书人，都知道了他的姓名。当时，徐世昌正在淮宁县署里做着塾师，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就专程来拜访。两个人见面畅谈，极其融洽。特别是他们对于反对八股文的意见，完全一致。后来，徐世昌准备进京应试，我父亲晓得他的盘费不足，就资助了他一些钱。使得他顺利地前往北京。这便是我父亲和徐世昌订交的开始。
在这期间，我父亲曾先后应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他盛怒之下，就把过去所做的诗文完全烧毁。后来，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这个害人的科举制度，也就由此而被废除。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这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他说，他是从小就痛恨这种科举制度的。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大家公认科举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他既然没有考中，为了谋取一个进身之阶，就不得不另想其他办法。他所想的办法是：捐官。他的生母刘氏、嗣母牛氏，看到他有这个想法，就拿出她们自己的私房钱，帮助他进京谋事。可是他到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腥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赢去。他官既没有捐成，钱又输个净尽，正在落魄无聊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已经考中了进士、做着京官的徐世昌。徐向他问明究竟，便资助他回转项城。后来，我父亲从来不准家里人在平时赌钱，大概就是由于他本人受了这次教训的缘故吧。
从戎发迹
我父亲22岁回到项城。这时候他对于科举一途既已绝望，捐官的事情又成泡影，于是决定弃文就武，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
在此以前，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当时是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候他已经是22岁。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经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
我父亲自从到了庆军，对于军队上的一切事情特别有兴趣。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循着这个途径干下去，以便为自己将来的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因此，他事事留心，不辞劳苦，从而渐渐地取得了吴长庆的好感。
有一次是旧历年，营中循例放假3天。大批的士兵们有的在街市上闲逛，有的就在营中聚赌。那些士兵赌着赌着，偶然一语不合，就互相争吵起来，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事情越闹越大，双方各有几十人参与。他们互相射击，互不相让，因此双方都有一些人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