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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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所提议之计划，为各省分头遣送请愿代表、请愿书稿，将于北京草成，而后于适要时，分电各省。……君等亦当与地方上赞成请愿之绅商，一例列名请愿。此种请愿，即可于立法院召集之时一一向该院提出。总之，国体变更，当以民意为转移。……
九月二十七日，帝制党杨度、孙毓筠等乃领衔通电各将军首长，令消灭省内各种“危险之真意”，弗使表示，电文中又有关于各省区之各种提议，末云：
各县代表，虽实际为军民最高长官所委任，然欲使其手续之外表为合法，形式上当仍由各县选出。故在各县代表委定后，须立即以其名姓告知各县知事，授意彼等，使备公文申详上官，并集会正式选举云。如种公文，更须将日期提前云云。
廿九日，朱启钤代表参政院发电云：“组织计划，由参政院决定后，全恃选举监督实行此举之目的，故彼等当有管理选政及利用被选举人之实力。至国民代表，无论何地，每县须出一人；且须择各省与政府机关有关系之人物，方能对于选举真目的，不致有所误会。”
十月十一日，国务研究会发电云：“我国将来之和平及安全，全视政府机关与北京及各省交换之公文而定。若有一种公文，为大众所注意，余等当膺失察之罪。且关于国基之公文，若为众所知，则我国政治历史上，留一污点。故我国之尊荣及声望，惟此等之秘密是赖。余等希望君等委任一亲信属员，可负保守秘密之责者。”
二十三日，帝制党又密电指陈劝进之手续云：“国体定夺后，劝进书中，当含下列文语：‘余等国民代表，代表国民之真意，劝今大总统袁世凯，进位为帝，并授以国内至大至尊之君权，天许以此位，传其子孙，以至万世。’此五十字，无论如何，不可更改。又在国体定夺之前，各种请愿书，必不公布，惟当置覆。”
各事既如法炮制，帝制党乃即从事于洗刷其窃国之痕迹，弗使“新朝历史开篇，留一污点”。其最后一电文云：
各种公文，无论若何秘密，仍将流为一种永久的记录。且一旦为外人所知，则我人不能逃严厉之评论，及剧烈之攻击，而使新朝历史开篇，留一污点。中央政府，思维再四，决将各种公文，分别焚毁之；俾非必要之记录，及种种缺憾，尽行掩灭。职是之故，务请君等检出各种官私文电书札，无论接自北京或各省，除依例登入记录者外，亲临监视而焚毁之。
此外电文甚多，此不过撮录其要，读者自可见一斑矣。
暨十二月十一日，代行立法院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上书劝进，袁不承认帝位，其咨文云：“大总统为咨复事。准贵院咨开：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共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赍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等因。并收到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准此。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忧患纷乘，愆尤丛进，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以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时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郅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旧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于是代行立法院于同日集会，于十五分钟间成二千余字之第二次推戴书，即晚进呈，次日十二日。而袁承认为皇帝矣！
袁世凯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装
十二月十六日，《申报》载袁世凯承认帝位之申令云：
据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奏称：窃总代表前以众论佥同，合词劝进，吁请早登大宝；奉谕推戴一举，无任惶骇等因，仰见盛德渊衷，巍巍无与之至意，钦仰莫名。惟当此国情万急之秋，人民归向之诚，既已坌涌沸腾，不可抑遏，我皇帝倘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全国生民，实有若坠深渊之惧。盖大位久悬，则万几丛脞，岂宜拘牵小节，致国本于阽危？且明谕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谓功业道德信义诸端，皆有问心未安之处，此则我皇帝之虚怀若谷，而不自知其妫冲逾量者也。总代表具有耳目，敢昧识知，请先就功烈言之：当有清之末造，武备废弛，师徒屡熸，国威不振久矣。我皇帝创练陆军，一授以文明国最精之兵法，划除宿弊，壁垒一新，手订教条，洪纤毕备，募材选俊，纪律严明，魁奇杰特之才，多出于部下，不数年遂布满寰区，成效大彰，声威丕著，当时外人之莅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而全国陆军之制，由此权舆。厥后戡定四方，屡平大难，实利赖之，此功在经武者一也。
及巡抚山东，值拳匪煽乱，联军内侵，乘舆播迁，大局糜烂，惟我皇帝，坐镇中原，屹若长城之独峙，乱匪为之慑伏，客兵相戒不犯，东南半壁，赖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虽首都沦陷，海宇骚然，卒得转危为安，金瓯无缺。当斯时，搆难虽由乱民，而纵恶实由亲贵，不惩祸始，无从媾和，强邻有压境之师，客军无返旆之日，瓜分豆剖，祸迫眉睫，而元恶当国，莫敢发言。我皇帝密上弹章，请诛首罪，顽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国者二也。
寻授北洋大臣，其时风鹤犹惊，人心未靖，乃扫荡会匪，萑苻绝迹，廓清积案，民教相安，收京津于浩劫之余，返銮舆于故宫之内，遂复高掌远蹠，厉行文明诸新政，无不体大思精，兼营并举，规模式廓，气象万千。论者谓我皇帝为中国进化之先河，文明之渊海，洵符事实，非等虚词，此功在开化者三也。
革命事起，风潮剧烈，不数月间，四方瓦解，王室动摇，天意厌清，人心思乱，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势之已去，满族之孤危，痛哭临朝，几不知税驾之何所。斯时我皇帝即改玉改步，为应天顺人之举，躬自践祚，以安四海，夫谁得而议之者？乃犹恪恭臣节，艰难支柱，委曲维持，以一身当大难之冲，几遭炸弹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举组织共和政府之全权，与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托我皇帝，始有南北议和，优待皇室之条件，人知清廷逊位之易，结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调剂，固几竭其旋乾转坤之力也。于是南北复归于统一，清室方保其安全，四万万之生灵，弗陷于涂炭，二万里之疆域，得完其版图，于风雨飘摇之中，而镇慑奠安，卒成此共和四年之政局，国家得与人民休养生息，不至沦胥以尽，此功在靖难者四也。
民国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嚣乎政党议会，慼突乎官署戎行，挑拨感情，牵掣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辈野心弗戢，卒有赣、宁之暴动，东南各省，再见沉沦，幸赖神算早操，三军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尽扫，如拉枯朽，遂得正式礼成，大业克跻，列邦交誉。彼辈毒无可逞，犹复勾结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临，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载橐，卒使闾阎安堵，区宇敉宁，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自庚子拳匪之乱，辛亥革命之变，癸丑六省之扰，皆足以倾覆我中国，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镇抚，使我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兹土，不致沦亡，此则我皇帝之大有造于我中国，而我蒸黎子姓所共感而永矢弗谖也，此功在定乱者五也。
不但此也，溯自海通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托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局，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猷，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敦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有，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
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朝，其于臣节，可谓至矣。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社，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中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胄之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戎，斫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益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才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继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流涕。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苦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具振，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已，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庙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熟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
中华民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