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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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两院议长，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
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
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情实。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画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
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第十一章 洪宪帝制之时期
第一节帝制之先声
初袁世凯与国会不睦，于民国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派李经羲、张国淦等组织中央政治会议。此执行国会之御用机关成立，袁氏乃随心所欲。而仰承袁意之各省军民长官，复电陈所谓“救国大计”，请袁氏解散残余之议员。三年一月十日，由政治会议议复，认各省长官所请理由正当。于是袁世凯即以命令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国会遂完全解散。
二月三日，又停办各地方自治会，其令曰：
地方自治，所以辅佐官治，振兴公益。东西各国，市政愈昌明者，则其地方亦愈蕃滋。吾国古来，乡遂州党之制，啬夫乡老之称，聿启良规，允臻上理。要皆辨等位以进行，决非离官制而独立，为社会谋康宁，决非私人攘权利。乃近来迭据甘肃、山东、山西、湖北、河南、直隶、安徽等省民政长电呈，佥以各属自治会，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请取消改组等语，业经先后照准在案。兹又续据热河都统姜桂题电称：承德县头沟乡议事会私设法庭，非刑考讯。湖南都督汤芗铭电称：湘省各级自治机关密布，党徒暗中勾结，当乱党叛变，各会职员跳荡涛张，或托伪命，自任中坚；且平时弁髦法令，鱼肉乡民，无所不至，请即行解散，以清乱源。山东民政长田文烈等电称：栖霞县乡民因上下两级自治会平日私受诉讼，滥用刑罚，集怨酿变，聚众围城，业已派队弹压。吉林民政长齐耀琳呈称：长春县议事会，议长议决不按法定人数，违反省行政长官命令，把持税务，非法苛捐，冒支兼薪，并对于外交重事，公然侮辱。贵州民政长戴戡电称：黔省自治机关由多数暴民专制，动称民权，不知国法，非廓清更始，庶政终无清肃之时。浙江民政长屈映光电称：浙省自治会侵权违法，屡形自扰，请停止进行，另订办法，各等情。
本大总统深惟致治之道，贵在无扰，革命以来，吾民两丁困厄，满目疮痍，每一念及，怒焉如捣。似此藐法乱纪之各自治机关，若再听其盘踞把持，滋为厉价，吏治何由而饬，民生何由得安？着各省民政长通令各属，将各地方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所有各该会经管财产、文牍及另设事务、捐务公所等项，由各该知事接收保管。会员中如有侵蚀公款公物者，应彻底清查，按律惩办。其从前由各该会擅行苛派之琐细杂捐，诸凡不正当之收入，并着各该知事详细晰查报内务部，酌量核定。至于自治不良，固由流品滥杂，亦由从前立法未善，级数太繁，区域太广，有以致之。着内务部迅将自治制度重新厘订，务以养成自治人才，巩固市政基础为根本之救治，庶符选贤举能之古旨，渐进民治大同之盛轨。其自治制未颁定以前，各该地方官尤宜慎选公正士绅，委任助理。自治会员中，亦不乏贤达宿望，并宜虚衷延访，勤求民隐，不得误会操切，致违本大总统惩除豪暴，保佑善良之本意！
二月四日，又交政治会议议决解散省议会案，其令曰：
据各省都督民政长电称：各省议会成立，瞬及一年，于应议政事，不审事机之得失，不究义理之是非，不权利害之重轻，不顾公家之成败，惟知怀挟私意，壹以党见为前提。甚且为湖口肇乱之际，创省会联合之名，以沪上为中心，作南风之导火，转相联络，胥动浮言，事实彰明，无可为讳。有识者洁身远去，谨厚者缄默相安。议论纷纭，物情骇诧。而一省之政治，半破坏于冥冥之中。推求其故，盖缘选举之初，国民党势力实占优胜，他党与之角逐，一变而演成党派之竞争。于是博取选民资格者，遂皆出于党人，而不由于民选。虽其中富于学知，能持大体者固不乏人，而以扩张党势，攘夺权利为宗旨，百计运动而成者，则比比皆是。根本既误，结果不良。现自国民党议员奉令取消以来，去者得避害马败群之谤，留者仍蒙薰莸同器之嫌，议会之声誉一亏，万众之信仰全失！微论缺额省分，当选递补，调查备极繁难；即令本年常会期间，议席均能足额，而推测人民心理，利国福民之希冀，全堕空虚。一般舆论，佥谓地方议会，非根本解决，收效无期，与其敷衍目前，不如暂行解散。所有各省省议会议员，似应一律停止职务；一面迅将组织方法，详为厘定，以便另行召集。请将所陈各节，发交政治委员会议决等语。该都督等所陈各节，自系实情，应如所请，交政治会议公同议决，呈候核夺施行。
二月二十八日，乃正式下令宣布解散各省省议会。
当二年七月下旬，熊希龄继段祺瑞组阁，以国会为援，得各派之拥护；首欲划清总统与国务院之权限，冀造成法治国，是时称为“人才内阁”。及袁取消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各省议会及地方自治，熊颇不满意。熊主废省，又遭政治会议之反对，遂于三年二月十二日辞职。梁启超、汪大燮等皆同去焉。
《约法会议组织条例》既于一月二十六日颁布，三月十八日，会议遂开幕，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袁氏致颂词云：
中华民国三年三月十八日，约法会议正式成立，行开会仪式，此实全国政治刷新之机，亦即五大民族人民幸福增进之初步也。查《临时约法》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指任参议员所议决，无论冠以临时之名，必不适用于正式政府也；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痛苦者，盖两载于兹矣！琴瑟不调，改弦更张，属在今日，斯为急务。前据政治会议一再讨论，佥以宜特设造法机关，名曰“约法会议”，经定期选举，组织告成。诸君富于学识经验，声望素著，其于吾国民情国势，必有灼见真知，而能谋福利以为根本之解决者。况共和国家，所藉以巩固者惟宪法，方今吾国宪法，既因事实上之障碍，而猝难发生，若长守此不良《约法》以施行，恐根本错误，百变横生，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约法》，固信诸君发抒伟论，必有良好之结果；尤愿诸君宝贵时日，能为积极之进行也。谨致颂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
袁固极反对责任内阁，而主张总统制者，时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而悉窜海外，国内并和机关，亦已陆续被消灭。于是修改约法，实现总统制，并延长任期，又复订定《治安警察法》，以钳制人民言论集会之自由。中央集权，元首独裁，完全告成，袁益随心所欲，一呼百诺矣。当约法会议未开幕前，袁时言总统制之利，谓“现制总统、总长、都督为三级制，共有三总，殊多滞隔！”汪荣宝以使比谒辞，临别乞言，“请勿行总统制，而行总统内阁制，以该制实令总统当冲。今日办事难满人意，若行此制，殊多不利”等语。袁谓：“不然！往年本行内阁制，而只闻有讨袁，不闻有讨陆讨段！”约法会议经过四十余日，修正完毕。五月一日，由袁公布，并宣布增修《约法》之经过，其布告如下：
《中华民国约法》业经约法会议议决，咨由本大总统公布。查增修《约法》之议，发端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咨交国会未议，是年十二月间，据前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等以救国大计为请，本大总统乃以增修《约法》程序一再咨询政治会议，迭据开会全体议决，既主张特设造法机关于前，复力请召集约法会议于后，所有组织条例之颁行，议员选举之筹备，至本年三月十八日，而我国民所引领而望之约法会议遂以告成。计自提议增修，以迄约法会议成立，历时几六阅月之久。中央政府竭诚擘画于上，选举监督实力奉行于下，其维持约法，不敢轻于改造之苦衷，我国民爱国既有同情，当时计已共谅，顾此犹为约法会议成立时代之情形也。迨约法会议开会后，本大总统依照《临时约法》原有增修提案之权，惟为尊重造法机关起见，以为事关救国大计，与其径提草案，恐滋千虑一失之嫌，何若胪举大纲，冀收广益集思之效。爰于本年三月二十日，以增修《约法》大纲案咨交约法会议。
原咨内开：约法会议，为中华民国特设之遣法机关，其职权首在议决增修《约法》案。增修《约法》，事关民国建设根本大计，前经一再咨询政治会议议决，乃克次第施行。本大总统尊重国宪之苦心，纯出于与民更始之诚意。现在约法会议，业已召集开会，改良根本大法，自应急起直追，以慰国人之望。查增修《约法》案，本大总统曾于民国二年十月，咨行国会提议，原咨内称：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事实可凭。本大总统以为《临时约法》，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现状之虚名，致吾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事关紧急，希速议决见复等因。咨达国会以后，展转迁延，迟迟不议，悬案以至今日，而时局艰危，又非四五月前之比。本大总统内审吾国之现情，外察世界之趋势，窃以为民国草创，根本大法，虽不能不取法于共和先进诸国，而事事削足适履，究其实，或将以利吾国者始，而害吾国者终，福吾民者求，而祸吾民者应。治乱兴亡，各国宪史，具有前车；民国初基，敢忘殷鉴？故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