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 作者:张洁-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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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土，就坐在潮湿的河滩上，急不可待地把剥出的花生粒塞进嘴里。满口立时是新花生的鲜美微甘，还有沙土深层的湿润气味。这，气味从口里直贯全身，她似乎也变做了沙土下的花生。她嚼得是那样努力和激动。忽然从地下传来一阵滚滚的闷响，这闷响带着沉稳的振动穿过她的全身，冲百会而出。她像是被定住，不知所措地停止了咀嚼，半张着嘴巴，带着满腮的沙土，大睁着眼睛四外张望。
这才感到四野是如此荒蛮、空旷。
渭河两岸，那似乎比空旷更不能穷尽、比荒蛮更不能追溯的塬，威迫地逼视着下方，使她不得不悚然回头……除了眼前饱经沧海桑田、已然委顿的渭河，再没有什么值得塬如此这般地逼视。
渭水陡然黑森起来，在快速层叠起来的阴云下，翻滚着、绞拧着、汹涌着，徒劳地想要张扬出它们初始的阔大气象……无奈，它们挣脱不了既是它们驰骋的天地，又是紧锁它们的镣铐的河道了。
南北两岸的塬和横贯东西的渭河，吸引而又抗拒、仇恨而又痴爱、期许而又绝望地互相挤压着，揉搓着，厮杀着……几乎搓碎偶然来到这里，并偶然看到这惟有上天才能知晓其隐秘的吴为。
在塬和渭河的对峙中，原本辽阔的天地被挤压得越来越窄，直至纠缠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分不清哪儿是塬，哪儿是渭河，更不要说夹在当中，如一粒尘埃的小姑娘吴为。她像一枚化石那样，摸进了分不清是塬还是渭河之中。从此她独具一种感动，一种强烈到让她恐怖的感动。
夜晚，当叶莲子批改学生作业的时候，吴为就坐在丹阳观山门的门槛上，向着黑暗凝望。
夜气凝重而迟缓地在塬上游移着，如无伴奏合唱的尾声，将熬过一天安危终于安息下来的苍生，浸漫在它的温厚中。在她的记忆中，星光和月色并不常常照耀在塬上。想起塬上的夜，总是分不出天地的一脉沉黑，间或在塬的断层上现出一点暗红，该是哪家窑洞里的油灯，尖锐地镶嵌在厚重而沉甸甸的黑暗之中，满怀无辜，羞涩地传递着浮躁的外部世界不可理喻的矜持，倒显出无以呼应的孤零。
十岁的她，不明不白地叹出一口气，又叹出一口气。
有什么能把这一脉荒原的哀伤抚乎？
她从黄土的叠层或裸露的断层上，渐渐阅读出而不是塬对她叙述出的，无从装饰、无从营造、无垠无际，比史前更久远的苍凉以及那摄人魂魄的神秘和宿命。她老是想，沉默的塬，最终会和人类算一笔总账，不过她是看不到了。但每一次阅读，又毫不留情地让她明白了何为永不可知，又因这永不可知而生出永不可及，因这永不可及而生出无望，在无望的沉落中，在沉落的钝痛中，一种大悲大悯向她袭来。
自那时起，她就对古老、不屑、威严的塬，有了神秘的认同。
没有退身之地的她，因这认同而了然，而苍然……终于认可了塬是她们最后的停泊地。
她的背景可不就是塬！
有这样的塬在下面托举着她们，难道不是最厚实的铺垫？
零孤村周际的塬，更是在吴为一个十几岁的黑夜和叶莲子融为一体。这并不是说她不知天高地厚地拿叶莲子的苦难和塬作比，但说叶莲子是这塬下的一粒泥土、一个细部、一个道具，恐怕还是合适的。那个深夜，她突然对零孤村周际的塬和叶莲子，想念得不能自己，便独自一人，半夜搭乘火车从西安返回零孤村。虽然她在零孤村的停留不过几个小时，还必须在第二天清晨上课之前返回西安。
夜色浓密、结实得可以实实在在把握在手里。
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她的塬，带着她上坡、下坡，越过低洼，折过老树……使她无误地迈出左脚、右脚，右脚、左脚……
黑暗中，她的塬以一尘不染的纯净包裹着她、护卫着她，并从另一个世界招回许多远走的灵魂，陪伴、翻飞在她的周围，使她自小在光明世界中受到的惊吓消散得无踪无影。只剩下她对塬、对母亲的深刻依恋，这两件最为简约不过的情感。如此，她怎能期待与那个对零狐村周际的塬根本不曾人眼的胡秉宸相知又相守？
11
一切似乎恢复了原状。
在于田的恳求下，由于站长出面说项，还有秦老师的相助，叶莲子终于得到了下学期的聘书。赵老师继续教他的地理，吴为也继续上她的地理课，与过去稍微不同的只有一件事——海上一次赵老师的地理课，吴为就尿一次裤子。
乎心而论，她这个毛病，不能全算在赵老师的账上。离开顾秋水以后，吴为尿裤子尿床的毛病已渐好转，可是赵老师的一顿毒打，又把这个毛病打回来了。
如果人们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季，从宝鸡西城关走过，总能看到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蹲在宝鸡“工合”办事处的灰砖墙外，什么也不做，就是把冻得淌个不停的鼻涕吸回鼻腔里去。
集体宿舍的门锁着；叶莲子不能恳求大家：别锁门啦，天寒地冻，让小吴为有个避风的地方吧，一个几岁的小孩子，独自待在宿舍里，来了强盗小偷，出了事情算谁的？
她又没有钱送吴为进幼稚园，只能任吴为像只小野狗，在街上东游西荡。
吴为无处可去，只好蹲在“工合”墙外，和在门房里当差的妈妈，只隔一扇墙。离妈妈很近了是不是？
每天，每天，她就蹲在那里，苦等妈妈下班的时刻。那个时刻，因暂别严寒、晚饭的可待，可使僵冷的四肢、身体和脸颊在妈妈的揉搓下暖和过来，一个大概叫做家的地方可以归去，而变得非常具体。那种苦等，才真该叫做渴望，非常具体的饥寒交迫中的渴望。长大以后她学会了一首歌，第一句歌词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每当唱起这句歌词，这些景象和饥寒交迫之感就会重现，更不要说她从两岁起就当了奴才。于是她愈发唱得投入，庄严神圣、满腔热血、耳根发热，可不知为什么总还是被人归人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的品行鉴定中，她独享七个资产阶级头衔，什么资产阶级人生观、资产阶级恋爱观、资产阶级价值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文艺观、资产阶级审美观，将所有资产阶级搜罗殆尽，可谓集资产阶级之大成，一条条从上到下铺排过来，整齐对仗，和谐华丽，壮观浩荡，一派汉魏之风。
想来不足为怪，不要忘记，吴为还有那样一位外祖母，血液的颜色可能会遗传。
四十年代初，宝鸡城里只有一条贯通东西的小街，几乎没有楼房。
可是爱好楼房的居民，总是在他们房子临街的前檐上，砌上几米高的砖块，伪装楼房，以求壮观。
西北的风很大，有一天大风刮倒了一扇伪楼，一个“工合”同仁的儿子，就被那扇伪楼砸死。
宝鸡城实际建在坡上，北城墙便依塬而建，是个墙塬一体的山城。出南城门就是下坡，往坡下走三百多米就是渭河。山上有狼，不仅晚上，也不仅城外闹狼，狼们有时还会进城，肆无忌惮地在大街上跑来跑去。
叶莲子亲眼见过被狼咬伤的难民孩子，耳部、腮部血肉模糊，他们一般住在城外无门、无窗、无遮挡的废窑洞里。
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攻陷郑州、洛阳后，关中告急，日本飞机说来就来，随时都会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宝鸡城里扔个炸弹。
叶莲子无时不在担心，在街上东游西荡的吴为会不会遇见狼？西北的风又多，谁知道哪一扇伪楼会倒塌？她冷不冷？日本飞机会不会来空袭？……’小孩子既没有耐心也没有耐力，不过在街上冻了一会儿，吴为就感到冷得难熬，忍不住在墙外叫妈妈。
叶莲子听到吴为的喊叫，心就乱了，连忙跑出去，给蹲在墙角的吴为搓一搓冻得黢紫的脸蛋，擦擦她的鼻涕，暖暖她的小手，吴为就觉得她的等待变得非常美好。
住惯了英国的陆太太，“扬”着英国式的脸子（这种脸子，尤其在早年的英国黑白片里常常看到），说：“顾太太，你该知道，对你我们是没有义务的，如果你再在工作时间里做其他的事，我们恐怕就更无法忍受了。”
叶莲子无地自容。其实她大可不必如此，在英国住了很久的陆太太，除了对在英国生活过的人，谁也看不起。
陆太太进步归进步，抗战归抗战，就像宋美龄也抗战一样，这不等于她有共产意识或平民意识。
尽管陆太太很英国地表示了对叶莲子的不满、轻蔑，根本不知道英国为何物的吴为，还是看出了藏在英国教养后的冷酷。她不明白，她的玩伴陆虎、陆豹和陆燕的妈妈，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妈妈？
再看看妈妈的脸，知道妈妈受辱是因为自己，决定此后再不让妈妈受这样的侮辱，也从此不再到陆燕家去玩耍，虽则他们有时还会给她一块极其罕见的巧克力。
当陆先生对邹可仁和顾秋水承诺，找到工作更好，找不到工作也会有叶莲子和吴为一口饭吃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契约或是合同。
习惯于西方企业管理机制的陆太太，深恶痛绝叶莲子公私空间混杂，上班时间竟跑到外面照顾孩子，所以“工合”遣散时，叶莲子第一拨儿下了岗。
她的深恶痛绝无可厚非，这种大锅饭的弊病，日后果然是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碍。
吴为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伙伴，那个在欧洲出生，总是穿着一条英格兰呢裙，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唱着《杜鹃花》的陆燕——
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多么美丽呀，像村家的小姑娘，
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小溪旁，
和情郎唱支山歌，
折枝杜鹃花插在头发上。
今年村家小姑娘，
走到小溪旁，
杜鹃花谢了又开呀，
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
遥望那烽火的天边，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
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
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陆燕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知她是否从父亲的遭遇上早就预见到自己的结局？反正是毫无留恋地断了气。当她终于逃脱“革命”对尊严的侮辱时，是否会像小时那样，淘气地跳着脚、拍着手，哈哈大笑？
在昔日的一张照片上，陆燕头顶一个与脑袋不相上下的大蝴蝶结，圆瞠着一双愕然的眼睛，不知在那一瞬看见了什么，让她惊诧不已。
不论上代人的过节儿还是后来的社会分类学，到底与她们何干？吴为反正是失去了那可爱的玩伴。
陆先生于一九四七年最后撤离“工合”，转而在日内瓦联合国难民局任远东事务顾问。
那时候周恩来和陆先生还是朋友，问他道：你辞掉了联合国的职务吗？
他说：没辞。
周恩来说：别辞，我们还没有参加联合国，但上海还有联合国的驻华办事处，你不妨去那里工作，将国际难民输送出去，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前夕，陆先生本有机会去台湾。台湾方面也有电报、信件，往还于日内瓦之间。
但陆先生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返回大陆。之后，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陆先生为联合国上海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他从天津运走两千多名国际难民（因国际船只不能进上海），工作告一段落后回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有关方面就派他到革命大学学习，以他的历练，一眼就明白是让他交代历史问题。
再想见见当年的朋友周恩来，难了。后来根本就见不到了。
不过他不该那样感叹：我不再是朋友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会见每一个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不论那位朋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多少工作。如果他继续会见每一个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还如何处理比会见朋友更重要的国家大事？
不要以为什么党派也没参加过，一九二三年就人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东北同乡会主席的陆先生，交代起历史问题就能轻易通过。
陆先生的复杂还在于一九二九年赴英国学习经济学，对英格兰、爱尔兰、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颇有研究，认为用“和平过渡”的办法解决农村问题才是最好的途径，与毛泽东用“暴力行动”解决农村问题唱了一个反调。虽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正是用“暴力行动”解决了农村问题，但陆先生还是不肯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
他一再声明，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他放弃了在英国读博土的奖学金，毅然回国参加了他．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