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一-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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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那些落魄书生能够在曾纪泽手下得到重用，并能和那些及第之士同样获得官职富贵，那这些人必将对曾纪泽倍加感激，忠心耿耿，这对曾纪泽对淮军的掌控将是十分有利的。
募兵的告示贴出后，报名者相当的勇跃，淮军的军饷丰厚是人尽皆知，这也是报名参军者数不胜数的原因。曾纪泽对丁日昌的能力相当信任，故他把募兵处的事宜放心的交给他全权负责。
太仓的淮军与李秀成依然在僵持不下，潘鼎新和吴长庆的两团越战越勇，接连击败了李秀成的数次进攻。
2月中旬，另一个对淮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人物抵达了上海——英国人戈登。
这位步炮学说专家似乎十分迫切的参与到大清国的平叛战争之中，不等曾纪泽前往租界拜访，他在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就主动来巡抚府报道。
这位历中上鼎鼎有名、颇受争议的英国人对曾纪泽的第一印象相当的好，态度温和、言语务实。很显然，他在来华之前对中国内战的形势做了充足的功课，在简单的问候之后，戈登就简明扼要的向曾纪泽阐述了他对平叛战争的看法，其中很多方面都与曾纪泽的不谋而合。基本上，戈登本人满足曾纪泽的期望。
“曾大人，请你马上给我一支军队吧，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和那个李秀成较量一下，我相信以我的指挥能力，击败他将不在话下。”戈登求战之心很迫切，不过在曾纪泽看来，他是有点太过自信了。
“少校先生的指挥作战能力是勿庸质疑的，但指挥一支军队直接作战，对于先生来说未免有点大材小用，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岗位留给先生。”紧接着，曾纪泽和盘托出了他的想法，他想建一所近代化的军事学校。
从常胜军到淮军的建立，曾纪泽一直尝试着聘用洋教官，对他的军队采取西式的训练，但由于建军的仓促，以及手头可信的外事人才少之又少，故而一直以来，所谓的西式训练都不够系统和全面。
随着淮军的不断扩张，武器的不断更新，曾纪泽越发感觉到了训练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军官的培训，这直接关系到将来淮军能否成为一支可与西方军队媲美的近代化武装力量。
而大批量的新思想军官，并不是雇几个洋教习，花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他们需要长期的，系统性的学习与实践。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曾纪泽决定开办一所近代化的西式军校，为不断扩充的淮军提供大量的具有西式军事素养的新军官。
戈登对曾纪泽的理念深表震惊，与很多初次跟他接触的外国人一样，戈登同样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保守落后的国家中，竟然会有如此富有远见思想的人物存在。戈登很清楚的意识到，曾纪泽将要建立的这所军事院校，将是这个古老国家里程碑式的创举，无论将来历史如何发展，这都将是写与历史之中的一页。
很显然，参与到这个伟大的创举事业之中，远比亲临前线指挥打仗更有意义。
戈登在与曾纪泽交换了一些建校的理念，教学的内容等细节之后，欣然接受了曾纪泽的邀请。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这所近代化的军事学校终于在黄浦江畔落成，曾纪泽将其命名为“黄浦军官学堂”。
曾纪泽自任校长，丁日昌任常务副校长，戈登担任教务总长。另外，曾纪泽凭命刚刚抵沪不久的冯桂芬担任学堂文教总长，专以为学员们讲授文化课，以及介绍西方世界的一些知识。
除此之外，曾纪泽还增设了一个“训导处长”的职位，由江苏人陈鼐担任。该部门的职责是狠抓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务必使学堂培养出来的军官政治思想过硬，以“忠于校长，热爱淮军，热爱国家”为荣。
说白了，设立这么一个“训导处长”的职位，曾纪泽无非是为了确保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绝对的效忠于他。当这些未来的各个级别的军官效忠于他时，那么他们手底下直接领导的淮勇亦将效忠于他，这对曾纪泽对淮军的掌控力是十分有帮助的。
在新开办的黄浦军官学堂中，曾纪泽并没有给李鸿章留位子，这是因为他有意的要剥离李鸿章在军队中的影响，而使其只成为一个战略形的军政幕僚。曾纪泽深知此人不比其父曾国藩，虽然同样是一生效忠于满清，但却颇有野心与权力欲。想当年的历史中，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时，李鸿章曾私下与东南地方大员协议，一旦朝廷灭亡，则各地应拥戴他为大总统。
这样一个具有雄心的大才，如何正确的使用好他，确实需要高超的手段。曾纪泽既想最大限度的发挥李鸿章的才能，却又不不想使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故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弱化李鸿章在军队中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以枪杆子说话的时代，没有军队的支持，任何的野心都将是妄想。
第五十七章 英雄末路
曾纪泽在上海创办军官学堂之事，自然要上奏给北京的朝廷，而今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权位未稳，东南之事皆仰仗于曾氏父子的湘军、淮军，以及左宗棠的楚军。。曾纪泽在奏章中声称，设立学堂，仿西人练兵之术，皆为平定粤匪叛乱，朝廷方面自然不好妄加否决，慈禧顺水推舟，不但同意了曾纪泽的上奏，而且还大加赞赏了他一番“忠君为国，劳心劳力”的言词。
曾纪泽就是仗着慈禧权力未稳，在太平天国未平的这一段特殊时期，地方的实力派人物所作所为，她只能睁一只睁闭一只睁眼，故而如合资建厂，开办学堂这些大事，都是先斩后奏。
在黄浦军官学堂创建初期，根据具西方的军事教育，结合大清目前的实际情况，军校分别设立了步、骑、炮、后勤、文化五科。教官以总教习长戈登、教习威利为主，另外还聘用了数名英国及美官补充不足。
课堂教育，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教授课程，除有关军事的战术、兵器、测绘、筑垒及典范令之外，并增加了理化、数学、史地等课目，每节为一个半小时。
典范令是丁日昌与戈登等人经过反复探讨，中西结合之后编写出的，关于各项军事动作的准绳，以图说话，注以旁白，对于那些文化水平尚低的学员来说，简明易懂。
普通的知识是为辅助教育，军事知识方面由洋教习充教授，自然科学则聘用普通的外国文职人员教授。而史地、思想教育等课则主要由冯桂芬等开明人士担当。
另外，学教的教学以课堂教授与野外实践相结合，由简入繁，包括了实弹射击、炮兵操炮，后勤运输、架桥作业、爆破演习、体操、劈刺等等，占教学时间的一半左右。
根据曾纪泽的要求，能够进入黄浦军事学堂学习的学员，大多是从淮军原有各部选拔而出，具有初级的文化知识，便于教授。年龄则以十六到二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思想观念尚未完全定型，不似一些年长者保守顽固，他们更易于接受新鲜的事物，有利于树立新的世界观，价值观。
新兵的招募，军官的培养，淮军的扩张与发展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与此同时，东南战局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自1861年8月攻陷安庆之后，曾国藩即由皖南东流进抵安庆，筹划进军金陵围歼太平军。为巩固后方，他决定先肃清皖北一带的太平军，随后沿江直压金陵。
救援安庆失败之后，陈玉成兵团精锐损失殆尽，军心散乱，其部在经过数月毫无目的运动之后，不得不取道英山、六安，逃回了得镇庐州。至此，陈玉成残部则成为与金陵及江南太平军完全隔离之孤军，独立转战于皖北。杨辅清、黄金文等部援军则退回皖南。
于是曾国荃、多隆阿部趁胜陆续收复桐城、舒城，杨载福督水陆各军攻陷池州府，进占铜陵。至11月时，湘军基本肃清了长江中游太平天国势力，长江水道即为湘军全权掌控，庐州三河粮运皆绝，固守皖北的陈玉成陷入了绝境。
此时，李秀成部正在上海与曾纪泽的淮军纠缠，李世贤据守浙江，杨辅清、黄文金等则在皖南各处与湘军曾贞干、鲍超等部对峙，均不能分兵救援。至于陈玉成所派入河南的陈得才部，则因消息隔绝，一时难以东返。湘军在相继攻陷庐州外围据点之后，将庐州团团围困，陈玉成兵团的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
庐州郡城既大又坚，护城河身甚宽，陈玉成自率四五万人，婴城固守，倚水为险，湘军很难逼近城下。然而，身经百战的湘军连安庆这样的坚城都攻得下，何况一座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庐州。多隆阿、袁甲三等督军连日强攻，采取了水淹、炮轰等多般攻城方式，至1862年1月初，陈玉成部已渐有力不从心之状。
曾纪泽敏锐的意识到，此刻又将是他立功的一个绝好时机。虽然他身在上海，与皖北战场相隔千里，但他清楚的记得历史上的陈玉成是如何兵败被俘，他只消一封书信，便可以这功劳轻易的记在自己的头上。
于是，曾纪泽亲笔修书一封给其父曾国藩，信中指出陈玉成兵团虽然精锐尽丧，但陈玉成本人的威望尚在，若不能将其围杀于庐州，一旦容他逃出包围，得新树起伪英王之大旗，则其部很可能相蝗虫一样迅速重振旗鼓。因此，若要扫平东进金陵的后顾之忧，就必需灭亡陈玉成。
曾纪泽在信的后部分为曾国藩出了一计，言陈玉成目前坐困庐州，消息不通，可命已经投降的苗霖沛作书，诱其突围前往寿州，介时便可不费一兵一卒，一举将其生擒活捉。
历史上的陈玉成，也正是中了苗霖沛的奸计而被俘，曾纪泽也只是把本该发生的事实，据为自己的计策进言给了曾国藩。
陈玉成一代名将，抛开利益关系，本也是曾纪泽相当尊敬的人物，若非各为其主，曾纪泽倒真想结识这位一代名将，更或者将其收揽入淮军麾下。
然而，他很清楚陈玉成气节可比云天，被俘之后惨遭折磨而不屈，最后被处死。这样一个人，是绝对不会投靠在他的旗下的。
身处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之中，不是朋友，便是敌人。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任何挡在自己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都必须毫不留情的一脚踢开。如此说来，区区一个素不相识的陈玉成，又算得了什么呢。
“换成是他陈玉成，也会置我于死地而后吧。”曾纪泽心中冷笑，“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恐后他手中的刀会比我更锋利。”
曾纪泽扫了一眼手中的墨迹初干的书信，毫不犹豫的将之装入了信封。
第五十八章 北极熊
在战火纷飞的清国南方，当曾纪泽在战争中迅速的崛起时，他所密切注视的北方的那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同样也在发生着一场变革。。
19世纪中叶的沙皇俄国，仍然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君主国家，虽然在东方侵吞了大片清国的土地，但其内部的危机却在不断的加深和激化。
从1826年到1854年间，俄国内部共暴发了709次以上的农民暴动，平均每年高达24次以上。而为了挽救农奴制，沙俄政府于1853年向土耳其开战，发动了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果，俄军反被德法联军打得大败。
对外战争并没有转移国内的矛盾，反倒加剧了国内的危机，至1860年，俄国国内农民暴动已增加到平均每年108次。
与中国的不幸相比，俄国这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每当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时，总会出现一位果敢、极具魄力的领袖，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出困境，重新步入强盛。
克里米来战争惨败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服毒自杀，新上台的亚历山大二世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毅然决心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相继设立了俄国中央和欧洲部分各洲的特别委员会，起草农奴制改革草案。与历史上慈禧的所谓“预备立宪”运动相比，亚历山大二世很显然不是一名虚伪的改革家，在他的再三敦促下，草案终于制定完成。
1861年3月3月，对于俄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法令，并向全国发布了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
这是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它对全世界尚处在十字路口的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具有鼓舞和鉴借意义的成功范例。
而对于北方邻国发生的这样一件大事，对这个同样古老而没落的国家，影响力似乎微乎其微，甚至，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个庞大的邻国发生了什么。
即使是李鸿章这样的开明人士，当曾纪泽试探性的同他谈到俄国农奴制改革时，他的表情也是那样的茫然无知和漠不关心，这让曾纪泽感到有些失望。
当一个国家重新振新时，对外扩张将是它必然的选择。尽管俄国已经侵吞了大清一百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