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嫁入日本豪门-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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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士的操作下，死胎出来了（我不敢看，因为害怕，被护士骂了一顿）。护士用报纸包好死去的胎儿丢在走廊的垃圾箱里。那位妈妈挣扎了满身的冷汗——她累了。安静地躺在那张床上动也不动，脸上一片空茫……
我也在就要死去的手术中度过了十几分钟（胎儿一个半月）。后藤焦虑的在门口走来走去，看到我被护士扶出来，冲过来抱着我，“好吗？好吗？”地叫个不停。
“我只想坐下。”我坐在长凳上。后藤对护士鞠躬又鞠躬，谢了又谢……
我们在一家刚开业的日本料理店，吃一顿叫香香的纪念餐。那个已经不存在的新生命，我们决定了她是位好女孩子，取名为香香（用一个桃色布做成的软柔柔的兔子，充当了香香），日语里叫KAORU，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女儿。书中照片上这位女孩子，取名为雅步镏，日文发音KAORU（今天的香香在好多年后投胎为雅步镏，当然是为了安慰自己的罪，而随便决定的“投胎转世”）。
如果留学生楼的门卫同意开“后门”，我就“光明”地进去，如果不同意，就去离留学生楼100米左右的招待所。心情很重的时候，无心去管太多。结果门卫同意开“后门”，但晚上必须离开……
协议成功，我可以偶尔走走。九楼和十楼有很多新来的留学生，以前的留学生已经有好多回国了。经后藤介绍，认识了些新同学。利娜还在，已经和武汉大学一位研究生（中国人）结婚。
有天我和后藤在去十楼的路上碰到了利娜和那位研究生。我对利娜说“你好”，她指着手里的布娃娃说“她想喝水”。利娜对我的无视，让我觉得她太孩子气了，回敬她一个“哼！”的鼻音（其实自己也孩子气）。从此就算面对面也是擦肩而过的方式。
代新的屋子里挂满了安吉娜的照片。可是安吉娜不会原谅他，所以他准备明年去欧洲……
我可以在留学生楼过白天，不能过晚上。中国人不能住在中国的留学生楼，台湾籍，香港籍除外。所以利娜的丈夫（那位研究生是中国人）不能住，看过利娜和门卫争论，门卫的工作便是监督进出是否可疑，所以利娜的丈夫也常常被门卫提醒“该关门了”，你应该离开的命令。当然，当然我也被提醒着、命令着“关门了，关门了”，有好多次被门卫的命令声赶出门，又在门口和利娜以及那位研究生（我们算同命相连的同胞了）不期而遇。利娜总是和她的中国丈夫手牵手地走：“她们很相爱，她很幸福！”当然，当然在心里我对着自己说：“和利娜绝不开口说什么，是她拒我在千里之外嘛。”我当然要保持我的“风度”是不是？和后藤我们也簇拥着在他们面前走过，这是别一种滋味。而天真无心机的男生们是无法理解的。哈~~哈~~哈~~现在想起来，又把它写出来，真的笑死人也！年轻时的自己，是多么有趣……现在回想，年轻时还真可笑……是不是？
第二卷21、五个人怪里加怪
21
我很可惜的事，是因为自己不是美女，但又从来不去羡慕所谓“我很漂亮”的哪个人，但我承认“你的心很美”的那位美女，就是绝对的漂亮。
西施、杨贵妃如何盖世成美女？如何绝代成佳人？只凭大家传说又传说，我没看过，而谁又看过呢？
你一定开始讨厌我用这种方式来写作，似乎听到哪个遥远的角落，或者哪家咖啡店，还是哪位的书房传过来“你清高什么哟？有什么了不起嘛？”那么，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中国朋友，如果是这样，是因为你还不了解这本书的季节与年代。
OK了，请先别否定我哟！在写这篇：泰山——许下的愿。是把我的历史书翻到前半部，也就是二十岁左右，不知道不为错“理由充分的季节与年代。”“~~唿~~”又听到从哪里传来，你叹了一口安心了的叹息。那，就是我——要写下去的意向！
应该再继续来说说利娜是不是？那位达·芬奇的女朋友，她和中国研究生结婚。为什么？我也惊讶，但我不晓得原因。也许按自由与闲事来讲解的话，是她的自由和我没关系嘛。闲事的说法是借口，其实心里哪根神经都想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和中国研究生结婚？”我认识的知道利娜的几个留学生都学成回国了。问过后藤，“我不管别人的事。”后藤的回答简单而又真实，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你别多管闲事嘛，自己去讨个没趣。……A……A……A……好自为之吧，对自己说。往往好多的时候，我不去“犯”人，而事情又坚决地来惹我，你说该怎么办？
和利娜“签了条约”不再写信给达·芬奇，不再和他有任何“事情”要发生。守诺是君子也，违约是小人矣，尽管是嘴和口的签约。我努力做君子，认真遵守了合同规定的一、二、三。”利娜恨死我了”，这复杂又复杂的情感纠纷利娜是受害者——站在公平的角度。而我是罪犯，如果上帝存在，那应该把我打下地狱服刑第一百二十三条原则所规定的”抢劫犯”，有期徒刑十年，十年太长远，自己当然不服。提起上诉要辩护，这是冤枉！没有哪位首先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别人的感受是不是？天下哪位伟人先去考虑的都绝对是自己的利益。不对吗？服刑的刑罚当然是”心痛的折磨”。看看咯，和后藤一开始就来打架事件，可谓满城风雨，连报纸都忙得不亦乐乎。武汉火车站”跳火车自杀未遂”事件，弄得武汉外事办鸡犬不宁。又来怀孕事件，这次是心痛，精神痛，神经也痛。还加了肉体真正的痛。还算年轻力壮的年代，过几天就好象没事了。但”杀人犯”的我，确实痛苦地度着每一天。
和利娜不想看到又偏偏要常常见到，在门口，在晚会，在哪家饭店，见了又互相把头一扭，互相讨厌着，彼此是冤家。
从广岛来的一位日本人中山教授就要回国了，由齐藤负责安排的分别聚会餐在一家涮羊肉店轰轰隆隆地进行着，每个人喝得很醉。还是坚持要继续晚会。又在后藤的房间继续喝，喝了又喝，再来一杯也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是酒鬼。不论原来的还是新来的，留学生们很喜欢晚会。疯狂的音乐伴随着又摇头还扭摆的学生们，一片享尽人间快乐之聚会——明天这场就要散去之宴席。
晚会总是又让我有意识无意识地想起嘴右边的那个微笑。有很多次，和后藤故意拒绝了晚会，而又寂寞地听着晚会传过来的欢乐与笑声。我原来是矛与盾构成的家伙。
这位人气绝顶的中山教授的分别晚会安排在后藤的房间是最合适。最合适的意思是纪念和恭喜摸棱两可的意思，清楚的意思则是为大家只想玩找借口疯狂。那位中山教授喝得半醉，说话也含糊不清，又喜欢用日式汉语（只有他自己能懂的中文）对着我这个晚会里唯一的中国语通——又是女生。（听说他喜欢对着女生讲话，倒不是说他有别的意思，只是对女生比对男生态度好。武汉大学日语系的好多同学也这么去认为）那我应该光荣自己是很懂中文的女生咯。Wow……哈……哈……哈……但是这样亲切过分的中山教授就是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又听不太懂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如果不管他就是不礼貌。该找哪位说中国话的人帮助才是上策。有古典文献——说曹操，曹操到。这场晚会，不对，正确的说每场晚会，晚会是非常自由的（来去非常自由）晚会的门又是从来就开着的。欢迎着任何一位有意要参加的来者。这时候利娜就是有意要参加的来者，当然带着她研究生丈夫就来了。在利娜先给我冤家的冷眼之前，这次我要先下手为强，很好的办法又非常得体地把中山教授介绍给她的研究生丈夫，”这位是日语系的中山教授，他的中国话非常棒……“这位是~~喔~~~（我不知道利娜的丈夫叫什么名字）但是很快有了解决的方法，对着研究生说“请你自我介绍吧”。好了，我终于摆脱了。又没失去礼貌是不是？
一般情况下利娜是很礼貌的，详细一些的说法是刚才介绍她的研究生丈夫给中山教授，没有介绍她，甚至，就当成是没看到她一样，给她一个，你根本不存在的报复。虚荣的心理上，我满足了。这样的岂有此理。当然，当然地伤害到她的神经（我又罪加一等）但她不会马上发作的，毕竟她要去表现她自己是很有修养的法国人。在大家面前，我也无所谓。如果我有所谓（晚会在后藤房间没有去的地方），做了坏事，赶快溜。在接受利娜冷眼之前，我消失在她的眼里。
我离去，在远远的另一边看着，欣赏着。教授和研究生拼命去讲什么，看清楚研究生是很礼貌的同胞（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他努力地听着和回答着，大概过了十分钟研究生一定说：“罢了，我不干了。”我的随便乱说。研究生是优秀的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我和他是同胞。倒看不出来教授对男生态度“不太好”的感觉，感觉到是他只需要听众，懂中文的听众，更明白些的解释——喜欢中国人的听众。
说曹操，曹操又到。达·芬奇突然出现在这个晚会我的面前，这位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又消失了一两个冬天的家伙。突然地：“我来了。”立刻，真的是立刻我的呼吸开始错乱，心脏怪跳，脉博不整，那个嘴右边的微笑逼近再逼近，有意还是无意，我躲开达·芬奇逼过来的一切。达·芬奇耸耸肩，悠然地把手一摊，“我不会干什么！……”
停了三秒钟。
“我去了成都，说你在武汉，我，就来了……”达·芬奇又耸耸肩。
“……A……S……I……”叫做语无伦次……
有认识达·芬奇的学生和他拥抱表示着欧洲人的礼仪。后藤也惊喜他的好朋友达·芬奇突然出现，于是三秒钟互相拥抱，十三秒钟彼此寒暄，三分钟两个人拿着两瓶啤酒。来，干杯！来，再干一杯！
达·芬奇是从来都喜欢神出鬼没地制造惊险奇案的不正分子。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突然出现“我来了”吓你一跳，或者两跳，或者三跳四跳。整整五分钟过去（墙上挂着表示分分秒秒都清楚的挂钟）才调和了脉博，安定了心跳。
其实喜欢搞突然出现“我来了”的游戏，大有人在。一般情况大家都不是总统，更不会扮演皇帝这样的角色。所以轻轻地“我来了”又轻轻地“我走了”。既干净又自由，而且还彼此不欠债——人情债。
利娜幸福得大概忘记要报复我这个讨厌的家伙。看她很礼貌地介绍她的研究生丈夫给达·芬奇。我、后藤、利娜还有她的研究生丈夫，然后加上达·芬奇，这五个人怪里加怪，在戏弄着哪块人生游戏哟？只有彼此心里的那个声音才能回答。当然那位研究生是最后的加入者。他什么心情，便不是我能晓得的。或者，他根本不晓得达·芬奇是何许人，而我就是他太太最讨厌的女人。如果那位研究生也看这本书的话，不晓得是不是带给你一段美好的回忆，如果是，也只是那段走过的年轻时光。我们同时被门卫的命令声，“关门了，关门了”赶出门，又在门口常常相遇。你认为有趣吗？我，是这样认为。
又倒回来说——利娜已经结婚了，好象对达·芬奇没有任何刺激（或者我根本不懂的事情发生过）。我和后藤已经有过孩子，又没有孩子，也没引起他任何喜、怒、哀、乐。他只是耸耸肩，欧美人士特有的习惯，就象日本人鞠躬的习惯，也许习惯就只是照样做一遍。
达·芬奇问后藤：“可以和她跳舞吗？”
“当然，请。”后藤做着请的手势，而我同不同意好象并不重要。嘿，真好耍，我算什么？
我肯定地拒绝达·芬奇？但是，无助又来否定于我的计划。被达·芬奇拥抱过来的手拖进了舞池。音乐？有很懂分寸的哪位把音乐换掉——慢节奏带着隐隐的伤感飘过来，一双双男生搂着抱着随那曲忧伤迈着自己的脚步。这，好象比刚才喧哗的气氛让人容易接受。就连那位中山教授也在偏偏起舞。享受着他——就要离去的伤悲。
和达·芬奇只是随着传来的节奏迈着各自的每一步。没有要说什么的冲动，哪怕是：“好久不见，好象你瘦了些。过的怎么样呢？……”想起来又想要说，又什么都没说。达·芬奇也没有要准备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
离开我视线不远的地方，利娜很当然地依着她的研究生男丈夫，迈着他们的舞步。她是幸福的，她的脸，写着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