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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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⑿こ裙膊橙硕荚谏虾４笱е唇坦�1923年，应伍毓瑞之邀，张治中二下广州，来到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不久，张治中加入国民党，并进入国共两党合办的黄埔军校任职。正是在黄埔军校，张治中结识了两个对他后来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位是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另一位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前者，他视为中国革命的希望和领袖；后者，他们互相欣赏，无所不谈。周、张二人不但从此结下深厚的友情，也使张治中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他日后成为坚定的主和派代表影响至深。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逐步走到了国民党政治舞台的中心，夺取了党政军大权。表面上，蒋介石仍打着“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蒋介石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积极培植自己的党羽，伺机而动。北伐战争期间，1927年4月，蒋介石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背叛革命。张治中的精明强干，雄才大略，使他很快成为蒋介石的麾下虎将，蒋介石不断对他委以重任。但同时，蒋介石对思想激进，被学生戏称为“红色团长”的张治中又满腹狐疑，一再派人暗地里调查他是不是共产党或有通共的蛛丝马迹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张治中去了欧美国家。经过在国外的一番游历，面对别国的蓬勃发展，对比中国的落后、动荡和分裂，使他深受震撼。他感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平与发展，才能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28年秋，张治中向国民政府辞去军政厅厅长职务，坚决请求继续到军校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觉得办军校是自己的专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办教育不失为一条提高国家地位的途径。经蒋介石批准，张治中被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次年，张治中升任教育长。对于张治中
办军校的高水平，蒋介石是深信无疑的。从1928年到1937年，十年中，张治中共为国民政府培养了12000余名学生。其间，张治中曾奉命率兵参加过三次“讨逆”之战和两次抗击日寇之战。
两次淞沪抗战，即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1932年新年伊始，日海军便在上海吴淞口不断挑衅我军民，28日晚，日军公然对我上海守军发起进攻，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被迫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治中面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和妥协的投降政策，坚决主动请缨，要求率兵去上海阻击日寇侵略者。2月14日，张治中率领由87、88两师合成的第5军，兼辖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第1团山炮营，日夜兼程奔赴上海，与主动抗日的上海驻军19路军并肩作战。在前线，张治中作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领第5军防守在庙行镇、蕴藻浜南北两岸及吴淞口西等地。他抱着为国家民族殉职之心，留下遗书一封，表示：“……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2月22日，与日寇庙行战斗一役，日寇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张治中率领第5军全体将士奋勇抵抗，战斗打得空前惨烈。及至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有的伤员不能动，就对敌人用牙咬、手抓，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我方军队以死相拼的顽强作战精神，使日寇遭受严重挫败，只得仓皇撤退。张治中赴沪抗日，取得庙行首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将士和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一·二八〃淞沪抗战从1月28日持续到3月3日，历时35天。参加抗日的将士和上海人民共伤亡近30000余人。然而，这血的代价最后却被国民政府换来一纸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5月18日，张治中郁郁回到南京，继续在中央军校担任教育长。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全面展开其侵华的罪恶计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浪潮。历经“西安事变”的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呼声，只得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自1936年开始，张治中秘密兼任京沪分区的负责长官。他长年往返在京沪路上，一面积极实施防御措施，一面密切注视着日寇在上海淞沪一带的行动，随时准备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正义战斗中。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本着“为至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者”的野心，再一次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面对日寇发起的疯狂攻击，驻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奋起还击，痛击侵略者。上海守军分为左右两翼，分别布防线于苏州河北、南及黄埔江西、东地区。张治中作为临战受命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淞沪战役的左翼阵地。早在此前的8月1日，张治中便以京沪警备司令官名义于同日先后发布《告淞沪将士书》和《告京沪区民众书》，号召大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勇往直前，携手共进，抗击侵略者，并表示了自己抗日之决心。战斗打响后，张治中始终穿梭在第一线，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容指挥作战。有时候，由于遭遇敌人飞机轰炸，他就舍弃汽车，以自行车代步。作战中，张治中捕捉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数次下达总攻命令，将被日寇占领的阵地一个个收复。正当战斗朝着有利于我方的形势发展时，南京最高统帅部却先后发来三次停战命令。在最关键时刻停止进攻，不但使国民党军失去了宝贵的攻击时间，更给日寇以喘息之机，得以调遣大军增援。张治中愤懑难抑，加上日夜为战事操劳，身体极度虚弱，以致到了行路都需要人架着走的地步。9月4日，他向蒋介石递上辞呈，请求免去其第9集团军总司令一职。9月22日，张治中怀着难以言表的沉重心情，离开了战火中的上海，回到南京。这期间，在淞沪战场上，日寇兵力已增至10万，国民党军队战术已不得不由积极攻势改为被动守势，继续同敌人艰难抗衡。最后，在侧背受敌的情况下，南京最高统帅部于11月8日下达全线撤退命令，上海沦陷，历时三个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告终。
张治中参加和指挥的两次淞沪抗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虽然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张治中在两次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使他无愧于抗日民族英雄的称谓。
此后，张治中结束其军校生涯。1937年11月下旬，张治中被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针对官场普遍存在的萎靡、腐败风气，为了对症下药，一上任，张治中便微服私访，下到各县了解情况。访查中，张治中痛心地看到，官员们根本无心为民造福一方，而是绞尽脑汁欺压民众，为自己搜刮民脂民膏，极尽贪赃枉法之能事，而广大农民被各种苛捐杂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路所见所闻，使张治中感到，国民政府要想繁荣兴盛，必须励精图治，非彻底整治这种在国统区蔓延的颓废腐败风气不可。张治中在任湖南省主席期间，制定了《湖南省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并积极推行和实施，希望以此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张治中在湖南最突出的政绩，一是组织训练民众参与政治管理和团结抗日；二是联共抗日。他始终认为，只有全中国人民携起手来，才能有力地抗击入侵者，并最终取得民族自卫斗争胜利。他在任职的一年时间里，湖南省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共产党员大部分得到释放。他不但在自己权利范围内努力维护和建立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他甚至不顾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猜疑，致电蒋介石，建议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并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然而，张治中理想中的政治局面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1938年11月13日，在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的反动政策下，一场有预谋的长沙大火，几乎将这座历史名城焚毁殆尽，并给长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大火发生后，张治中含悲忍辱，处理完善后工作，怀着对长沙人民的无比负疚心情，引咎辞职而去。
这时，南京政府已迁往重庆。蒋介石致电张治中要他立即奔赴重庆。在重庆，蒋介石深知自己对这次长沙大火难辞其咎，张治中只是自己的替罪羊，因此，他没有再为难张治中，而是将张治中当座上宾款待。蒋介石拿出两个职位要张治中挑选：一是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挑选了后者。尽管侍从室主任完全是蒋介石独裁的傀儡，张治中必须直接听令于蒋介石，然而，张治中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其先后任职侍从室主任和国民党政治部部长期间，他多次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持
坚决反对意见，在许多事情上秉公执法，并建议蒋介石撤消了一些有损国民政府威信的机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治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力主和平、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1941年春，由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的皖南事变发生，震惊中外，激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罪恶暴行的一致谴责和抗议。事变次日，张治中连夜奋笔疾书，给蒋介石写下万字谏言书，对国民政府在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关头残杀自己同胞、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痛心疾首，并再次忠告：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民政府只有与中共精诚合作，比肩抗敌。此后，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所进行的三次正式谈判，张治中参加过两次，分别是1942年和1944年。尽管张治中的思想受他当时所处政治环境和地位的局限，但无论局势怎样复杂、动荡，张治中联共抗日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他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坚持主张抗日；他为开创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更是付出了艰辛而不懈的努力。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八年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久，蒋介石置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建设国家的愿望于不顾，一边到处煽起内战的烽火，一边假惺惺地接连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决定由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张治中这位从未与中共交战的国民党主和将军，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代表，要他飞赴延安接毛泽东到重庆。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代表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尽最大努力给予照顾，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特意将自己的官邸——桂园腾出来让毛泽东白天办公、会客。蒋介石抓住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的机会，纠集大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妄想在短时间内控制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的交通要塞，逐步掌握内战的主动权，实现其“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重重设置障碍，使得重庆谈判进展缓慢，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中，一度陷于僵局。直到10月10日，国共两党才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张治中又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同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政府就未尽事宜继续谈判。
在整个重庆谈判过程中，国共双方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谈。张治中因为解决新疆事变事务，参加了其中九次。当他获悉蒋介石秘密下达“剿共”密令，身在边疆的张治中深感“内外交困”。他连夜修书给蒋介石，强烈反对其出尔反尔，再掀内战狂澜。不久，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反战思潮，再次急召张治中回重庆参加同中共和谈。1946年1月6日，张治中从新疆回到重庆。经过和平谈判，国共两党尽管于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定，然而，蒋介石却从未停止过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针对这种阴谋，张治中不顾个人安危，在多种场合慷慨陈词，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这种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行为。2月25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同周恩来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民军之基本方案》。2月28日，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对全国各地的停战情况进行调查。在武汉，当周恩来对张治中讲到中原军区部队处境艰难，主要是各种必备物质匮乏时，张治中当即签字，命国民党后勤单位照数发给。在处理中共事务上，张治中总是本着“国共合作”的思想，希望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拉近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的距离。当三人军事小组最后来到延安时，张治中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会上开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