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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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学生们也渐渐变得麻木、冷漠，相互之间只有竞争，且不择手段。我不相信“升学至上论”，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呆下去。
作出退学的决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我依然希望获取知识来实现我的理想。我只能在去学校充实自己的头脑和离开它以保存自己的本性之间选择其一。前者当然更现实，现在的社会似乎并不看重后者。尽管如今各界大谈“个性”，其实这个词不过是一个最没个性的流行词汇，是批量生产的时尚。现近的校园和社会制造的大多是毫无区别的孩子，只是多了几分自以为是和标新立异。
在奶奶的建议下，我参加了成人高中补习班。这是个不错的方法，每周有四五个晚上上课，学习很轻松。最重要的是补习班的气氛很好，没有一般学校那种压抑。除了每天晚上，我白天的大好时光干什么都行，看书、画画、学日语、弹琴……一个学期过去，已经通过了四门会考。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感到通过自学学到的知识比在学校学到的更实用，是立足于基础之上，以应用为目的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学习更能在坚实的前提下提高我的素质，而不是学一堆华而不实的东西，考完试后忘个精光，仅仅能拿个文凭。
但是成人高中毕竟是针对成年人的，对于自控能力尚不够强的我还是有一些缺陷。我之所以能撑到现在，是因为曾经跟爸爸达成过协议——若是离开学校不能完成学业，就得回校。
我真希望，在走出初中校门的时候，在眼前有很多的道路选择。我还希望，社会对人才的评价，再也不是只认学历不看能力，希望它能够给予各种人才同等的尊重，可以让青年人更大胆、更自信地作出选择。
到那时，有理想的青年就不用像我这样吃力地胡碰乱撞，迷迷糊糊地单打独斗了。”
退学是一种无奈，退学也是对学校教育现状的一种反叛和挑战。但是，退学并不等于失败，退学并不等于就没有前途。社会应该给每一个年轻人以多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去学校上学，也可以选择回家自学，他们可以选择上大学，也可以选择不上大学。社会应该给他们同等的尊重。
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不满当时的教育体制，让大儿子傅聪退学在家自学，当时曾引起一片议论。可是在家学习，却使傅聪的钢琴演奏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不但年纪轻轻就在国际大赛中拿了大奖，还成为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
“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10多年前就退学回家了，郑渊洁甚至为儿子自编《语文》课本，亲自辅导儿子学习。如今听说，郑的儿子已经学业有成了。
还有那位“逃”出大学的三毛。唱着“梦里没有橄榄树”浪迹天涯的经历，成为她人生的学校。最终，她成为迷倒无数年轻人的作家。
实现人生价值的方法并非只有一种，成才的渠道也并非只有一条。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大胆地绕开“独木桥”，选择了不同的成才路径。
大家想拼命抓住的，恰恰是他自动放弃的
大家想拼命抓住的，恰恰是他自动放弃的。
刚进高一、才15岁的张云帆作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选择：退学。
那天，是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进行的第二天。中午，他背着书包怏怏不乐回到家里。正在厨房忙碌的母亲关切地问：“考得怎么样？”
他站在原地，一句话不说，过了好一会儿，他扭头说道：“你得有准备，至少三门不及格。”
两人都不再说话。饭菜端上了桌子，娘俩开始吃饭。
张云帆一直低着头，憋了半天，他终于憋出一句话：“这个学我不想上了！”
母亲放下了筷子，扭头盯着他。他也看着母亲。也许，母亲从他严肃的脸上，看出他是认真的，看出他说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大学做教授的母亲脑子里顿时倒海翻江，她沉思了片刻后，对他说；“上或不上，可以由你自己决定，但你必须明白，无论怎么说，你这个年龄，必须读书学习。比较起来，上学其实是一条轻松的大路，如果你下了这条路，就等于选择了另外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就注定了你要跟你的同龄人走完全不一样的路。你走这条路比他们要艰苦，比他们要曲折，你再好好想一想，想好以后告诉我。”
张云帆缓缓站起身，走进了自己的屋子，随后关上了小屋的门。
当时，张云帆也许不会意识到，他作出的这个决定对母亲、对父亲，还有这个家来说有着怎样重大的影响。他不知道父母曾对他寄予多么高的希望。
他的父母曾对他有过美妙的设计和构想：在国内，理科考清华，文科考北大；考出去，理科上麻省理工，文科上哈佛。可现在，他连高中都不想上了。
半个小时后，张云帆拉开了房门，走出来，重新坐到饭桌前：
“妈，我决定了，我要退学。”
“如果真是这样，注定你将来有两件事做不成，一是做教授，二是做官员。”母亲看着他严肃地说。
他点点头。
母亲不再说什么，儿子厌学，她早就知道，但儿子的决定仍让她感到很突然。可是如果不让他退学，他将如何度过这三年？她起身给云帆的爸爸打了个电话：“晚上早点回家，有事商量。”
下午，母亲没去上班，张云帆也没有去学校继续参加考试。两个人一直坐在饭桌前，商量来，商量去。
晚上，爸爸回家了，一家三口围着那张桌子，一直谈到很晚。最后，父母接受了他退学的决定，但是定下了一个“基本大方向”，那就是，虽然退学，但仍要学习，只不过换一个课堂罢了，把课堂从学校转到家里，转到书里，转到社会上。
张云帆后来说，退学之前，他的确感到非常痛苦，觉得学校就像一座监狱，老师就是监狱长。他说他的学习成绩是从初二开始快速下滑的，因为他不能忍受老师竟然经常用侮辱性语言对待自己的学生，甚至打人。他说有一位英语老师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要她发现有人听课开小差，扬起手中的书就打过去。后来书被打散了，一页一页散得满教室都是。”他说他对学习越来越提不起兴趣，成绩越来越差。到了初三，他开始被老师停课。一天上操的时候，一个同学从背后抱住了他。班主任老师发现后径直走到他面前，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大声喊道：“不想上学就滚回家去！”他只觉得脸颊“腾”地像被火烧着了似的。
那几年的学校生活对于张云帆来讲，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但是他说，那时他虽然不喜欢学校，不喜欢老师，还没想过退学。到了高一，实在难以再忍受下去了，每天去上学都是一种痛苦。可是真作出了退学的决定，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因为很迷茫，不知道退学以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
不过，张云帆还是感到自己很幸运，父母在他决定退学的坚持面前，没有象其他的父母那样怒不可遏，或痛不欲生，他们最终仍尊重了他的选择。虽然他们也许有点遗憾，有点怅然若失，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流露出来，而是象弹簧一样，坦然地接住了他的冲击，这种坦然也许为的是将他弹出更远。
从退学第二天起，张云帆就象变了个人似的。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时间表，贴在墙上，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锻炼身体，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最初的几个月，张云帆让妈妈在家里给他开课，讲得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为的是“先从个人修养方面抓起”。同时，他开始大量阅读人物传记，他想看看别人究竟是怎么做的。
几个月后，张云帆去了一所民办大学，学的是商贸英语，但由于基础太差，实际上是主修英语。从家里去学校，有20多里地，每天，他早去晚归，风雨无阻。那段日子，他在学校学，在家里也学，天天看英语录像带，听英语磁带，几乎把所有中国出的英语教材都学了一遍。
不到半年，张云帆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许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自信，有一天，他跟爸爸妈妈说，他要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学习。
明斯克是一座大学城，外国留学生特别多。张云帆读的是预科班，一星期四天课，每天上四小时，课时很松，学习压力不大，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结交朋友和了解这个国家。在那里，张云帆认识了很多外国留学生，非洲的、日本的、阿拉伯的、美国的，他们在一起聊天、逛书店、郊游，这让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中国以外更广阔的世界。
虽然张云帆很喜欢明斯克这座城市，很喜欢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朋友，但是他却毅然决然地作出了离开的决定。这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在那里呆得太久，他也许会失去一种奋斗的激情，也许会失去强烈的求知欲，因为那里的生活太懒散，生活节奏太慢。他是来求知的而不仅仅只是为了一张文凭。
从明斯克回来后，张云帆想去美国继续学习。可是他的留学申请被美国大使馆拒签。母亲想请美国学校方面继续发邀请，张云帆不同意，他说：“我不去了，但迟早有一天我会去的，到时我要他们邀请我去。”
然而，一直到那个时候，张云帆其实仍一直在毫无目标地摸索着，他的兴趣和爱好还在沉睡着，他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云帆沉睡的兴趣和爱好终于苏醒了。
那是他从明斯克回来后不久，母亲因为要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课题，准备外出调研。张云帆正因留学申请被拒签，心情郁闷地呆在家里。于是他决定跟着母亲四处走走，帮他们拍些资料。
张云帆扛着一台家用摄像机与母亲一起出发了。他也许没想到，从此，他踏上了一条愿意倾心付出，愿意以一生去追寻的路。虽然，这条路有快乐，也有痛苦。
他们坐火车乘汽车，去一个个集镇，去一个个乡村，与藏族妇女围坐在一起吃青稞面喝酥油茶，跟土家族、维吾尔族妇女聊过去谈现在憧憬将来。母亲与她们聊天时，张云帆就蹲在一旁悄悄地拍下最生动的一刻或一个片断。将那些走过岁月风尘的人物，将那些浸透着喜悦和悲伤的故事定格在他的胶片上。
跟着母亲，从青海到新疆到贵州走完了一圈回来，张云帆发现，他已深深地爱上了摄影。他发现，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记录生活、记录历史的方式；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传达思想、传达感情、传达内心世界的独特语言；他是多么地愿意把自己这一生中看到的、感受到的、感兴趣的东西记录下来。当他发现了这一切后，他的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他觉得自己不再象一株浮萍飘飘荡荡地找不到岸，不再捧着一颗焦灼的心东撞西撞找不到方向。他知道了自己应该学什么，知道了自己这一生应该干什么。
张云帆报名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办的进修班。他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学习。
那一年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忙碌的，也是收获最大的。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他发现，课余大家都在忙，都在干事，只有他自己没得干。他发现虽然自己读了不少书，却没有具备多少能力。他开始思索：将来我干什么？如何安身立命？
张云帆说有一段时间他很痛苦，很心烦意乱。
从进修班毕业后，张云帆找不到工作，只好先去了父亲办的公司做事。但半年多过去了，他根本无法真正进入角色。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处在不安和焦灼之中，感受着无路可走的迷茫。
1998年8月，张云帆终于与几位理想相同、趣味相投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成立了北京创业广告公司影视制作协作体，大家一致推荐年龄最小的张云帆作了制片人和总监制。
张云帆也许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独立制片人。那年，他20岁。
20岁的张云帆，象一艘加足了油的船，终于驶进了一片宽阔的海域。
1998年8月，也就是张云帆他们的影视制作协作体刚成立不久，长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相继爆发特大洪水。肆虐的暴雨，横扫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暴雨所到之处，江湖水涨，河沟漫溢，大江大河隐去往日温柔美丽的笑靥，露出了凶猛可怖的狰狞面孔。
8月下旬，张云帆和他的同事扛着摄像机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大庆，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内蒙古的杜尔穆特。他们拍下了被咆哮的江水吞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