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无法告别的城.-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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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她眼里消失了，而今那里映照出来的，只剩下淡的没有味道的生活而已。
　　　　“你后悔过吗，当年因为年龄压力跟那个男人仓促地结婚？”过了一会儿，我又问道。
　　　　她摇了摇头说：“其实当年我也不全是因为压力才跟他结婚的。那个时候，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她话音刚落，一阵噪杂的鞭炮声便没有任何预兆地从街道那边传了过来。想来现在已经是12点了吧。
　　　　“说起来，今年的大年初一好像是情人节吧。”她突然问道。
　　　　“嗯，的确是。”
　　　　她似是不经意地低头看了下手机，并没有电话打进来。我的手机也没有。这样也好，反正我本来也没有在期待什么。
　　　　接近12点半时，我的手机总算响了起来，居然是夏安打来的。我问她，你已经从南亚回来了？她说，前天刚回来，这两天一直在补充睡眠。她又说，今年没跟你一起跨年真不好意思啊，那个时候我正在尼泊尔的一个村子里，没有网络没有电话，跟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我说，我又没有怪你，就是最近有些想你了。她便回说，过段时间去北京看你。我说好，我等你。
　　　　不一会儿，唐文心的电话也打了进来，她也跟我解释了一下跨年的事，她说这两个月她一直忙着照料陆俊的母亲，陆俊的父亲偏又因脑供血不足住院，那段时间她忙得连日期都忘记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我便让她早点休息，我们回头再聊。
　　　　挂断电话后，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苏珊的号码。电话只响了两声就接通了，我故作嗲气地说了声新年快乐，那边却一直没有反应。
　　　　“姐，你不会到现在还在生我气吧？”我问道。
　　　　“废话，都快俩月了还不跟我道歉我当然生气啊。”她在电话那头说。
　　　　“那我现在跟您道歉还不行吗？”我讨好似地说，“我错了，不应该不听姐姐您的话。”
　　　　“谁让你因为这个道歉了？”她说，“你应该为‘人老珠黄’向我道歉。”
　　　　我忍俊不禁道：“拜托，你俩月没理我就是因为这个吗？我那就是气急败坏随口乱说的，你这种大美女怎么还会当真啊？”
　　　　“你不知道女人过了三十岁都很介意听到这个词吗？”
　　　　“好吧，我为此郑重地向你道歉，以后我绝对不会在你面前说那个词了。”
　　　　“还有‘黄脸婆’也不能说，总之带黄的都不能说。”
　　　　“姐，你是扫黄队的么？”
　　　　“边待着去。”
　　　　我们就这么胡扯了一会儿，便又聊起了我辞职的事。她问我回去北京后有什么打算。我说，重新开始呗。
　　　　“不过，在那之前，我大概需要先跟我爸妈促膝长谈几天了。”我抬头望着漫天的星斗说道。
　　　　我依旧是在大年初四回的北京，一则是为了向爸妈表明我改过自新积极上进的态度，二则经历了除夕那件事之后我多少也有些羞于再见到那帮亲戚。
　　　　我回来之后的第三天，夏安也回来了。她说她想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
　　　　我说：“那太好了，我正愁找不到室友呢。不过，你也不需要这么急着回来吧，不是才在家里待了没几天么？”
　　　　“我实在受不了我妈跟她那个法国糕点师男友了。”她愤愤地把脚上的帆布鞋一甩便躺倒在沙发上，“你能想象撞见你的父母在厨房里做｜爱是什么感觉吗？而且还撞见了两次！”
　　　　“呃…我不大愿意想象那个画面。”我有些无语地看着她。
　　　　“那天我一气之下摔门而出，她居然还追到楼道里跟我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在自己家里做｜爱有什么问题吗？’对面出门遛狗的邻居只看了我们一眼就退了回去，我当时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只好安慰她说：“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年纪的人保持点活力也没什么不好。而且你妈要是跟了他，你以后不就有口福了么。”我一边说着便咬了口手里的松饼，“这位法国师傅的手艺真的太棒了，这绝对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松饼。”
　　　　“你要是知道他的手曾经放在哪里过就不会那么说了。”她依旧是一脸的嫌恶。
　　　　我顿时噎住，忙把手里的松饼扔在了盒子里。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便又问她：“不过你怎么突然想工作了，不去旅行了么？”
　　　　“我想恋爱了。”她仰头看着天花板说。
　　　　“可是这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大概还是有关系吧。从前我总觉得旅行可以让我遇见更多的人，可是最近我却渐渐地意识到，如果一直在漂泊的话，我能遇见的那些人也只会是路人罢了。”她说。




☆、第三十一章　变迁

　　　　2010年3月
　　　　二月末，我去一家语言学校做了英文老师。
　　　　这当然不是因为园丁蜡炬之类的崇高情怀——事实上，还在读研时，我曾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说过这样一个刻薄的笑话：“什么都做不了的人才会做老师，什么都教不了的老师才会教英文。”说完这个笑话之后，我又一脸决然地对我的同学说：“我以后就算交不起房租都不会去做老师，因为我忍受不了青少年，更加忍受不了笨蛋。”那个时候我大约并没有想到自己在两年之后还是因为房租和账单的压力去教英文了。可见人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并没有多少原则。
　　　　薪资面谈时，那位副校长为我开出了不错的课时费，末了又问我要不要兼任青少班的班导，每个月会有2000块的奖金。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夏安也很快在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职位是法语翻译。从那以后，她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她再也没有熬过夜，每天一大早便起床洗刷、化妆、吃早餐，7点半准时出门，混在人群里去5号线挤地铁，下午6点又挤同一班地铁回家。她的生活平生第一次从旅途中停了下来。不过，她似乎和我一样都不怎么适应这种变化。有一天早上，我吃着麦片看她穿着职业装和高跟鞋走到门口的穿衣镜前左右打量，忍不住笑说，我觉得我好像不认识你了。她也笑了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也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闲暇时，我们依旧会约唐文心和苏珊聚会。我们有时去吃饭，有时去唱歌，有时只是坐在咖啡馆里聊聊天。三月的第二个周末，唐文心突然告诉了我们一个消息：她跟陆俊订婚了。她说去年冬天她在照顾陆俊的爸妈时，他们便一直在提这件事，他们对陆俊说，这么好的儿媳妇你不赶紧给我们娶进门，还想拖到什么时候。他于是也就顺着爸妈的意思向她求了婚。钻戒是两个人一起去选的，求婚说起来也更像是一个在父母和亲戚面前签字盖章的仪式，她说到这里时笑了一下：“我们两个还真是一点浪漫的情调都没有。”
　　　　我低头看了眼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钻戒，那钻石不大不小，中规中矩的切割和设计，还真是像极了这两个人的性格。
　　　　我忽地想起去年冬天的那场闹剧，便试探着问她现在对于即将开始的婚姻生活有什么感觉。她笑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反正我们两个现在跟结婚了也没多大区别。
　　　　我心想，那倒也是。
　　　　苏珊又问她婚礼是什么时候。她说，可能要等明年了吧，陆俊他爸妈找人算了一下说今年犯冲。
　　　　我们便又争论起婚礼时要穿什么款式的礼服，以及谁要做她的第一伴娘。我们争论这些时服务生把鸡尾酒端了上来，他告诉我那杯酒叫独自等待。
　　　　那天我们只喝了两三杯酒便回去了。走出酒吧时，苏珊突然向我询问起了语言学校的事，她说她想帮苏格报一个雅思班。
　　　　我诧异地说：“她不是才12岁吗？”
　　　　“我想让她早一点准备，高中时就送她去英国。”她说。
　　　　“我有时觉得，你是不是给苏格太大压力了？学习班、兴趣班报了那么一大堆，她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学啊？”
　　　　“现在哪个孩子不是这样？”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
　　　　“我之前还以为你是那种民主开明的家长呢，就是能跟孩子成为朋友的那种。”我笑了笑说。
　　　　她也笑说：“你要是仔细观察一下的话，那些每天喊着民主教育，主张跟孩子当朋友的，差不多都是没有孩子，甚至连婚姻都没有经历过的人。真正为人父母的人，心里其实只有一个想法：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都给她。”
　　　　“而且，我这样做其实也是想要补偿她。”她顿了顿又说。
　　　　“补偿？”
　　　　“嗯。”她点了点头说，“我也是把她从她爸爸那里接过来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离开她的那三年给她带来了那么深的伤害。她那时不喜欢吃青菜，每次吃饭都剩下很多，有一次我没忍住对她发了火，你知道她对我说什么吗？”
　　　　我偏过头去看着她。
　　　　“她端起碗来说，妈妈，我会把米饭和青菜都吃光的，你不要再离开我。”
　　　　我一时默然。
　　　　“我欠那孩子的。除了这么做，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补偿她。”她说。
　　　　转眼来到语言学校已经三周了，我发现除却女老师们在办公室和更衣室里的八卦话题，我对于这份新工作倒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排斥。学生们听课都非常认真，同我的关系也十分亲近。有一次我忘记了带水杯，下课时一个男孩居然跑去楼下的便利店帮我买了一杯奶茶。那孩子叫向宁，安静、温和，眉目清秀的如同女孩子。
　　　　当然，我最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是它自由的上班机制。在这所学校里，授课老师并不需要坐班，因而早上没有课的时候，我可以一直睡到九点再起床，然后悠闲地看看晨报吃完早餐。等到慢悠悠地晃到地铁时，车厢已经不是那么拥挤。我通常会在最后一节车厢上车，如果没有座位，我便倚在车厢尾端的窗玻璃上听音乐，一边看着远处的站台一点点消失在眼底。
　　　　我望着隧道中那些半明半暗的光影时，偶尔会想起杨康。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他喝醉之后执意要搭地铁回家，我只好去站台送他。那天他也是在最后一节车厢上的车，我们一直隔着车窗遥遥相望，直到那辆红色列车在隧道中消失不见。不一会儿，他的短信便传了过来：刚才我看着列车在暗沉沉的车轨上慢慢驶离站台时，心里突然想，再没有一种方式，让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之后没多久，我便同李伟订婚了，在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上车倒是莫名地成了一种习惯，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新年之后，我再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音讯，当然，我也没有试图去寻找他的消息，除了那一次。某天我在网络上查阅资料时，鬼使神差地在搜索栏里敲下了他的名字，满屏皆是金庸的名著，于是我又在他的名字之后打下了那个显赫的家族企业的名字，这次的搜索结果少部分是商业周刊的链接，其余均是来自娱乐网站。我点开了其中一条链接，他同一个女明星相视而笑的照片猝然闯入了我的视线，我的心脏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扎了一下，于是我迅速地关掉网页，从此以后再没有接触过他的新闻，或者他的任何东西。想来我仍需要一段时间，在我可以平淡而坦然地提起那个名字之前。
　　　　列车缓缓地在站台上停了下来。我下了车，走上那段长长的扶梯，一缕阳光迎面照了进来。这是个晴朗的早晨，街区里的迎春花都已经盛开了，一大片炫目灿烂的鹅黄，像是油彩一般点染在淡的如同纱笼的浅绿画布上。虽然仍旧是乍暖还寒的时节，但这个城市的色调终于不像冬天时那么黯淡了。
　　　　我沿着地铁旁边的大街走到一条林荫道，在一家沿街的小店里买了早餐——来不及在家吃早餐时我便会来这里。这家店只卖蒸饺、烧麦、煎饼果子之类的中式餐点，因为物美价廉、干净卫生，早上很多附近的居民和上班族都会前来光顾。店里的餐巾纸和筷子都是自取的，平时就放在门口那个立柜上面的木盒子里。我就是去那里取餐巾纸的时候遇见凌嘉的。那时她正坐在靠门的位置吃着早餐，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一笼烧麦和一杯豆浆。
　　　　我惊讶地说了声“好巧啊，居然能在这里遇见你”，她抬头望了我一眼，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神色。
　　　　我问她是不是也在附近上班。她说是，去年年末的时候辞职去了一家电视台的生活频道。
　　　　我说：“那很好啊，电视台比电台的发展潜力大多了。”
　　　　她有些自嘲地笑笑：“哪有什么潜力啊？还是早上五点钟的时段。”
　　　　我下意识地想要安慰她，不过马上便发觉自己好像根本没有能够安慰她的立场，而且她也未必需要我这些多余的体恤。
　　　　我们于是又聊起了其他同学的事。她告诉我说，骆唯在电视台做编导，Tommy在《法制晚报》做夜间编辑；宫本去电台做了体育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