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宋史-第4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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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熙、丰间，东南九路官自卖矾，发运司总之。元祐初通商，绍圣复熙、丰之制。大观元年，定河北、河东矾额各二十四万缗，淮南九万缗，罢官卖，从商贩，而河东、河北、淮南各置提举官。政和初，复官鬻，罢商贩如旧制。淮南矾事司罢归发运司，上供矾钱责以三万三千一百缗为额。三年，有司奏减河北、河东并淮南矾额，计十六万缗。四年，矾额复循大观之制。五年，河北、河东绿矾听客贩于东南九路，民间见用者，依通商地籍之，听买新引带卖，大率循仿盐法。宣和中，举比较增亏赏罚，未几，以扰民罢。
建炎三年，措置财用黄潜厚奏许商人贩淮南矾入东南诸路，听输钱行在，而持引据赴场支矾。
绍兴十一年，以铸钱司韩球言，抚州青胆矾斤钱一百二十文，土矾斤三十文省，铅山场所产品高于抚，青胆矾斤作一百五十文，黄矾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举司言，取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矾钱一年中数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缗为定额。其他产矾之所，若潭州浏阳之永兴场、韶州之岑水场，皆置场给引，岁有常输。惟漳州之东，去海甚迩，大山深阻，虽有采矾之利，而潮、梅、汀、赣四州之奸民聚焉，其魁杰者号大洞主、小洞主，土著与负贩者，皆盗贼也。
香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诏取赴榷货务打套给卖，陆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万斤为一纲。
绍兴元年，诏：「广南市舶司抽买到香，依行在品答成套，召人算请，其所售之价，每五万贯易以轻货输行在。」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然海商入蕃，以兴贩为招诱，侥幸者甚众。
淳熙二年，郴、桂寇起，以科买乳香为言。诏：「湖南路见有乳香并输行在榷货务，免科降。」十二年，分拨榷货务乳香于诸路给卖，每及一万贯，输送左藏南库。十五年，以诸路分卖乳香扰民，令止就榷货务招客算请。
绍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亏数，诏依前博买。开禧三年，住博买。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锜、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
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
○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
商税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凡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岭南商贾赍生药及民间所织缣帛，非鬻于市者皆勿算。常税名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屋壁，俾其遵守。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
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诸国益务掊聚财货以自赡，故征算尤繁。宋兴，所下之国，必诏蠲省，屡敕官吏毋事烦苛、规羡余以徼恩宠。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诸路州军农器之税。
诸州津渡旧皆有算，或水涸改置桥梁，有司犹责主者备偿。建隆初，诏除沧、德、棣、淄、齐、郓干渡三十九处算钱，水涨听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类此者多因恩宥蠲除。其余橘园、鱼池、水常⑸缇啤⒘骸⒍煅肌⒙莅觥⒉裥健⒌仄獭⒖菖９恰⒏忍锼让砸蛑罟芍疲昂舐炮鲜 Ｔ岛又菹孛翊厮谝嗍渌悖辏及铡�
陈州私置蔡河锁，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太平兴国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诏：「江南溪渡，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输官课而厚算行旅。州县宜加严禁，所输年额钱五千以下者并免，不系色役近便人户掌船济渡，毋得扰人。」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
天圣以来，国用浸广，有请算缗钱以助经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无，何可算也？」一日，内出蜀罗一端，为印朱所渍者数重，因诏天下税务，毋辄污坏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边兵费不给，州县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既而下诏敕励，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属，岁俭则免算耕牛，水乡又或弛蒲、鱼、果、蓏之税，民流而渡河者亦为之免算。应算而匿不自言者，虽听人捕告，抵罪如旧法，然须物皆见在乃听，以防诬罔。至于岁课赢缩，屡诏有司裁定，前后以诏蠲放者，不可胜数。
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嘉祐以后，弛茶禁，所历州县收算钱。至治平中，岁课增六十余万，而茶税钱居四十九万八千六百。
熙宁以来，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赋赍货至边贸易以输官者，勿税；河北流民复业者所过免算。后以岁稔，虑逸税课，复旧。五年，以在京商税院隶提举市易务。七年，减国门之税数十种，钱不满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门皆责以课息，近令随闲、要分等，以检捕获失之数为赏罚；既而以岁旱，复有是命。
元丰元年，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箔税不及百钱者蠲之。二年，熙河路制置边防财用李宪擅榷本路商货，令漕臣蒋之奇劾其罪。导洛通汴司请置堆垛场于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明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非导洛司船而载商税入汴者，许纠告，虽自请税，犹如私载法。惟日用物非贩易，若发箔、柴草、竹木之类勿禁。琼管奏：「海南收税，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其法分三等，有所较无几，而输钱多寡十倍。贾物自泉、福、两浙、湖、广至者，皆金银物帛，直或至万余缗；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直才百一，而概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请自今用物贵贱多寡计税，官给文凭，听鬻于部内，否则许纠告，以船货给赏。」诏如所奏。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言：「商人负正税七万六千余缗，倍税十五万二千余缗。」诏蠲其倍税，纳正税，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
元祐元年，户部请令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奇，以为新额，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圣岁课为额，盖户部用五年并增之法，立额既重，岁课不登，故言者论而更之。七年，罢诸路承买土产税场。初，罢江南路承买，而河东转运司以为较元祐六年官盐额增三万余缗，遂行之诸路。
八年，权蠲商人载米入京粜卖力胜之税。先是，熙宁六年，苏、湖岁稔，谷价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胜税不至，尝命权蠲。惠止一方，未为定法。及汴泗垛场法行，谷船毋得增置，而力胜之税益三之一。至是，苏轼言：「法不税五谷，请削去力胜钱之条，而行天圣免税之制。」既而尚书省亦言在京谷贵，欲平其直，复权蠲之。后徽宗宣和中，以州县灾伤并赡给都下，亦一再免，旋复如旧；惟两浙并东北盐，以盐事司之请，遂不复征。
自哲宗即位，罢导洛物货场。绍圣四年，蓝从熙提举京城所，欲复其事，令泗州及京师洛口各置垛场，并请复面市、牛羊圈。诏下尚书省，久之遂寝。至是，提举汴河堤岸王宪复言之，且请假温、明州运船给用。命太府少卿郑仅同详度。明年，竟诏勿行。五年，令户部取天下税务五年所收之数，酌多寡为中制，颁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额及多税者，并论以违制。
大观元年，凡典买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二年，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屦、谷菽、鸡鱼、蔬果、柴炭、瓷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岁终计所蠲数，令大观库给偿。宣和二年，宫观、寺院、臣僚之家商贩，令关津搜阅，如元丰法输税，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税。至建中靖国初，马、牛、驼、驴、骡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营私牟利者众，宫观寺院多有专降免税之旨，皆以船艘贾贩，故有是诏。漕臣刘既济起应奉物，两浙、淮南等路税例外，增一分以供费；三年，诏罢之。凡以蚕织农具、耕牛至两浙、江东者，给文凭蠲税一年。四年，令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七年，以岁歉之后，用物少而民艰食，在京及畿内油、炭、面、布、絮税并力胜钱并权免。提举京东常平杨连奏：「本路牛价贵，田多荒莱，请令贩牛至本路者，仍给文凭蠲税，俟二年足如旧。」从之。
靖康元年诏：「都城物价未平，凡税物，权更蠲税一年。」臣僚上言：「祖宗旧制并政和新令，场务立额之法，并以五年增亏数较之，并增者取中数，并亏者取最高数，以为新额，故课息易给而商旅可通。近诸路转运司不循其法，有益无损，致物价腾踊，官课愈负。请令诸路提刑下诸郡，准旧法厘正立额。」诏依所奏。
高宗建炎元年诏，贩货上京者免税。明年又诏，贩粮草入京抑税者罪之；凡残破州县免竹木、砖瓦税，北来归正人及两淮复业者亦免路税。绍兴三年，临安火，免竹木税。然当时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税，间有增置，及于江湾浦口量收海船税，凡官司回易亦并收税；而宽弛之令亦错见焉，如诸路增置之税场，山间迂僻之县镇，经理未定之州郡，悉罢而免之。又以税网太密，减并者一百三十四，罢者九，免过税者五，至于牛、米、薪、面民间日用者并罢。
孝宗继志，凡高宗省罢之未尽者，悉推行之；又以临安府物价未平，免淳熙七年税一半。光、宁以降，亦屡与放免商税，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税亦然。光、宁嗣服，诸郡税额皆累有放免。然当是时，虽宽大之旨屡颁，关市之征迭放，而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束薪、菜茹之属，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栏收检。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贸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纡路避之，则栏截叫呼；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闻者咨嗟，指为大小法场，与斯民相刃相劘，不啻仇敌，而其弊有不可胜言矣。
市易之设，本汉平准，将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贾区，公取牙侩之利，而民不胜其烦矣。
熙宁三年，保平军节度推官王韶倡而缘边市易之说，丐假官钱为本。诏秦凤路经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货给之，因命韶为本路帅司干当兼领市易事。时欲移司于古渭城，李若愚等以为多聚货以启戎心，又妨秦州小马、大马私贸易，不可。文彦博、曾公亮、冯京皆韪之，韩绛亦以去秦州为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虽不敢断，然如若愚奏，必无可虑。」七月，诏转运司详度，复问陈升之。升之谓古渭极边，恐启群羌窥觊心。安石乃言：「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缗钱二三十万，彼尚不畏劫夺，岂朝廷威灵，乃至衰弱如此？今欲连生羌，则形势欲张，应接欲近。古渭边砦，便于应接，商旅并集，居者愈多，因建为军，增兵马，择人守之，则形势张矣。且蕃部得与官市，边民无复逋负，足以怀来其心，因收其赢以助军费，更辟荒土，异日可以聚兵。」时王安石为政，汲汲焉以财利兵革为先，其市易之说，已见于熙宁二年建议立均输平准法之时，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虽以李若愚、陈升之、韩绛诸人之议，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诏出内帑钱帛，置市易务于京师。
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数倍，财既偏聚，国用亦屈。请假榷货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