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短篇集 作者:蒋子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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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典式或是浪漫式恋人所信奉的真正的爱情有三个特点：强烈、疯狂、毁灭。这显然排斥理性。
理性介入爱情，必然注重现实，讲求实际。这很容易被指责为平庸，不懂得爱情。而在爱情的波涛中翻船溺水的，常是那些对爱情懂得太多的人。
古今中外举世闻名的爱情和各种艺术作品里的爱情，就是一种美丽的诱惑。正因为真正的爱情难寻，人类基于对爱情的渴望才生出许多想象，编出许多故事。无形中给爱情定出了一种标准。倘没有这个参照系，人间也许会少些爱情悲剧。实际上每个人的爱情都有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特殊性，跟谁的都不一样，尤其是跟古今中外的著名的爱情范例不一样，这才是你的。
追求理解，寻找知音其实上帝造出男人和女人是为了让他们相互爱恋，未必是为了让他们相互理解。人际之间尤其是男女之间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彻底、全无保留的沟通。
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包容，包容婚姻的缺点。
优秀女子的感情负担太重了。爱得浅了不够味，怀疑不是真正的爱情。爱得太深又会患得患失，不仅会爱得没有了自己，还将最终失去所爱的人。说起话来很“现代”，真正动真情爱上一个人却又很“传统”。
优秀而幸福的女人多半都有一颗平常的心，她们活得自然而又完整。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的生命例子常常是有缺陷的尽管这种缺陷也不失为一种美，一种高尚。“一个婚事顺利的普通人要比一个过独身生活的天才幸福得多。”
所谓用彻头彻尾的现代观念来武装自己，就是为了对付爱情的从属性和不平等。把人类“最可怕最沉重的一种情感”转化为一种“轻松、自由、信任、豁达”的男女关系。这就是现代爱情的基本观点。
“对男女双方而言，爱情是在为生存而战。”韦娜《两性差异》
社会继续开放、观念不断变化，带来了许多快速而多变的感情问题。婚姻的缺陷暴露得最多。感情的渴者和流浪儿多、情人多。几乎冲击了各种年龄各种阶层的人。心里岿然不动者是少数，已经采取了行动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是心有所动或正准备动。至于怎样动，动的结果如何，那就难说了。
敏感的人总是先动，所以要格外珍重。
大 编 辑_____蒋子龙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我刚走上文坛，那时正时兴住到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改稿，作者随写编辑随看，提意见方便，修改也方便。少则几天、十几天，多则几个月乃至一年半载，一部书就完成了。当时电视机以及其它娱乐性节目还没有介入人们的生活，住在招待所改稿的生活非常简单，一早一晚或星期天，大家就凑在一起聊大天。改稿的作家来自全国各地，有老有少，有能侃的，有阅历丰富的，因此我得以听到了许多文坛掌故。老作家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编辑的故事，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记住了一种称号：大编辑。
什么样的编辑担得起一个“大”字？比如秦兆阳，主持《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时候推出了王蒙、李国文、刘绍棠等一批成了大气的青年才俊。比如人文社的龙世辉，一提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想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比如中青社的肖也牧，想起他人们立刻便想到了《红旗谱》、《红日》……
受了那些老作家的影响，我开始注意观察编辑，认真而自觉地接受他们的指导。所以，至今我还能清楚记得跟所有编辑交往的细节，以及他们的风格和轶事。
1975年秋天，我住到天津宾馆参加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工业学大庆会议。《人民文学》的老编辑许以，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有我这么个人，从北京来天津找到我的工厂，又从工厂找到会场，将我从会场上叫出来约稿。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编辑，真的是受宠若惊，几天后便写出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从此也就跟文坛撕扯不开了。
1979年初夏，我割痔疮住院，《人民文学》的编辑王扶顶着大雨，被浇得通身透湿到病房向我组稿。我已经有四年多没有摸笔杆，并向家人和朋友们多次表白此生再不写小说。但身上的文学虫子还没有全部死光，被编辑的诚意一感动，就心活手痒，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1980年初，我到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有幸摊上了秦兆阳老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得以近距离地聆听大编辑家的教诲。有一次南方一个刊物催稿甚急，我用大半夜的时间赶出了短篇小说《狼酒》，第二天早晨讲习所通知我，带着新作去见秦先生。当时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初是不敢带《狼酒》去见先生的，自己知道它是什么成色，怕让先生失望。可手边又没有别的新作，只好硬着头皮拿它充数。秦先生让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老人家默默地先把《狼酒》看了一遍，然后拿起铅笔看第二遍，这一次是边看边写，有时写在我的稿子上，有时写在旁边的白纸上。我神经紧张。不知老先生在写些什么，却又不敢凑过去看。
直到先生看完第二遍，才招呼我坐到他对面，上来并没有批评我，只是就稿子论稿子，先分析《狼酒》里的人物，哪儿该加什么，哪儿该删掉，才能使人物性格的发展更合理。接着又剖析我的故事，指出结构该怎样调整，哪一段该提到前面来，哪一段往后挪……三下五除二，连我自己都觉得《狼酒》面目一新了。那天整整浪费了秦先生大半天的时间，谈完了对稿子的具体修改方案之后，才含蓄的告诫我不可过分依赖兴之所至一泻千里，动笔前多在构思上下工夫，想透了再动笔，写的过程中才会出现真正的神来之笔。
1981年我答应《当代》的编辑贺嘉，在某个星期二来取稿。那时候我的工厂是休息星期二，让他赶在我歇班的日子来好接待。不想那个星期一快下班的时候设备出了故障，抢修设备我这个车间主任是不能不在场的，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的生产恢复正常了我才回家。回到家看见贺嘉正在我的门口转磨磨，他是从北京坐早班车来的，可我答应给他的中篇小说由于夜里加班，还差几千字的结尾没有完成。
那时我的居住条件是“伙单独厨”——即两家合伙住一个单元，但每家各有一个独用的小厨房。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前面6万多字，让贺嘉在卧室里审查，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给小说写结尾。我们两个一直干到傍晚，贺嘉将前面的6万多字编辑完了，我又写出了4千字的结尾，然后交换，我修改前面他指出来的错误，他继续编辑小说的结尾部分。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产生的过程。
后来秦兆阳先生看了这部作品，寄来一封密密麻麻写满了7页纸的长信，至今那仍是我最珍贵的收藏。作家不会忘记编辑，写和编是一种缘分，像一对搭档。我想有许多作家同自己的编辑会成为师生或朋友。
上海文艺社的老编辑王肇歧，多年来在文字上对我的帮助自不必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成为朋友以来，每年中秋节前后，他若有北上的机会必给我带一盘月饼，若没有机会自己送就会通过邮局寄来，从未忘记过。这股长远劲，体现了一份多么厚重的情感。我无比珍视，终生不忘……
随着社会的发展，编辑的涵义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现在的大编辑，更多的是体现在策划选题和书籍营销上。我对这样的编辑非常佩服，他们对市场了如指掌，主意很多，书出得漂亮，卖得也多。现在已经没有作家不重视甚至敢蔑视发行量了。
过去人们爱说编辑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把才华都用在了别人的作品上，耽误了自己的写作。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我以为这是一种进步。有人说过人是符号动物。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教育会给人打上一种符号，而生活和职业又会给一个人打上另外一种符号。这两种符号相同、相近，人是一种命运；两种符号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人又会是另外一种命运。
符号那么多，怎么可能碰巧合相同、相近？说到底，人的真正定义应该是“矛盾着的动物”，许多职业都是一种“矛盾的职业”——世界上有许多天生就和所从事的职业相契合的人，如天生就是踢球的，天生就是演员……但，我不相信有天生就是作家的，或天生就该当编辑的。后来我自己也当过几年编辑，对编辑的甘苦有了切身的体会。编辑大多是被职业挑选出来的。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作者，也看过各种各样的稿子，有被激动的时候，也有感到味同嚼蜡的时候，有时也许还觉得不如由自己再给重写一遍……编辑的职责就是裁定各种各样的稿子，给稿子以智慧的烛照。
但是，他们毕竟有许多想法是无法在编辑别人的稿子时都能体现出来。于是，许多编辑都写东西，有些编辑同时也是很好的作家。而一个好的作家，却未必就能成为一个好编辑。所以，现在编辑的职业比单纯的作家有着更大的优势。
但是，当编辑也在写作的时候，他便不再神秘。
以往都是编辑了解作家多，作家了解编辑少，而且编辑为别人做嫁衣的牺牲精神，无一例外地会博得作家的尊敬。因此，作家对编辑的著作一般都怀有好奇心。而读编辑写的书，就是了解编辑的最好途径。
文坛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没有编辑的发言。没有编辑的声音，文坛便不健全。
读书和扔书
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前不久，我在美国一位朋友家里住过几天，每当晚上我们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信箱里就塞得满满的，朋友将这一堆花花绿绿的印刷品抱在屋里，码起来足有半尺多高有报纸，有广告，有免费赠送的刊物，纸张优良，印刷精美。但他随手一翻，就丢进了垃圾袋。
我感到可惜，看到这样浪费文字和印刷术，总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受。我的朋友却说，你想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看过来，一天到晚什么事也别干了，没有哪个必要。
首先是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现代人最珍惜的是时间和空间，没有时间阅读对自己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没有空间存放没有用的东西。就只好将这些东西即使丢弃。印得快，丢得快；出得多，丢得多。问世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
这是一个速成的急功近利的时代。
我不免感到一阵恐惧：现代科学技术和商业化，会不会使印刷术毁了印刷术，用文字毁了文字？
我每次走进书店，满眼满墙满地是书的积压，书的膨胀。每本书装帧设计得都很漂亮，什么样的书名都有，对人的视觉和心智构成一种诱惑，一种压迫，真的让人对书产生一种恐惧。有时我不免也为自己是一个写书的感到悲哀。
古人讲过两句话，：“书有皆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凡是世上有的书我都读过，自己干的事没有不可以对人讲的——现在谁还赶讲这样的答话呢？十年前我是只买书不丢书，对刚出版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新书基本都能浏览一遍。现在，却也和那位美国朋友差不多了，对许多书和杂志边读边丢，有些也只是翻一翻就顺手丢掉了……为什么？
书多了、滥了文字的污染严重了。有些名不副实的，哗众取宠的，故弄玄虚的，没有保留价值的，只能看过就扔，有的也用不着细看，翻一翻就可以丢掉。哪有地方存放废书啊！
记得大仲马说过，读者就是陪审团。现在读书还真得有点陪审团意识，须快读、粗读，才能大量地读，只有读得多了才能淘汰一些废书，留下有用的书常读、精读。
干部读书的学问
我经常接触中基层干部，恕我直言，对他们有多少人有经常读书的习惯，却无多少把握。为了准备这篇短文，随意做了些调查：“你平常读书吗？读什么书？”回答有如下几种：一，“倒是想读书，可哪有时间呀！”二，“哪能不读书，一般都在晚上，但看不了两页就发困。”三，“只看一看上边发的书，那是为了工作需要，好多年没有自己买书读了。”四，“不知道该读什么书？要不给咱推荐几本……”
这使我想起“文革”前，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干部读本》问世。毛主席也经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