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短篇集 作者:蒋子龙-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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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老崔给我找出一块很厚实的长木板，怕墨水被雨水冲掉，特意又从别处借来白油漆，我用毛笔蘸着白漆写成了颖影的墓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甄颖影之墓”。旁边再加上一行小字：“1953———1976”。供品除去那三张精致的鸡蛋饼，还有水果。老崔陪着我一人扛着一把铁锨，来到颖影的坟边，先给坟堆培土，把坟堆加大，做规矩。再将那块木牌竖在坟前，摆好供品。

　　这时，我站在颖影的坟前才可以说出那句话：“颖影，安息吧！”



作家，你为什么不自杀

　　去年秋天，我应广西理工大学之请做关于当代文学的讲演。在讲演的后半段请听讲者提问时，有个人传递上来这样一张纸条：“现在的作家为什么不自杀、不发疯？这是不是没有大师的一个原因？”当着两千多人的面，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能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手里没有资料，待回去后写成文章，并寄给广西理工大学作为回答。

　　天才与精神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世界上许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回家后我找出了有关“天才和疯子是孪生”的资料，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积十年心血研究出了结果：精神病是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异常表现，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然而，创造性才华和病态心理这两个人类心理活动上的极端，竟有着某种联系。天才中多有精神疯狂症，而精神疯狂症又时常能激发灵感和创造性。因此，许多高智商的人患有精神病，高智商和精神病在遗传上有着双基因的可能性。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艺术家、作家进行测试，发现作家在概念过度包涵、怪异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极其相似。

　　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中有17％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如希特勒、林肯、拿破仑等，他们中有嗜杀如狂的恶魔，也有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总统。科学家中有18％，如高尔登、门德耳、安培、牛顿、哥白尼、法拉第等。思想家中有26％，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画家中有37％，如梵高、毕加索等。小说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不胜枚数。艺术家是波斯特研究中的“重灾区”，他解剖了50名文人，除莫泊桑以外都有轻重不同的精神病！

　　惨啦，文人为什么这么倒霉呢？这与所从事的创作职业有关，敏感易冲动，或雷霆震怒，或极度狂喜，或愤世嫉俗，或精神分裂，容易发作，也容易压抑，容易狂傲，也容易绝望。所以世界著名作家自杀的特别多：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茨威格、法捷耶夫、叶赛宁、杰克·伦敦……几乎可以列出一个近百人的大名单！难怪大学生感到奇怪，现在的作家为什么没有自杀的？也许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是现在的作家没有写出惊世之作，不具备发疯和自杀的资格。

　　其实，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天才，恰恰是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时期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他们是在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之后才得精神病的。真正在疯癫中走上创作巅峰的似乎只有梵高，他自小就有神经质，从1888年开始，以每三天一幅的速度创作了一千三百幅画后突然发疯，住进圣保罗精神病院。曾手持剃刀想割断他的朋友、同是印象派大师的高更的喉管。后来在狂怒中把自己的耳朵齐根切下，寄给了他钟情的妓女。也就是在他疯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出了传世杰作———幽蓝的《蝴蝶花》。

　　那么，现在的文人为什么自杀和发疯的少了呢？波斯特这样解释：“现代社会里文人艺术家们精神不健康者明显减少，原因是他们都变得很现实，不再像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同行们那样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就少了许多苦闷和烦恼。”又岂止是文人，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也同样变得很实际了，难得再有发神经病的。他们现在比较普遍的病是因养尊处优而过于肥胖。

　　天才的疯子或疯狂的天才越来越少，对于人类社会不知是幸耶？悲耶？

　　2001年4月6日



访蒋子龙：作家——在路上

　　2004…7…15　　　　

　　蒋子龙，1941年生于河北沧州。当过工人、厂长秘书、工段长、车间主任。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有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长篇小说《蛇神》、《人气》、《空洞》等。

　　记者：作家不是一种专业或职业，作家不应该只是体验生活，他本来就在生活中；可是现在有很多作家离开了生活，只是关在书斋里搞创作或下基层体验几天就写中篇长篇。您认为作家和生活是怎样一种关系？

　　蒋子龙：作家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写出的作品缺筋骨，缺思想，缺行动，我赞成把这种现象叫做精神的软死亡。真正的作家应该没有“家”，他的灵魂、他的精神应该在路上，在行动中。如果一个作家安于有家了，他的精神就死亡了。作家不参与，不到现场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老是坐在家里开发自己，肯定不行。

　　经常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我的回答是，第一要对自己有一个定位。要发掘你的优势。文学要表现真实、新鲜、有个性的东西。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它的题材占优势，别人写不了。当一个社会越是奢华、虚浮的时候，那些沉甸甸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就越有价值。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仍占很大比重。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所记录的就是作家和现实的关系。我相信，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那些静下心来的作家最终能胜出。

　　第二，作品要有精神的含量、文化的含量、思想的含量。

　　现在社会上流行浮躁。流行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有不少作家缺乏深厚积累，在瞎编，作品没有新颖的感觉。文学的感觉从哪里来？一是先天的素质，也就是天赋。二是经历。经历就是财富。三要有好的人物、好的故事。故事靠人物，人物靠行动，行动靠矛盾。现在我国一年生产750个长篇，但很多长篇一出来就被淹没了，没有走进读者的记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很多作家不参与、不在现场，所以很难制造出好的故事。有些作家下基层，浮在表面，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是粗浅的。要赋予现实以文化品位，文化品位可以挖到很深。现在的很多作品，虽然是写现实，但不具现实品格。要写深层，就要挖掘，要沉潜下去。挖出来的东西就是智慧。

　　比方说，现在的反腐文学还只是停留在反腐的表面，一些反映非典的文学作品也只是在重复灾难，没有写出人性深层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对不起当代。

　　记者：您是以写工业题材、改革题材著称的作家，可是后来您好像转业了，这类作品也写得少了，为什么？

　　蒋子龙：创作风格初形成时，能够张扬个性。但当风格固定以后，就会局限作家。我从《蛇神》到《人气》到《空洞》，一直在转换路数。我说自己老是在创业。发现一个创作路子成套数了，就赶紧转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也是我的苦恼。

　　我常常想到中国作家的生命力。和当年相比，我觉得自己少了很多锐气，一个长篇写了多年，还写不好。外国作家不这样，像托尔斯泰，六七十岁写《复活》，雨果七八十岁写《九三年》。为什么？我想是文化的底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作家，一到五六十岁，就在心里对自己说：都到这份上了，不要勉强自己，写不出来也没关系。这等于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我在《文汇报》写过一篇《寻找悍妇》，不是真的找一个凶老婆，是要让自己更有动力。

　　记者：您刚才说有个长篇已写了好几年，为什么这么难产？您认为文学是永恒的吗？

　　蒋子龙：我非常爱护我的读者群。我可以不写或者少写，但不能得罪我的读者群。说到永恒，我认为没有永恒，只有死亡是永恒的。但表现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和人性永恒的文学却能够穿透时空。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