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文论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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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到十八世纪以后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新
写实、新浪漫及最近问世的什么存在主义等等都粗知崖略了,乃进而搜求各时代的代表作来
读。譬如荷马两大史诗,我们已有奥德赛的译本,希腊神话也有不少的介绍,读了以后,西
洋文学已建筑下一个根基了。我们以后读西洋文学,逢着神话掌故,不惟不致茫无所解,即
进了西洋博物馆、美术院,看见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古代雕像,或看见那些以希罗神话为题材
的绘画,也能叫出它们的名字,知道它们的故事了。即看个电影如所谓《木马屠城记》、
《霸王艳后》之类,或报纸上关于飞弹、卫星的命名,读过希腊神话的人更觉兴味盎然,这
不是很痛快的事吗?
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我们宁可不读鲍卡西奥(GiovaniBo-coacci
o)的《十日谭》(Decameron),而但丁(Dante)《神曲》,则不可不
读。以后该读的便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若不能全读,则哈姆雷特、罗蜜欧与朱丽叶,总该尝
鼎一脔的。像这样再介绍下去,未免太费篇幅,我以为应该有个人出来,编个文学青年应读
书目,中外名著各以百部为限,对于青年定有益处。所以我现在只有打住了。
第二条件是收集人生经验:我们想做作家,读有字的书是不够的,还该多读无字的书。
所谓无字的书,是要到大自然里去读;到千变万化,云楼雾阁似的社会里去读;到炎凉瞬
易,覆手雨云的人情里去读。我们把人生认识得仔细了,分析得透彻了,写出来的文章,不
求工而自工。收集人生经验有“间接”与“直接”二种,两者必须交替而用,缺一不可。
先论间接经验,从前外国有个作家,曾说我们若不尝试人生各种悲欢离合的滋味,经验
人生各种惊险、震动、恐怖痛苦的刺激,不足成为作家。他所举痛苦,列有妇人分娩一条,
这未免太可笑了。所有男作家都不能有生产的经验,这将怎么办?即说女作家吧,有不婚
者,有婚而从不生育者,这又将怎么办?再者任何事都要亲自阅历而后始能写,则世间可写
之事岂不太少?我们写强盗杀人劫掠,难道定要亲自上山落草一次,写妓女生活,难道定要
自己去阅历风尘?我们不知道的事固可以设法避免不写,若非写不可,则亦未尝不可利用调
查的方法,或就当事人亲口谈话,加以熔铸功夫,使读者读来,宛若作家躬自体验其事——
不过特殊生活我以为总以避免为是。
再论直接经验,那就真的要作家自己到生活的大海去游泳,去翻滚了。从前写文章的
人,仅限于文人阶级,文人的生活圈子总比较仄狭,他们的视野总不能广阔,他们生活幅
员,总不能开展,写出的东西,每单调而少变化。现代则公教人员、军人、家庭主妇都可成
为作家,社会上任何阶层的人都有执笔的权利,这些人生活经验各不相同,而且甚有奇奇怪
怪,令人意想不到者,若能透彻地、周到地、深刻地表达出来,那真是多彩多姿,趣味异常
浓郁。西洋绘画界以前都是艺术学校出身的艺人主其事,现在也将尺度放宽,拳师呀,赛马
者呀,打铁的工匠呀、煤矿夫呀,也来作画,画出的成绩,别有风味,得到普遍的欣赏。最
近台湾的报上有两位艺人所写回忆录,传诵一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吗?又如某伶人写
出“坐科”生活及其“出师”后的生活,兼及旧剧界各种情况,不是也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
感觉吗?以笔者个人论,叫我去读那些彼此蹈袭,层层相因的高文典册,我宁可读近人所写
的文章。盖近人文章除却一些骗稿费的浮词滥调外,颇多亲切动人之作,犹如同朋友谈话一
般,而那些假古董呢,则如庙中偶像,外貌虽极庄严,无奈泥塑木雕,寂无生气,仅是以供
瞻拜,不足以共周旋。
人生经验若十分特殊,则其为文动人力量也出奇的大。笔者在另一文中曾谈到中国历史
之长,历代战争之繁,何以能记录此种血腥痕迹者,仅有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张茂滋
《劫后余生录》等寥寥数篇。是盖宛转烽火兵刃之间者,多非文人,偶有文人,事后亦不愿
记录之故。近代则一般教育程度提高,能写文章者不限文人,遇见特殊经验,每能忠实记录
出来。如二次大战时,美国某舰遭遇日本飞机的袭击,全体船员均落海中,沉浮数日,渴死
者大半,未死者精神亦发生异态,其事异常悲惨,某军医身在局中,将其曲折记出,遂成一
篇价值极巨的文学作品。又如探险南极者所遇风饕雪虐之气候,或行军缅越野人山者所经绝
粮缺水之苦;或如法国某犯人被锢某绝岛,度二十余年之非人生活;或如英国十八世纪某船
员以某种罪行被同船者掷置荒岛,终于饥渴而死……此种文章,均系作者用宝贵的生命换
来,当然与向壁虚造的故事,大异其趣,对读者每能发生莫大的吸引力。第三条件是该培养
丰富的情感:文学与其他艺术不同,乃以情感为其生命。好的文章虽历千百年,感动读者的
力量始终不为减损。司马迁的史记,与其谓之为历史,无宁谓之为文学,因为史记写人物传
记,每有极深厚的情感,渗入人物生命之中,故其所写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有精气灵魂,
千载以下读之尚觉那些古人像与我们面对面站着,我们听见他们的说话与笑声,看见他们的
各种行动,因而受其感染,心理上引起极大的反应。明茅坤评史记说:“今人读游侠传,即
欲轻生;读屈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
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君传,即欲养士,若是者何哉?盖具物之情,而肆之于心故也,非区
区字句之激射也。”归有光史记总评云:“太史公但至热闹处,就露出精神来了,如今人说
平(评)话者然,一拍只管任意说去。”又云:“如说平话者,有兴头处,就歌唱起来。”
又云“史记如水平平流去,忽遇石激起来。”二氏之所言,都可以证明史记写到得意处,感
情即随之兴奋、喷溢,是以其文字亦精采焕发,不可迫视。
西洋某文艺批评家论文艺的永久性,引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为例,也
说史诗里某人的悲哀,某人的愤怒,某人的欣喜,某人的沮丧失望,虽历万古,仍可引起我
们心弦的共鸣,这便是文学永久性的证据。
不过文化进步,人类思想,由单纯而复杂,由粗糙而细腻,由浮浅而深沉,感情的本质
虽不变,程度上亦不免发生若干变化。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曾说:现代人的情感,有无穷无
尽的“细致”(Delicate)和“敏感”(Sensibility),一个野蛮人
和一个文明人,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和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都市人,一个粗心浮气的男士
和一个多情善感的小姐,情感都有很大的差别,你想描写时,若用同一手法去写,则决不能
完成文学的任务。又说前人谓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读诸葛亮《出师
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慈。但叫今日的我
去读这些文章感动有之,流涕则未必,何也?因我们表现情感的文章比前人已有进步,读了
那些粗枝大叶的描写,已不能感动满足故也。
中国以前文人表现情感又有最大之病,即易流于程式主义。譬如喜则“大喜欲狂”,怒
则“怒发冲冠”,“目眦欲裂”,哀则“哀哀欲绝”,“哀痛如丧考妣”,乐得“心花怒
放”,“乐不可支”,这类套子,随处可见,好像旧剧的动作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及过于
刻板的规律所拘,不敢有丝毫更动。无论抱残守缺者流,恭维旧剧艺术如何如何超卓,笔者
则认为旧剧的这种可厌的程式主义若不打破,它是难免于遭受淘汰之命运的。
我们现在写文章,在情感的表现上,应该采取心理小说家的技巧,写得愈曲折,愈细
微,愈足餍足现代读者的心理。但连篇累牍的心理描写,易于使人厌倦,所以西洋心理小说
过去虽风行一时,已为现代文坛所摒弃了。听说旧式说书的人,写小姐下绣楼,自楼门口第
一级跨下,到得双足踏上平地那一段过程,可以接连讲上半个月,笔者自愧阅历不广,没有
听过说书,不知那些说书先生是怎样讲法,竟能将半分钟的过程,拖延到这么长久?叫我去
听,或要患上神经衰弱症呢。我想这种讲法,究竟无聊,其弊更胜于现代的心理小说。
一方面避免旧时代的程式主义,一方面酌取现代心理小说的写法,而避免其几长繁琐,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表现感情的手段。
情感深厚的文学,其足以鼓舞人心有如音乐。据说古代希腊某次与敌人交战,屡战屡
北,求救于某邻国,盟国仅遣一老而且废的音乐师来,希腊人大为失望。但当临阵之际,那
个音乐师,举起金铙,吹出一种发扬蹈厉的前进曲,希军闻之,热血沸腾,拼命前冲,卒将
敌人打败。法兰西大革命时将皇帝和皇后都送上了断头台,激怒英奥诸国,组织联军,要声
讨法人大逆不道之罪,法人虽奋起抵抗,众寡不敌,情势危殆。有一青年军官,编了几支军
歌,激励士气,居然在马赛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几支曲子遂定名为马赛曲,后来又被采为法
国国歌,歌唱至今。音乐如此,文学又何独不然?具有深厚热烈情感的作品,不但能感动读
者,鼓舞读者,进而尚能引导读者,随意指挥读者,好像神话里吹笛的魔术家,能够教全城
小孩,应和着他笛声的节拍,在大街上狂舞,终则跟随着他迤逶出城,纷纷投入“死谷”,
义无返顾。不过具有这么伟大神通的文学,世间究不多见,我所举的,也不过“充类至尽”
的例子罢了。
要想你作品里的情感能感染别人,必须十分真实,十分挚恳,十分热情,这就是你要读
者哭,你必先自己哭,你要读者笑,你必先自己笑。曹雪芹的《红楼梦》何以能使千万读者
为书中男女主角,唏嘘感喟,不能自已,这就作家在开端时四句自白诗的力量。那诗是“满
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法国福楼拜,费无穷心血,写他的
《鲍梵丽夫人》,写到夫人服毒自杀时,他自己突觉口中有毒药之味,几于中毒,这都是情
感到白热化时影响生理的现象,试想文章写到这步田地,还能不感人吗?
第四条件是创造完美的人格:我说这话知道有人要冷笑了,你究竟是在上修身课?还是
在讲文学写作的方法?你提出这样迂阔的问题究竟是为什么?不知真正伟大的文学,除了忠
实地反映人生之外,还须含蕴崇高的理想,超卓的见解,纯正的主义,才可以纠正人类生
活,指导世界思潮,创造新的社会和明日的黄金世界。完美的人格是伟大文学的根本,这是
谁都不能否认的。我国人说“言为心声”,西洋学者则说“作品即人”,作家人格若不完
美,则其人必龌龊卑琐,自私自利,写出的文章纵极其美丽,究竟没有灵魂,不能感动读
者,且引读者反感。作家人格若有相当的完美,则其人必光明磊落,有正义感,有真理爱,
写出来的文章,虽技巧稍欠熟练,字里行间,自喷溢着一种充沛的生命力。若他的文章手段
高强,则他便成为时代的信号和灯塔,他将跻身于伟大作家之列。人格与作品关系其密切重
要如此。
但是,我们处身目前这个时代,谈文学与人格有两层绝大的障碍。其一,是五四以来文
以载道观念之破坏。西洋有“艺术为人生之目标”及“艺术为艺术之目标”两派说法,我国
旧时论文学也有“载道”、“缘情”两种主张。载道之说起于宋之周敦颐(见《通书》),
后儒论文学殆无不赞成其说。虽然中国儒家之所谓道,只是周公孔子一家之道,不过实际上
还是指整个的人生。换言之,就是做文章必对于人生有益,否则宁可不为。这里可以顾炎武
的话作为代表。顾氏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
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
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日知录》)。至于缘情则始见于陆机《文赋》,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