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文论集-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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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背景吸收滋养，使文艺播根于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
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又另是一回事。这个分别似微妙而实明显。从历史
的教训看，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思想做根源。文艺就范于某一种窄狭的信条的尝
试，大半是失败。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里所着重的分别，因而推演到两种相反而都错误的结
论。一派人抓住文艺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以为文艺是人生的表现，也就应该是人生改善的工
具；换句话说，它的功用应该在宣传，一种文艺不宣传什么，对于人生就失去它的价值。另
一派人看到‘文以载道’说的浅陋，以为文艺是想象的、创造的，功用只在表现而不在宣
传，所以一个文艺作者可以自封在象牙之塔里面，对于他的时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关怀
的，用不着理会什么文化思想。”

　　　　“这两派看法恐怕都是老鼠钻牛角，死路一条。在现时的中国文艺界，我们无论是右是
左，似乎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这条死路。一方面，中国所旧有的‘文以载道’这个传统观念
很奇怪的在一般自命为‘前进’作家的手里，换些新奇的花样而安然复活着。文艺据说是
‘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一般被斥为‘落伍’的作家感到时代潮流的
压迫，等于左右做人难，于是对于时代起疑惧与厌恶，抱‘与人无争’的态度而‘超然’起
来。结果是我们看得到的，搬弄名词，呐喊口号，没有产生文学。不搬弄名词，呐喊口号，
也没有产生文学。失败的原因是异途而同归的。大家都缺乏丰富的文化思想方面的修养。对
于现代文化思想的努力，‘落伍’者固然‘落伍’，‘前进’者亦未必真正‘前进’，一个
作家的精神产业往往只限于几本翻译的小说集，实际人生的经验只局限于都会中小资产阶级
的来往，他的光阴大半要费在写稿谋生活，这样贫瘠的土壤如何能希望丰富的收获呢？”

　　　　朱光潜对于左派叫嚣谩骂的习惯也深表厌恶，说：“我们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
时在酝酿、骚动、发展，甚至于冲突斗争。我们用不着喊‘铲除’或是‘打倒’，没有根的
学说不打倒会自倒；有根的你喊‘打倒’也是徒然。我们也不用空谈什么‘联合战线’，你
们如果爱自由，就得尊重旁人的自由，在冲突斗争之中，我们还应维持‘公平交易’与‘君
子风度’。造谣、谩骂、断章摘句做罪案，狂叫乱嚷不让旁人说话，以及用低下手腕凭仗暴
力，箝制旁人思想的自由——这些都不是‘公平交易’。对于旁人的损害，对于你自己也有
伤‘君子风度’，我们应养成对于这些恶劣伎俩的羞恶。”

　　　　李健吾，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毕业，刘西渭是其笔名，曾赴法国留学，曾任暨南大
学、中法戏剧学校教授。他本是一个戏剧作家，自己撰写的剧本有《这不过是春天》、《以
身作则》、《母亲的梦》、《新学究》、《黄花》、《秋》，编写《李健吾戏剧集》。在田
汉、洪深、曹禺之外，他也算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也写小说，有《西山之云》、《坛
子》、《心病》。翻译弗罗贝尔的《包法利夫人》，与李青崖所译的《波华荔夫人传》相
比，各有短长，又曾译罗曼·罗兰《爱与死的搏斗》。评论文学均收笔名“刘西渭”的《咀
华集》里，所评西洋对象有近代的诗人和小说家。持论透彻而精辟，能将各作家的好处曲曲
达出而又不失其公平。

　　　　梁宗岱，本是一个诗人，有《晚祷》诗集，善作小诗，与宗白华、徐玉诺可以并驾。梁
氏的文学批评也偏于新诗方面。民国二十年间，他用书信的体裁，写《论诗》，刊于中国诗
刊。这篇诗论的对象都是五四后的诗坛作品，但多偏于新月社的诗人。他于西洋诗极有研
究，对于西洋诗的源流派别，优劣利弊，洞见肯綮；对于中国旧诗词也下过功夫，自己能够
创作。所以他批评当日诗坛，说的话都有力量。

　　　　梁氏曾留学法国，极其爱好法国那时代盛行的象征诗体，曾从象征诗派大师保罗梵利
（ＰａｕｌＶａｌｅｒｙ）游，将其名著《水仙辞》译为中文。民国二十三年间他在文学季
刊发表《象征主义》，为此主义张目，二十四年间又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新诗十
字路口》，都有许多宝贵的意见。

　　　　沈从文曾著《新文学作家论》颇有见地，他的《废邮存底》也有对当时作家评论的文
字。尚有晨风、李长之不具录。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真美善》杂志与曾氏父子的文化事业

　　　　新文学本策源于北平那个古都，《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都是作品发表
的重要园地。到民国十五、六年间，北方局势动荡不安，许多文化人避难南下，大都税驾于
上海。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商埠，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港口，这个纸醉金迷，繁华甲全国的
都市，大书店原来多，出版书报之富，在当时更首屈一指。那些避难来的文化人到了这个地
方，文艺气氛更荼火般旺盛起来了。其中有位文坛前辈、艺苑耆宿也未免见猎心喜，加入了
这个阵营，干起开书店，发行书刊的文化事业来，他就是本书小说部分介绍过的清末民初以
《孽海花》享重名的，笔名东亚病夫的曾孟朴。

　　　　病夫于民国十六年在上海开了一家书店，以真美善三字为店名。同年发行《真美善月
刊》。创刊号有他一篇《编者的一点小意见》，阐发真、美、善这三字的意义：　　“真美
善”三个字，是很广泛的名辞，差不多有许多学科可以适用。但是我选这三个字来做我杂志
的名，是专一取做文学的标准。

　　　　那么在文学上究竟什么叫做真？就是文学的体质。体质是什么东西？就是文学里一个作
品所以形成的事实或情绪。作者把自己选采的事实或情绪，不问是现实的，是想象的，描写
得来恰如分际，不模仿，不矫饰，不扩大，如实地写出来，叫读者同化在他想象的境界里，
忘了是文字的表现，这就是真。

　　　　那么什么叫做美？就是文学的组织。组织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作品里全体的布局和章
法句法字法。作者把这些通盘筹计了，拿技巧的方法来排列配合得整齐紧凑，仿佛拿着许多
笨重的锅炉机轮做成一件灵活的机器，合着许多死的皮肉筋骨质料并成一个活的人，自然的
现出精神、兴趣、色彩和动感，能激动读者的心，怡悦读者的目，就丢了书本，影象上还留
着醰醰余味，这就是美。

　　　　那么什么叫做善？就是文学的目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作品的原动力，就是作
品的主旨，也就是它的作用。凡作品的产生，没有无因而至的，没有无病而呻的，或为传宣
学说，或为解决问题，或为发抒情感，或为纠正缪误，形形色色，万有不同，但总合着说，
总希望作品发生作用；不论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学问上，发生变动的影响，这才算达
到文学作品最高的目的。所以文学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不是苟安现在的，是改进
的，不是保守的，是试验品，不是成绩品，是冒险的，不是安分的。总而言之，不超越求真
理的界线，这就是善。

　　　　作者又说：

　　　　我们把真美善三字来名我的杂志，不配讲以外的话，说一句文言的惯语，便叫做“卑之
无甚高论”，不过表明他的一点愿望，除去违背得太甚的罢了。譬如一个时髦的中国人，穿
了西装，明明语言相通，却偏要在中国话里，夹杂着几句外国腔，未免太不真了；譬如开一
爿旧货铺，可发卖的货色很多，却偏要拿些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一样样陈列出
来，这未免太不美了；譬如立个医院，原是救济人类，替人类求健全幸福的，却拿来做毒害
人的机关，还有借着病来逼勒人家银钱，这未免太不善了。我们这个杂志，决不占染这种气
息，这就是编者要表明的第一种意见。

　　　　我们要知道民国十六、七年间，郁达夫正在上海大肆推销他的“卖淫文学”，某博士也
正在那里开他的“美的书店”，大卖什么“×史”。那时代新文艺作品真有无“恋”不成
书，无“情”不成话之概。而所谓恋，所谓情，又都是极其下流猥亵，煽动兽欲，纵恣肉情
的一类文字，没有半点高尚情操存乎其间。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空气本不纯洁，让这群披着
新文艺外衣的文人来一闹，更变成恶浊万分的花柳病菌的世界了。《新月月刊》反对“颓
废”、“淫秽”的文派，“真美善杂志”反对把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的陈列，都
是针对当时上海新文坛现象而说的。

　　　　病夫将真美善三字的意义细加阐发后，又说他这种杂志是文学杂志，必须将文学二字的
范围加以确定，然后应采的材料方能确定。于是依据欧洲文学上逻辑分类法，参合中国文学
体材，列了一个极其精密的表格。那表格真做的极其出色，足见这位主编的真学问与真才
情。他更主张想改造中国文学必须借助外来分子，举了若干例子。他说：“这杂志是主张改
革文学的，要改革文学自然该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来蜕化他陈旧的本质，另外形成一个
新的种族。这在生物学上叫做分化作用，在文学上就是变迁的过程。无论哪一国的文字，不
受外国潮流的冲激，决不能发生绝大的变化的。不过我们主张要把外潮的汹涌来冲激自己的
创造力。不愿沉没在潮流里，自取灭顶之祸，愿意唱新乡调，不愿唱双簧；不是拿葫芦来依
样的画，是拿葫芦来播种，等着生出新葫芦来。”

　　　　这是何等透彻的眼光，何等高远的见解。一个饱受中国旧文学薰陶的老先生能发出这样
议论，不叫人咄咄称异吗？这篇弁言还有许多宝贵而伟大的意见，不及备录。总之这是一篇
极有价值的文学宣言，可算是一种新文坛的重要文献。对于五四后的新文坛，东亚病夫的批
评，非常值得注意，他说：

　　　　我对于现代的出版物，虽未能遍读，然大概也涉猎过。觉得这几年文学界的努力，很值
得赞颂的，确有不可埋没的成绩。只就我所见的概括说起来，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
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很有能脱去模仿的痕
迹，表现自我的精神，将来或可自造成中国的短篇小说。第三是诗，比较新创时期，进步的
多了。虽然叙事诗还不多见，然抒情诗却能把外来的格调，折中了可谱的音节，来刷新遗传
的旧式，情绪的抒写，格外自由、热烈，也渐少诘屈聱牙之病，决有成功的希望。这三件，
我们凭良心说，不能不说是良好的新产品。除此外，长篇小说——现在名为长篇，实不过中
篇——没有见过。诗剧、散文剧、叙事诗、批评、书翰、游记等，很少成功之作。

　　　　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了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现了，只缺少伟
大。譬如我们久饿的胃口正想狼吞虎咽，而摆在你面前的只是些精巧的点心，玲珑的糖果，
酸辣的小食，不要说山珍海味没有你的份儿，便是家常的全桌饭菜，也到不了口，这如何能
鼓腹而嬉呢？

　　　　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成这个现象？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种是懒惰，
一种是欲速。我们来做文章事业的大半是聪明的青年人，聪明人总欢喜做点乖巧的勾当，决
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他们见这些小品文和短篇小说，用力少而成功易，又适应潮流，自然
群趋一途，何必戴石串戏？等到这种试验，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经有人如天如帝来
捧场，自觉在这新国土里已拥了威权，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只想保持尊严，享用香火，谁
还肯冒险图功，自寻烦恼，这便是懒惰。我们人的普通性，任做什么事，总喜欢越级，政治
是如此，文学上也是如此。文学最终的目的，自然要创造，但创造不是天上掉下，石里迸出
的，必然有个来源。我们既要参加在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
造的源泉（下叙述翻译世界名著之重要，略）。

　　　　从新文学运动后，译事反不如了旧文学时期，这便是欲速。

　　　　病夫这封信就是对当时新文艺现象的批评，也是当时文坛病态的诊断，可谓句句中肯，
针针见血。

　　　　病夫第一点贡献，便是用语体创作。凡旧文学根柢深厚的人一定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