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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

宋氏家族全传-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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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后来当蒋介石脱险之后,曾专门著了一部《西安半月记》。其本意当然是要为自己强词夺理并伪饰狼狈,但文中基本记述了当天蒋介石本人在华清池沦为阶下囚的具体经过。兹摘录如下,以立此存照: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两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子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零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褪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旅长向余喟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是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之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
  十时,抵新城大楼……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丸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1936年12月12日傍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名通电全国,申明“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理由,其电文内容大致如下:
  “东北沦亡,时愈五载,国权凌辱,疆士日蹩,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前述电文内容,就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于世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大约与此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大主张”,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
  同时,张学良还专门致电蒋夫人宋美龄,申明自己“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并请宋美龄放心,他绝不会加害蒋介石。
  随即,张学良又召集“西北剿总”全体将领训话,陈明他与杨虎城此次发动“西安兵谏”的缘由。当时张学良情词恳切地讲道: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近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的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
  从前面张、杨二位将军一系列电文内容以及张学良的讲话内容来看,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的确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忠心耿耿,“可质天日”。然而,在当年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好人却实在是太难做了。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片磊落和赤诚,蒋介石及其当时南京政府的众多宵小们,最初却作出了极其令人失望的反应。先是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遗嘱”,要张学良转交其夫人宋美龄。“遗嘱”中蒋介石写道: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以冯玉祥、孙科、李烈钩等人为一派,主张谈判解决西安发生的事变,并认为任何针对西安的军事行动,都可能首先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而另一派则以戴季陶、居正、吴稚辉、何应钦等人为主,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所谓的“叛逆”。当时,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最终还是主张“讨伐”的一派占了上风。最后,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委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委。
  五、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及常委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自12月13日开始,在何应钦力主下,南京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准备西征。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四处叫嚣“不惜玉石俱焚”也要“征讨”西安所谓的“叛逆”。同时,国民党空军亦开始在渭南、华县一带实施轰炸。不惟如此,南京政府当时还将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都封锁了,并唆使其御用宣传机构大肆制造谎言。于是,西安的真实情况被掩盖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八大救国主张”也鲜为人知,西安“兵谏”方面与南京政府之间,再度陷入僵局。一时间,中原大地密布战争阴云,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空前的战争威胁。
  当此之际,力主和平的宋美龄及宋子文兄妹,相继返回了南京。
  2.宋庆龄的最初斡旋
  蒋介石西安被扣,全国人心大快,一时间许多地方群众上街游行庆祝。
  多年来一直同蒋介石反动政策作着英勇斗争的宋庆龄,当时正在上海,但她的寓所立刻也成了紧连风暴的又一个中心。
  当时,宋庆龄的外国朋友格雷尼奇和妻子格雷斯很快来到宋庆龄家里。他们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的战友,曾一起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迫害革命者的罪行作过英勇斗争;也因此受到过蒋介石的迫害,特别是几年前杨杏佛被暗杀,使他们共同遭受了极大的伤害。此时格雷尼奇兴奋地同宋庆龄谈论着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并且提议为此干一杯。宋庆龄欣然同意:“好,我们为此干一杯。不管下一步事态如何发展,这都是一件大好事。张学良和杨虎城舍得个人一身剐,把蒋介石抓起来,必能推动全国抗日大趋势的形成。”
  而此时,蒋介石的心腹爪牙们,则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疯狂地要到处杀人,制造混乱。
  一天,歹徒们给宋庆龄寄来了一封恐吓信,信里竟是几粒闪着寒光的子弹。
  宋庆龄当即轻蔑地一笑:“流氓!”
  女仆战战兢兢地问:“夫人,我们怎么办?”
  宋庆龄昂起头道:“不必理它2 如果几粒子弹就能把人吓倒,蒋介石早当皇帝了,还会被抓起来?”
  宋庆龄此刻的脑海里,正进行着一场也许是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
  宋美龄又打来电话,哀求二姐无论如何帮助挽救丈夫蒋介石的生命。在电话里,宋美龄不禁声泪俱下。但究竟怎么办,她还一时拿不定主意。倒是后来宋美龄谈到南京的一些情况,引起了宋庆龄的深思。
  电话中宋美龄说,南京政府要员们在商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时,有人认为张、杨的主张有道理,表示赞成;甚至有人主张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应该考虑答应张、杨的八项要求。但也有一伙亲日派却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主张对张。杨进行武力讨伐,甚至派出飞机要去轰炸西安。这明明是要置委员长于死地,或者逼张、杨加害委员长,甚至可能让委员长死于自己空军的炸弹之下。当时宋美龄说,她曾痛斥那些主张讨伐的人,谁知那些以往在她面前像孙子一样乖的人,比如何应钦,眼下竟然翻脸无情,侮辱她头发长见识短,只知有丈夫不知有国家。真是世态炎凉呀!危难之际各种人的真面目都暴露出来了。倒是有些老蒋过去对不住的人,肯为他说话。宋美龄说,南京现在已乱成一锅粥,各种势力都在蠢蠢欲动,尤其是亲日派的行动令人担忧。宋美龄承认,要只从以往观点考虑,蒋介石的生死固不足惜;只怕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力量崛起,中国可就要亡于日本人之手了……
  正是宋美龄讲到的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活动,引起宋庆龄的警觉。要说像蒋介石这样的人,其生也罢死也罢,本是无足轻重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虎视耽耽,随时都可能发动大规模侵略。要是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被人用来做另外的文章,以此为借口挑动起中国军队内部的混乱和对抗,从而让异族的敌人尽得渔翁之利,那此时蒋介石就死得不是时候了,倒不如……
  宋庆龄第一次感到,眼下这个问题竟如此令人头疼:感情、理智、姻亲、恩怨、民族、国家,纠纠缠缠,竟是那般地复杂和绞扯。
  就在这时,宋庆龄收到第三国际的电报,电报中要求宋庆龄做工作,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虽然措词的语气令人难于接受,但宋庆龄结合宋美龄谈到的南京情况,猜想也许他们掌握国际间更多的情报。那么就不能让蒋介石一个人的死再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于是,宋庆龄在和中共中央联络后,渐渐定下心来。她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往的恩怨放下,自己出面进行斡旋以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机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宋庆龄在13日作出了去西安的决定。胡子婴听说宋庆龄要去西安,不免有些疑惑不解地问:“这个时候,夫人何必要亲自去西安呢?张、杨既然把蒋介石捉了起来,还处置不了他,还怕他跑了不成?”
  “不,我到西安,是要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知道胡子婴刚才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而胡子婴更奇怪了:“夫人一贯鄙视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百折不挠地同他斗争了10年,今天张学良把他抓起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夫人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反倒要去救他呢?”
  “是的,为了营救‘七君子’,我要求张学良对蒋介石做工作,甚至也敦促他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张学良这样做,是符合我的本意的。但是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了,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正阴谋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如果现在张、杨二位将军杀了蒋介石,不但同红军的战斗不能停止,全国的军队都可能被卷人内战。那样,日本侵略者就会长驱直人。如果要付出那样的代价,现在杀一个蒋介石就不值得了。”
  胡子婴终于明白了宋庆龄的良苦用心,她立即表示愿意随宋庆龄一同到西安去。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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