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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6部分

小说: 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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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 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 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 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 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 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 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 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 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 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 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 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 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 地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换换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 我说:

    “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 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 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 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 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 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 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 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 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 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 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 说:
  

    “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我说:

    “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 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 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 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

      “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 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 说:

      “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 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


       “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

        “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 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 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 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 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 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 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 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 ”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 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 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 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 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 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 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 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 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

      “……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 动手动脚拉我。我厉声责斥道:

      “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 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 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 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 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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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 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 即今中山公园。 (22) 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 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 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1958年4月19日中午时分,我被一辆吉普车押送到横浜路的劳动教养收 容站。收容站门口有扛枪的大兵看守,进去了当然出不来。我责问押解我 来的复旦人员:

   “你们是怎么说的?不是说保证回去见校长吗?”

    我对里面的干部说:

    “凭什么逮捕我?有逮捕证吗?就凭一张给复旦的通知书就能逮捕我吗?”

所得到的只是“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嚣张!”之类的吼叫。

     收容站的房屋是东西方向的长条平房,这些平房又按南北方向排列着。 形成一条条夹弄。西面有另一所南北向的房屋把这些夹弄封死了,东面 则装了门。这些房屋说是房屋却又不是房屋,它们没有外墙,只是用柱子 支起的屋顶罢了。房屋沿中间却砌了墙,各条夹弄就互不相通了。每个夹 弄是一个中队。这房屋原来是一个会馆,即停放棺材的地方。现在放棺材 的地方搭了双层的木架,算是统铺的床。我被派在三中队的第十小组。在 朝南房屋的最西头。

     小组共有十几个还是二十个人已记不清了。组长矮个子平顶头,是个 小学教师,好象还是位校长,也自称右派,能说会道。我进去时他们正分 着饭,便马上派值班去加来我的份额。饭是用洗脸盆去盛来的,黄澄澄地? 是和糠煮在一起的。有人热情地借碗筷给我,劝我先吃了饭再说。但我那 有心思吃!

   虽说是禁止交谈“案情”,但事实上没人不谈的。小组内有两个比我大二、 三岁的青年人名叫陈文和谢耀胜,性格最是开朗。他们劝我想开些,既来了, 一时是出不去的。但时间也不会太久的。说这话是根据他们的老经验,他们 都是所谓的“二进宫”,即第二次吃官司了。说起其第一次的情形,那已是 几年前了。那时要在福建省修造鹰厦铁路,他们在拘留所关了一阵子,忽地 集合点名,每人被宣布了一个刑期,就送到了福建。他们说一到工地就好了, 就吃得饱了。工作是艰苦的,工伤也多,死了不少人,但年轻有力气不怕, 工程一结束,管你什么刑期不刑期,唰地全放啦!这次他们因为是刑满释放 份子,被户籍警叫来了。说到这儿,他们虽然性格乐观、开朗却也不免露出 一丝忧伤地说:“象我们这号人,犯过事,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了。”问到上 一次犯的什么罪?他们也说不清。“反正不是大事吧,你看,只判三年!”

   50年代初镇反、肃反等运动中草率判案的情形我是早有所闻的。有的人被 捕后不久,家属接到通知说已被枪决了。而这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连判决书 都没有的曾被“依法判决”的人。

    另有一个年岁大些的,约摸三十来岁,脸色阴沉,寡言少语。是个警察 但因作为伪警即解放前已当了警察,所以来了。交谈之下却很喜欢读书,背 得出的古文不少。是解放前读不起书才当的警察;他说他也是右派。

    按里面的规矩,整天都得读报学习,只是在休息的间隙才好说说闲话。 说话时那小组长虽也跟着发牢骚,但下午小组长开会时却都汇报了上去。怪 不得傍晚时,麦克风中就大叫:“有这么个右派,自以为是个大学助教,不 得了啦!… ”

    然而大家都并不把这种警告当回事。我在交谈中了解到原来这几天每天 都有好些人关进来。有单位里送来的,也有户籍警送来的。反正所谓单位报 批一报就批,马上就可把人关起来的。而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来说,里弄和派出 所就能主宰他的一切。最妙的是有一个户籍警带了几个人进来,报告说来了 几个人,接收的人打开文件一看说:

   “不对,还少一个!”

   “派出所所长就叫我带来这几个呀。”
   
   那人沉下脸来,说:

    “还有一个就是你!”

   这警察进来后,几个一起来的嚷着要揍他,还是众人拼命拖开了才停了手。

   那天很晚时,复旦的吉普才把我的铺盖送来,我家里在他们去取铺盖时受 了何等样的惊吓是可想而知的了。对我当然这也是一个不眠之夜。

   几天后上海电影制片厂送来了三个人,都说是右派。其中一位叫殷春田, 他原是厂里的放映员,随着摄制组去云南拍电影,和当地的一个姑娘好上了。 领导马上教育他说是违反了民族政策,要他们断绝,他不听。于是被秘密地 骗上了火车,绑架回来。他回上海后仍不服,成了右派。

    在那几个月里,抓来的人自称右派的很多。有的的确是右派,而有的则 在单位里也的确是当作右派斗了一番,几年后却又并不属于右派了。殷春田 就是这样,后来说他是坏分子。电影厂的另两位,一位叫尚思顺是位卡通画 画家。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逃跑经历,容后再说。平反后我们又 见到过一次,因他后来去了东北,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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