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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5部分

小说: 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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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 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 “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 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 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 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 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 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 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 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 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 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 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 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 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 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 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 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 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 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 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 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 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 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 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 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 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 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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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16) 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 一般退休人员 (17) 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 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 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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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 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 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 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 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 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 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 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 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 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 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 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 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 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 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 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 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 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 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 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 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 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 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 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 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 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 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 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 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 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 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 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 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 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 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 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 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 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 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 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 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 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 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 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 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 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 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 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 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 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 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 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 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 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 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 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 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 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 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 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 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 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 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 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 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 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 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 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 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 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 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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