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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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龙是江苏省常州人，小时出身很苦，放过牛。是亲戚资助他读的书， 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一个民事法庭里当推事。然后考取了当时的公 费留学，193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因为他成绩卓著，哈佛大学 出资送他去了德国柏林大学，又得了个博士学位。于是回国，受聘于国民政府， 后来官至最高检察长。那是一个终身职。
他有一个妹夫是地下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他挽救了许多被捕的共产党 员，他说他也曾企图营救王孝和，但因其破坏发电机证据确凿，而且此事连蒋 介石也关注了，未能救成。
共军渡江南下时，他受命去广州，但在其妹夫的动员下，他留了下来，以 至国民政府在广州发布了通缉他“携印逃跑”之罪。
南京解放了，许多共产党人来看他，握着手谢他救命之恩，他也在人民政 府中有了职位。不久，他感到与一些党员干部（指的陈其五）难以相处。便离 开了官场到苏州东吴法学院当院长。不久，该法学院解散，他到了复旦大学。 复旦的法律系说他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拒绝聘他。他说：
“幸亏我因为有亲共的思想，在美国时学的第二外语是俄文，会教俄语， 才免于失业。”
1957年，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 的程度”而官运亨通的柯庆施请他和王造时吃饭，席间说：你们都是法学家，我 们国家法律不健全，请你们多写文章。就这样，他们都上当受骗成了右派。
说起王造时，他说那时王去过北京，周恩来请他吃饭，说你们七君子， 解放后除你以外都当了官，是不是也安排你出山当个副部长呢。王听了很得 意，回来到处对朋友们说，这也促使了他的鸣放。
打成右派后，杨兆龙先是被降职降薪。后来他的儿子企图到国外去，被 以叛国罪判了十六年刑，他则以“幕后策划”之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遇见他时他已很衰老了。是因为心脏病住在八号间里。他天天在写东 西，我问他写什么？他说写歌颂秦始皇的文章，我就大不以为然，问他难道真 认为秦始皇值得歌颂吗，他说当然不是，那我就说你又何苦破坏自己的一身名 誉呢。他说；
“任何在强制的条件下写的东西都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已判了无期徒刑， 只有这一条路可争取了。”
我就向他指出，这是无用的，一个狱卒又怎么可能决定你我的命运呢。英语 中狱卒叫turnkey不过是转钥匙的而已。在此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可能 折磨我们罢了。他听了点头称是。但他向干部递纸条却使其他人犯了疑心。以为 他是在告密汇报。有一次放风，在走廊里来回散步时，他站在一个报栏前看报， 一个小流氓就隔着报栏从下面去撕他破皮袄下挂下来的皮。这事被我看见了， 我就指责那小流氓，不料那家伙不服气，和我扭了起来，幸而被人拉开，那小子 被人一拉，心脏病就犯了，被人送去急救，要是我揍了他可就糟了。
我和杨老先生愉快地过了十几天。后来又回到了放马场。隔了一阵我收到了 杨的一封信，他就写白茅岭农场李某收，居然也收到了，信中说他获得了特赦， 发了一套衣服，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他去了杭州郊区跟他女儿过。
我仍在病号组或蔬菜组，并坚决要求不吃盐，虽然吃得差些但有两个好处， 一是免去了和大家分菜的麻烦，那也是很不卫生的。二是人们都相信不吃盐就没 有力气。于是我有了做轻劳动的借口。这时，一方面由于劳动不重，二方面干部 的精力全被文革中来的那些小青年所吸引。这些人不是打架就是偷着吸烟，忙得 干部不亦乐乎。我就等于得到了掩护。我还碰到了三位好学的青年，我编写讲义 教他们学数学。这时，同来的人中开始有人出狱了，我通过他们带过几次申诉信 出去。因为在狱内是不允许公开上诉的，那就犯了不认罪服罪的大错，要被批斗 的，人人都必需象唱山歌一样唱认罪服罪的调子。干部们也明知这是假话，但就 是要你唱。有时我故意说些如
“我的思想反动，竟然会不相信大跃进亩产万斤的明显事实”等反话，引得 大家捂住嘴笑，干部们也奈何我不得。
1976年9月我正在脚手架上做小工提泥桶，忽然听见远处收音机中的哀乐声， 我算计了一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了。果然，下午就见分晓了。我舒了一口气， 这一天总算来了，他没有能活到120岁！我当时的心情真有“时日害伤。予及汝皆 亡。”的感觉。
第二天晚上读报时，一个喜爱读报的青年人在朗读时误将“唁电”读成了 “贺电”。马上挨了一顿打，还被关到拘留所去。其实我们的报向来报喜不报忧， 这个识字不多的人读溜了嘴，他何尝有什么思想呢。然而这也算是伟大人物的余 威吧。可恶的是自有人象检到了宝似地作出反应去报告。
1978年开始，听说了平反的事，第一个被平反的案例却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那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人叫包如田，他原是上海市监狱的一名狱警，当年公安局 副局长杜蔚然常到监狱去，在一间办公室沙发上和一名女秘书鬼混，令他在门外 看门。有一次，杜完事后走了，他跑进去对那衣服不整的女警察贼头贼脑地说
“怎么样，我们again一下如何？”那女的只好顺从了他。文革时，杜下台， 那女的控告他们欺负了她。他被判五年，在放马场做事务犯，刑满早已是场员了。 那时杜已没事了，他的平反也在意料之中，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真正的罪犯。
第二个被平反的是一位工程师，他其实不是中国人，大概是印尼人，早年来中 国学成后在工部局当自来水工程师。他喜好电影，在文革抄家时被搜去了许多东 西，甚至开了一个展览会以说明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有一叠电影画报。在一 本中有一封蓝萍写的公开信，那信的内容是说：某某人写信说他和我如何如何相 爱，而我抛弃了他，其实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云云。后来抄家物资发还了，但有 造反派来向他借画报，他又不敢不借。借的人看了那公开信传开了，被人检举， 供出了画报来源。他就被判了五年。
第三位被平反的是同济大学数学系的教师叶世源，但他已服满了十年的反 革命刑期。
12月的一天，我被从工地上叫回去。来了两位上海市高等法院的人，对我说
“你的申诉收到了。”天啊，我的申诉可是好几年前写的呀。接着他们向我 宣布了平反。但是又说
“考虑了你的前途，我们去过复旦大学，可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所以你只好 在农场做场员，并考虑你已一无所有，给你一千元生活补助费。”
当天我搬到了晒场和一位场员同住。按照那里的规矩，我至少要半年以后才 有可能探亲。但幸好那时将要过年，管教队长正愁没法往上海家中送只鸡呢。所 以就开恩批准了我半个月的假回上海。
第十二章 尾声
1978年底我到了家中。就听说了有个55号文件是关于处理右派的事的。便到 处去打听其内容。我们的政府是用内部文件来处理人的，被处理的人根本就看不到 有关的文件。我去了复旦物理系，钱孝衡装作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说对我的事他 们无能为力；事实上，9月份发下的55号文件是明确规定原单位应负责安排工作的。 在失望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忽然看见前面站着的人很面熟，便碰了他一下问
“你是宗祥福吗？”这是当时一同毕业又住同一宿舍的同学。他注视了我一 下，就认出了我，但他说：
“我早就知道你要回来了。”
“为什么？”我有点惊奇地问。
“因为我在系办公室偶然看到一份你的材料，当然并未见到内容，但听他们 说你要回来。”
“可他们告诉我，我既是当年被开除的，他们完全管不着。”
“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回来为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回来了，还是没人敢和你说话的。”
“那末你呢，也不敢吗？”
“是的，我也不敢的，这你可不要怪我。”
“我能理解，那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你最好去找个业余大学，现在每个区都有业余工业大学，待遇一样 的，也有职称，工作还很轻松。复旦可并不是个好地方。”
55号文件的事并不假，1979年初，农场的右派也都来了上海，大家在等处 理，有原单位的各去原单位交涉。我在复旦碰了钉子后便找了些过去的老师和同 学。复旦的卢鹤绂先生对我说
“我在复旦说话全无用处，但我可以去其他学校帮你说。”
殷鹏程先生也如此说，他们对于复旦物理系的这帮人都看透了，当然王福山先 生也无能为力。在这几位的帮助下，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都表示了愿意我 去工作。我又找了在交通大学工作的杜年玲同学，她说她们工程力学系也欢迎我去 工作。在另一位老同学季超仁的介绍下，我去和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的负责人谈了 一次，他问我如到了该校，有何打算。我说：
“我毕竟脱离大学二十一年了，如有机会再执教，我想将所有理论物理的课 程全部教一遍再说。”后来季对我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已 没有人能承担所有的课程了。”我听了深感现在高校水平的下降。
然而这些学校并无具体的通知给我。其他，我也因难友叶世源之助与同济 大学的周涵可先生见了面。我看着都只是口头允许，但我又不能久留上海，便 又去联系了卢弯区业余工大。而正在我将要接受复旦附中的聘请时，同济的周先 生来找我了。她要我写一张坚决要求来同济工作的报告。我随手写了一张表示谁 先给我工作证，我就到谁处工作的保证。她看了大为不满，要我按她意思重写。
我这才明白，原来同济的李端生先生从在劳改局工作的一位同志处得知劳改 局很奇怪，何以这个人竟有五所大学来要，然而他们无能为力。因为复旦大学把 我的档案拿走了！
于是李先生等去了复旦，他们先还抵赖，后来对他们摊牌说了消息来源。复 旦无奈，算是将我从复旦调动到同济。我的身份是二级工人，月工资50元。
当时同济物理系刚刚重建，很需用人，王福山先生在周先生去了解我时又 极力推荐。同济的李国豪校长和党委书记阮某也对我还是右派表示无所谓。所以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这时又逢李政道在北京讲学，同济的一位老先生想去听讲， 便要我能马上代他的课。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为了学生不至于反复更换教师，我 提出先去白茅岭把一切手续办妥。李端生先生是位非常干练的人，马上用车陪我 去了农场。我在1979年4月开始便在同济上课了。
再说说我的一些难友们，复旦的三位都不能得到学校的帮助，只有姚福申因 为他老师王中之助进了复旦新闻系。我将张亚新推荐给了复旦附中。李治章是和 其他许多人由公安局安排到金山石油化工厂去的。同济大学处理得比较好，黄建 基安排到第一医学院基建科，钟亮明去了铁路局。唐焕新在他家乡找了一个中等 专科学校教书。
财经学院的张嘉德的遭遇有些不同，该学校居然不认账，先是不承认他是右 派了，这实在太可笑。他来回农场多次，据理力争，二年后才得到安排，回到了 学校工作。另有一位白茅岭最年轻的右派叫唐志谋，当年在石油工业部驻上海的 一个机构里工作，文化程度仅为中学，竟也被打成右派。等到79年回来时，那单 位撤消了，他成了没单位管的人。就此失业，至今仍靠做小生意，也靠学会了烧 菜当厨师为生。
回过来再说我到了同济，几个月后，有所谓的右派改正，这种说法实在荒 谬，为了维持某个当时主持反右运动的人的面子。硬把这一涉及百万人的冤案 说成是必要的，仅仅是被“扩大”了，所以只要“改正”而不称平反。我分两 次才得到改正，因为第一次还在决定书上写我当年确有严重错误云云。我改正 后才恢复了助教职称，不算二级工人了；过了几个月，给了400元钱叫“一次性 困难补助”。不久，同济又提升我为讲师。
我回来不久，潘宗岳就来看我，原来他平反后被安排在同济分校当教授，他 是同济的九三学社负责人之一。他和我叙旧，谈得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