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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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起在看守所的经历，原来在看守所里从49年就关在里面从不审问的犯 人都有的是。他曾关得一身病到另一第三看守所去疗养过，谁也不知道这个保密 的看守所在那里，他也是在晚上被用车送去的，那里居然还有网球可打。这位间 谍当然不成其为间谍，否则哪有这般便宜？判他十五年不过是挽回已关十三年的 面子而已。我在与他同监房时曾跟他学日语，然而因为他根本没文化，也仅能学 几句话而已。这就是个没文化的“间谍”的故事。
监狱里对犯人的“教育”就是枪决人给你看，枪决的地点就在大礼堂后的小院 子的一个亭子里。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女学生右派林昭就是在那里被枪杀的。那时她 已瘦得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仍表现得很勇敢。林昭出身革命家庭，她的舅父死 在国民党手里，她怎么可能是反对共产党的呢？然而她被打成了右派，据说她在被 捕送劳动教养时还向学校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曾慨然 向北洋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由于生性刚烈，曾因此自杀，幸而 被救。在劳动教养时因病保外就医。和几位原北京的右派同学有些往来，他们便全 部被捕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又被加刑，最后于1968年五一节被害。她慷慨就义前用 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向挚爱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她就义后，其父愤而自杀，其母也成了反革命，忧愤而离开了人世。一家 人就这样完了。
那时的上海市民日子也不好过，也要接受逮捕、判刑、杀人的“教育”。 五一节，十一节都要在文化广场开大会，拉有线广播到各分会场。人们受命排队 前往“受教育”。1969年的十周年国庆我就是在监狱内听文化广场大会的实况转播 的，那天一下子就枪杀了六十几人。这是庆祝国庆吗？我妻那年头被反革命家属和 右派两顶帽子压着，受尽学校甚至里弄的欺凌，扫街，通阴沟，扫厕所都是她的专 职，还要被无端训斥和打骂。
后来监狱里也不让我们闲着，要犯人劳动了。我们做的是将针织品的零料 拆散，这叫拆纱头，是用手指甲拆的，每人有定额要完成，拆得大拇指指甲的一半 都浮了起来。房间里也满是灰尘。劳动的好处是饭多一些，也不受“学习”的罪了。
71年初夏的一天，我忽然被叫打好行李，于是戴铐上了卡车，两辆大卡车跟着 一辆军车一路上直奔安徽，我们又被送到白茅岭去了。原来那时有个将监狱内迁的 计划，在白茅岭造了一批牢房。这些监狱分布在白茅岭总场附近，从总厂往山里 走，第一个劳改队是瓦屋弯队，然后是放马场队。姚福申被关在瓦屋弯，张亚新、 唐焕新和我则在放马场。车到时，放马场还未做好接收我们的准备，就将车再往里 开到了庙后山监狱，那时该处还是个空监狱，我们在那里关了几个小时。庙后山是 为关大刑犯而设的，三面环山象一个口袋，我想在那里枪杀人外界也听不到的。 不是冤家不碰头，我们还是逃不掉又落到白茅岭来了。所庆幸的是总算未被送到大西 北去，那里的条件更要艰苦得多。
第十一章 放马场
放马场劳改中队共有四个小队，每小队约一百人，其中一个小队是蔬菜队， 供应本中队及附近劳改大队干部食堂用的蔬菜，三个小队种大田。大田作物以旱田 为主，我们初去时主要是种山芋和花生，后来发展了玫瑰、香草（如食用香草、熏 衣草等多个品种）、和梨园。这些经济作物都是供出口的，前两者送总场加工成香 精后出口，后者的品种号称西湖明月梨，赶运香港市场可比日本的梨早上市一星期 以谋利。
这里的犯人以刑事犯为主，除了一般的偷盗、流氓殴斗外，很多是不足为刑事 犯罪的所谓生活腐化。但也有很恶劣的强奸犯，甚至有奸污亲生妹妹和母亲的。老年 犯人大多为所谓的历史问题，即在旧政府工作过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我 曾问一个上臂有三个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时留下的弹孔，外号叫大熊猫的人：“我不明 白你们互相打来打去都说是保卫毛泽东，争着向毛泽东献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 此革命，又怎么结果成了反革命了呢？”
这人原来是和王洪文一起闹事的，他说起王洪文来简直也是个腰上缠练功带的 打手般人物，他回答我的问题说：
“我本来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为了他自己命也可以不要了。有一次我到华东师 范大学去开会，那会场外有三重警卫，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会议是听中央的重要录音。 那是一次毛主席主持的重要会议的录音。我是抱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去亲耳聆听最高指 示的。我原以为大人物的讲话就象电影里一样威严、有力、震撼人心。谁知却完全不 是那样的，我大失所望。”
“怎么失望啦？”我插嘴问道。
“开始时，会场一片杂音，然后静了下来，知道毛来了，毛问：都到齐了没有？ 那声音象老鸭子叫，下面回答：到齐了。毛又问：你们谁最年轻？下面答：是王洪文。 毛问了王的年龄又说了几句，口齿含糊不清。然后就是林彪的长遍发言，尖声尖气， 态度十分粗暴。忽然，林大声地训斥：朱德，你怎么打呼噜啦！于是就听见朱的呼噜 声，这声音马上停了下来，只听得茶杯盖的撞击声，喝茶、吐茶叶的声音，然后就是 朱老总抵赖睡着了的话：”没有啊。”接着林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忽然，又吆喝 起来，问：徐海东来了没有？徐答：来了。那声音又哑又低，林厉声喝问：你说过没 有你徐海东就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你说过没有？徐小声地回答说有。然后林又 接下去骂街。
“我听了以后，大失所望，心想我所崇拜的这些大人物开起会来怎么和我们小流 氓差不多呢。从此我就不相信了，后来说了些话变成了反革命。”
有陈姓父子两人同为反革命犯，老的原是上海中法中学的法文教师，中法中学 改为光明中学后，他改教英文。他因和领导不和，吵了一架后愤而辞职。为了生计不 得不摆地摊贩卖修补面盆用的搪瓷胶，然而却因系无证营业而和警察发生冲突，被以 “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罪判十年刑。其子因帮父亲和警察吵架也以同罪被判刑七年。 有一位医院的化验师，受某独生女的家长之托，在女学生的化验单上划了个正号，于 是女学生获得医生证明其患有肾病而免去下乡之苦。此事被人告发，他被判以反革命 破坏上山下乡罪服刑七年。
还有很多小青年是中学生，是上山下乡后成了反革命或刑事犯的。有一位是在 崇明劳动时被发觉日记中有不敬的话。还有一位到了新疆的一个煤矿里，那煤矿简 直是原始条件的煤矿，嘴上叼着矿灯爬进去将煤背出来，他受不了这苦逃了出来，在 半路上没路费了，不得已而偷窃犯的罪。当然也有在绝望中沦为真正罪犯的，有几个 插队落户到东北的，那里男女学生住在贴邻的两间屋里，每个女学生得找个男的保护 她们。男的白天出去偷鸡摸狗，女的在家为他们服务，到后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发 生了，简直成了群婚社会！我遇见的两个是打架伤人后逃了回来，成了流氓抓来的。 有一个旧时的老流氓对我说：“从前我们做流氓是没有办法，要吃饭，所以拜老头子， 为了争做生意抢地盘而打架。现在真是怪了，小青年竟会为了试试刀快不快而随便去 刺人一刀。”这样的人我也的确碰到了，被刺的竟是不相干的路人。
大队部食堂的厨子是个刑满的场员，他的案子说来简直是笑话。他原是上海市郊 区的一个屠夫，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坐在门外哭，男的在屋内用刀拍桌大骂，说要 杀了她。这时正好有一男一女走过，就问女的：发生了什么事。女的哭着说她丈夫要 杀她，男的听见女的向外人诉苦，骂得就更凶了。路过的两人劝了一阵也就走了。不 料走了几步这两人却争了起来，女的大谈起妇女权益，就回过来劝说那屠夫妻子一 定要去告屠夫。并自告奋勇帮她出场写状子。这样一来居然屠夫被判了七年刑，等判 决下来，其妻大叫冤枉，他们本来是很有感情的夫妇，女的以为可以吓唬丈夫一下， 何尝愿他吃官司？然而来了就出不去。多年以来妻子年年来探亲，却对其遭遇无可奈何。
劳动改造的待遇更不如劳动教养了，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七块钱。在劳动重 时，加给我们吃的竟是山芋渣滓，即提取淀粉后的渣滓。后来养了猪，就连这也吃 不到了。即使是自己种的蔬菜也是要记账算钱的。
所幸劳动却比劳动教养轻得多了，这是指该劳改队的特殊情况。首先是因为地少 人多，其次是劳改队规定必须干部自己带队出工，他们不愿淋雨，也怕收工晚了干部 食堂好菜卖完。
我到放马场不久，就感到身体健康已不如前，夏天时在太阳下劳动曾中暑晕了过 去。到了秋天更是感到乏力。那时我被调到一个小组去，那组长是个十足的狗腿子， 自恃身体强壮，逼着大家干活，以讨好干部，所以深得干部的信任，往往令他带人脱 离大队伍去干单独的活。那时我们去打土墙建房，这就是用木板模子拦好了往里倒土， 然后用木槌将土夯实。
一连许多天重活干下来，扁桃体发炎了也得不到休息。有几天我晚上脱袜时感 到困难，知道是脚肿，后来就整天都肿，一直肿到大腿部。然而不但不能请假，连在 工地上要求休息一会儿都不行，竟会说我是因为懒，少动了才会肿的。然后就出现厌 食，腹胀胸闷。我知道必有大病，便抵制组长的威胁拒绝出工。如此大闹以后，医务 犯也不敢证明我有病，第二天来了队部的医生，他断定我为营养不良性浮肿，开出了 营养餐。那里的所谓营养餐就是每天给相当于一只鸡蛋价格的荤菜，第一次给我的就 是咸蛋，我当然拒绝了，这时我的浮肿已发展到头部，身上也出现了黄疸。于是我故 意整天整夜地呼叫，弄得一房间人无法休息，他们不得不再次把医生请来。这次他开 出了转诊单，送我去总场医院看病。
幸好总场不远，当日就用一辆人力平板车将我送去，此时我头已肿到眼睛充满眼眵睁 不开了，一路上只听到路过的乡下人说
“啊呀，这个人的头怎么有笆斗大。”
到了总场医院，在X光下看到肺的三分之一已浸在胸水里，更不要说有腹水了。 化验报告显示尿中不但有蛋白，而且有管型。医生看着转诊单骂道：“什么营养性 浮肿。肝炎、肾炎待排除！这样明显的肾炎都不知道！”于是就收进病房。
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那时初具规模，门开在中央，进门左手是男病房，右手 是门诊部，但走到底却是一大间女病房，走穿了女病房又是一个小方块走道，笔直 地对着山墙上开的门可通外面，这门是被封死了的，左右又各有一门通两间重病房。 病房很小，南面的只有一只病床而北面的有三只。我就被放在北面一间。我被安排 在这间也许是因为病重，但更可能的是因为我是犯人，要派一个场员来同住这间看 着我。则隔着女病房也不容易被人发觉。
我得到了治疗，那里的医生态度还是好的，有一位孤儿出身的护士也态度特 别和善。看守我的场员是一个原来职业为澡堂擦背的人，他曾当过新四军。谈起 当年，我问他：
“你打死过日本人吗？”他说：
“谁知道呢，我那时在南京附近的句容当兵，说实在的，日伪时老百姓最 轻松了，我们那地方既有日伪军，又有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没 有人向老百姓收税。其实这三方面的军队都是有联系的，伪军或国民党游击队来 前都有人通知，我们就走了，从来没有打的必要。只是有一次，真的日本人来了， 得到的通知晚了，我们赶快走，我是最后一批走的，黑暗中胡乱地向后开过几枪， 谁知打到人没有呢。在解放战争中也就是跟着队伍跑，我命大，竟从未打过仗。”
我在总场医院住院的事不久就被来此看病的人传到了山下铺，黄建基听 说我病得头大如斗，马上冒险前来看我，那时他还在管制期呢，他送了五元钱给 我。事实上，那时我肿得眼睛张不开，头靠在床的木杠上竟在脑后压成一楞楞的 条纹。有了黄赠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