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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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上的几位和我都并无太多接触。然而,不管是他们的事,还是其他右派队 里被揭发出来的一些言谈,都被某种幻想联成了一个大案件。而他们幻想中这个 大案的头便是我!
说到逃跑,便联系我的社会关系,幻想有大学教授做我逃到国外的后盾。说到打 游击,我也曾去凭吊过古战场。
当然,只要还有一点头脑,是决不会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案子的。然而,干部间的 勾心斗角却不惜在他们所管的属下中制造冤案。其手段之狠毒、天良之丧尽也就 可见一斑了。后来在文革中,最高当局间的权力之争不惜以全国人民为其牺牲, 不惜拿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部下开刀,其手段亦如出一辙。
我如果象某些人那样软骨头,顺着他们的提问瞎说,那可真会构成一个涉及许多 人的大冤案的。这样的软骨头并不少见。在当时,虽说是不重口供,但如果你供 认了,当然自找苦吃。你要是坚决不认,他们毕竟也得找些根据。只要有一个人 检举你一句话,证据便有一半了。如果你认了,当然就此定局。如若你否认,他 们得找一个旁证。于是他们找了一个人说“某人对某人说过某话,他们都承认了。 你当时也在场,你如不揭发,则与之同罪,… ”或者他们说“某人检举某人某 句话,他说你也在场的… ”。这个办法往往就会见效,被问者如果是个软的, 当然就供了。有时他并不全软,却是个半软,他会在第二种诱骗下上当,他会想: 我什么都不肯检举是要吃苦头的,我并不想出卖人,但既然某人已检举了,那么 我也承认,反正不是我检举的。还有其它的话我就并没有说出来呢。但是他错了。 一个人的检举没有旁证是构不成证据的。
当然,象逃跑到国外去,象上山打游击这样的无稽之谈是实在找不到证据的。无 怪他们要把陈象哉铐起来逼了。 他们盘问了我好几天,问我的海外关系。我断然否认。然后,那陈队长得意洋洋 地从我的两大卷案宗中取出一样东西来一扬,问
“这是什么?”
我说“让我看。”
原来那是一个邮包盒纸片。我的姨母在灾难年代从香港寄给我母亲的一罐猪油, 母亲寄给了我,谁知这随手扔掉的纸片也有人拣了去邀功请赏!
问:“这是什么人,为什么不交代?”
“这是我姨母,几十年都不见面了,有什么可交代的。”
“她几岁?”
“80多吧。”
于是就问不下去了。要是我回答40几岁可就麻烦了。
又有一次问:
“你为什么说毛主席是tyrant?”
“没有这事。”
“某人检举你说过。”
“他胡说八道。”
“另外还有某某也检举你说过!”
“哦”我装着回忆的样子“是的,我对他们说过毛主席有talent,他们不通英 文,凭想象瞎检举。”
“狡辩!”
审讯员陈、颜、杨毕竟比生产队的队长文化程度高些,审我时,这三人中先以 陈为主,后来则是转到杨手中结的案。陈40来岁,杨则有50多了。他们都是老 公事,很有办案的经验,对我的态度还不算坏,尤其是杨,虽都竭尽诱供之能 事,但从没有对我拍桌拍凳的。颜队长30来岁看来地位高于两者,是在陈审不 下去时接上来的,时间不多,也还能讲理。
我的案子约审了半年,慢慢地提审少了,大概结了案等待着处理。进入了 “闷关”的阶段。有一天晚上,杨队长值班,无聊了把我叫去聊天。他指着一张 报纸说:
“这类文章大概也就是你这样的大学生能写、能懂了。”我一看文章的标题是评 陶里亚蒂的,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九评文章之一,不明白他对我说这话的 含意是什么。但他接着又自己说下去:
“政治上这样说来说去,我们怎么弄得懂是非呢?你能和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于是说:
“我从来也不看这种文章的,也不认为其中有什么道理。要说修正主义,又有 哪一个主义可以不修正呢?哪有一成不变的主义呢,马克思看见蒸气机想到了 共产主义,列宁说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那我们又何必研究原子 能?不早就可享共产主义的大福了吗。政治上骂来骂去还不是谁凶谁有理,我 们还是省点脑筋,眼不看心不烦为妙。”
他听了点头称是。后来又谈了一会,那天他似乎喝过酒,也不知是什么情绪, 具体说的话我记不真切了。但给我的印像是他也很苦闷,年岁大了还只身在劳 改农场工作,家属远在上海,无处可以随便说话,所做的工作也往往不能不违 心,所以对那些软骨头他们也从心里看不起,倒反而对我不错了。
我在审讯中也曾因倔强而受到陈队长的几天手铐,然而体罚并不严重。这却并 非他们对我恩宠有加,而是他们知道我并不是吓得倒的人。原来我入狱不久就 和看守的士兵干了一场。
那是有一天,我站在门边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两个站岗的小兵在后面 监房最西头的墙外,俯身从一个墙上用刺刀捅出的小孔向内窥视,两人抢着轮 流看,边看边傻笑。那幢监房门是开在正中的,门内隔着一公尺许的走廊才是 竹栏杆和栏杆后的四间监房,这四间房,最大的一间叫大房间,在最东头,而 最西的一个小号是女监。看守站岗的岗位是在前面房子通向院子的门口,正在 我的门前,正常的巡逻则完全可以进入后面的房子,在竹栏杆前监视的。那末 他窥视的目的不就太明显了吗?于是我就大声地咳嗽一声,那兵毕竟心虚,赶 紧站直了身体,假装着巡逻起来,等他们一个圈子下来,其中一人走到了我的 窗前,见我仍站着看他,便瞪了我一眼,我却也毫不退缩地瞪还他一眼,于是 他走过来,恶狠狠地吼道:
“干什么!”
“你干什么!”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那我不干什么。”
“你回去!”
“什么?我可以回家了吗?”我故意这样瞎说。
“不许站在这里看!”
“开了窗户就是让人看的,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让看。”
这样我一句不让地和他斗着时,他们的班长来了。班长喝道:
“你老实些!”
“谁不老实了?”
“你!”
“你是说我不够老实可欺吗?我为什么应该是可欺的,但如果就诚实而言, 不老实的是他!”
于是那班长就一面骂着”嚣张”一面开门将我铐了起来。手铐是铐在背后 的,当时我很瘦,等他们一走,我就坐下来将臀部穿过两手之间,把手铐变 成了前铐。过了一会,那兵又到窗口来张望,见此情形,马上去报告他们的 班长。那班长又来了,厉声喝道:
“你为什么… ”
“不为什么,放在后面不方便。”
“这是国家的刑具,你胆敢破坏!”
“没听说过,我们国家还有刑具吗?那你有老虎凳吗?”
又吵了几句,我向他指出既然说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体罚,就不应有刑具, 而使用戒具也只应限于押解途中有逃跑可能之时。在监房内上戒具是不对 的,是你们自己缺乏自信的表现。难道你们还怕我能怎么样吗?他说不过 我,就走开了。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兵,还是那个班长带的头,他们打开 牢门,把我叫了出去,说“你不是不放便吗,现在让你方便方便。”说着 几个人将我按倒在地,给我上了一付脚镣。
这脚镣每只约三公斤重,合上以后,在原开口处穿过一个铅笔般粗的螺钉, 旋上螺帽,再将露出螺帽的螺钉头用锤敲毛,就拿不下来了。当天晚上,我 就在牢房北部的架子上挑选了一条被搜来的皮裤带,裤带的铜头却正好和那 四角螺帽配得上,便拿它做工具,轻易地把螺帽卸下,于是脚镣就取下来了。
至于手铐则更不在话下,那铐子叫606铐,两个6代表铐在手腕上的两个圈 的形状,0则表示两圈间的一段铁链。6是活动的,往上的那一段是个锯齿 状的柄,套上后被中间那段上的一个栓用弹簧压紧,栓的头卡在锯齿上, 只会往紧处走。所以即便铐得松,不小心一捏就会变紧。然而那手铐却很 容易开,只要有一段细铁丝,从空隙间套住栓尾部的螺纹往外拔,栓头就 松开了。我的有利之处就在于被关在仓库里,很容易就找到了铁丝。
次晚,我正卸了镣铐呼呼大睡,忽然被哗啦啦开牢门的声音惊醒,接着一道 手电筒光直照在眼上,“你的镣铐呢?”那人问道,声音倒并不咋呼。我睡 眼迷朦地指指铺后。那当班的士兵便将脚镣手铐提着走了。
第二天一早,班长又来了。这次从新上了手铐脚镣,脚镣的螺钉被狠狠地 敲成了铆钉;不但我的裤带头工具失效,而且半个月后他们来卸脚镣时也 用凿子锉刀工作了好半天。
脚镣卡在踝关节上,走路是很疼痛的。一般被上镣的人都不得不用碎布 将铁镣包起来,使它软一些,又在两个镣圈间那一段约两尺长的铁链中 间缚根带子,走路时提着走。我嫌那样太窝囊,就让铁圈裸露着,但将 长裤的裤腿塞在里面,只要走的慢,倒也不痛。铁链不缚带子就让它拖 在地上哗啦啦、哐啷啷地响,却也有趣。提审时走出走进,放风时在院 子里我更是故意把它弄得很响。队长骂“不以为耻。”我还嘴答道“将 一个文弱书生镣铐相加,到底是谁的耻辱?”他斥道“反动!”我说 “反者道之动,还不知真理在谁处哩。”
在我被上镣铐之前,我们的号子里又已关进来了两个人,都是很年轻的。 一个叫周康,是个小顽童,但决非恶少,他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 位工程师。然而他的祖母却看不上他的当小学教师的母亲,认为门不当户 不对。后来他的父亲去了美国,其母的日子就更不容易了。小周康受祖母 宠爱,插手管教,也就比较顽皮。不料母亲被打成右派。作为右派的孩子, 他小小年纪就倍受欺凌。仅仅因为在里弄中向邻居家的窗户甩泥巴,就被 户藉警送去少年教养所,成年后又转来劳动教养。就此回不去了。他的母 亲为此伤心欲绝。他人品并不坏,颇知是非、识好坏,也相当机灵。因一 再逃跑,原生产队队长见了他头疼,把他送了进来。
另一位是陈作人,也是个中学生,因其父49年去了台湾,他在学校中不知说 了些什么而被送劳动教养。这次也是因为逃跑,被抓了回来。一次提审下来 便被上了脚镣手铐。他说,那陈队长要他承认想逃到台湾去。
有了这些人作伴,加之完全不必担心会有人汇报,日子过得并不寂寞。蔡康定 私藏着一本英文的短篇小说集,我借来偷偷地阅读。其中有一篇托尔斯泰的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我看了大受感动。那是说的一个农民受人陷害,在 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六个春秋,害他的人良心发现去自首,而当赦令下来前,他 却已瘐死狱中的故事。我将它译成中文取了个译名《天网恢恢》,大家谈说此 文,不但当时谁也看不到自己的出头之日,而且感到小说中的坏人还有良心发 现之日,比起现实,倒可算好人了。到了今天,我的这种感觉更为强烈,试看 《牛虻》中的神父,《悲惨世界》中的警察局长无不如此。文学作品之伟大, 不在于咒骂一个恶人,而是谴责一种使人做坏事的思想意识。一旦迷信此种错 误思想意识的人发现自己原来做了害人之事,当然后悔,痛不欲生。决不会想 出什么“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这样做还是对的”,“责任是当时过左的政策, 我们已经纠错,所以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等档的高论的。
有一天,又关进来了一个约二十七八岁的人,他一进门看见两个上脚镣手铐 的人,又见了那鼻子喷血躺倒地上的瘌痢头,不禁吓呆了,进门就低头不语, 闷闷地想心思。果然,他一经提审也被上了镣铐。虽然大家对他安慰,他却 始终不敢说话,只说案情重大,队长禁止他说。我们不知就里,他在场时也 都不敢谈天说地,怕他去汇报。
又一天,他去提审时,周康便说
“这个人是什么路数?我们得想法子让他开口才行。”
大家都很赞同。果然周康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不一会儿,他提审回来了,脸色更显得阴沉。这时,老蔡按计划忽然对 我说“老李,我想了一想,你上次替我拆的字还真灵呢。”
我说“那当然,我研究拆字有好多年了,都说我灵的。”
这时,周、陈两人也夹着凑热闹说我替他们拆的字有道理。那人终于忍不住 了,带着哀求的口气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