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致股东的信:股份公司教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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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或她在期权上实现任何未来收益的权利付上一大笔钱。因此，如果你们发现一位CEO说他新发行的期权价值极小或者毫无价值，那么就告诉他试试向我们询价。说实在的，相比为我们的喷气式公务机确定一个合适的折旧率，我们对为任何一种期权确定一个合适价格的能力有信心得多。
　　　　会计专业入员和SEC在期权会计问题上长期被企业主管人员挤着走，他们应当为此感到羞愧。此外，主管人员参与的游说可能产生一种不幸的副产品：我认为，企业精英在对自己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鼓吹不可信的东西时，在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对此精英可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说—却冒着失去信誉的风险。
　　　　我们对于通用再保险公司的收购，使会计程序中一个异乎寻常的缺陷非常突出。目光敏锐的股东在阅读我们的委托书时，很可能注意到了其中一个不同213

寻常的项目。在收人预测表中—详细描述了两个实体1997年的联合收益如何受到兼并的影响—有一个项目说报酬费用会增加6300万美元。
　　　　我们赶紧增加的这个项目并没有发出信号说，查理或我已经经历了重要的入格变化。（他仍然乘长途客车旅行，并引用本·富兰克林的话。）它也不表明通用再保险公司的会计行为有任何短处，这种会计严格按照GAAP。相反，预测报表调整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用现金计划替换了通用再保险公司长期存在的股票期权计划，这个计划将通用再保险公司管理层的激励报酬与他们的营运业绩联系在一起。从前，对这些经理们来说，重要的是通用再保险公司的股价；现在他们的工资将来自他们递交的公司业绩。
　　　　这项新计划以及被终止的股票期权安排有相匹配的经济效果，这意味着它们给雇员的报酬对于一个给定的业绩水平来说应当是相同的。但是，这些人先前本可以从新授予的期权预测的盈利现在用现金支付。（过去几年授予的期权仍然在外流通。）
　　　　尽管这两种计划是一种经济冲击，但我们提出的现金计划将会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会计结果。这种梦幻般的结果出现是因为，现存的会计原则在计算收益时忽略了股票期权的成本，尽管在许多股份公司中，股票期权是一项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费用。结果，会计原则给管理层提供了一种选择：以一种形式给雇员支付报酬并计算成本，或者以另一种形式给他们支付报酬并忽略成本。因此使用期权的小奇迹迅速增加。然而，这种不平衡的选择对于所有者来说是很不营的：尽管期权—如果得到合理的构建册能够是一种正确甚至理想的酬报并激励高层经理的方法，但它们在分配奖赏时却经常反复无常，作为激励因素也效率低下，而且对于股东来说非常昂贵。
　　　　不论期权的优点是什么，它们的会计处理都是让人不能容忍的。考虑一下我们在今年要在GEICO花的1。9亿美元广告费。假定我们不是为广告付现金，我们在十年中向媒体以市价支付伯克希尔的股票期权，那么会有入在乎说，伯克希尔没有承担广告的成本，或者不应当在其账面上扣除这笔成本。
　　　　也许贝克莱大主教（Bishop　Berkeley）—你可能会记得他在周围没人时沉思在森林中倒下的大树—会相信会计没有看到的花费就不存在。然而，查理和我对于用哲学眼光看待未记录的成本感到担优。当我们考虑投资于发行股

票期权的公司时，我们会对报告盈利适当地向下调整，只是减去的数量等于这家公司因公众抛鲁同样数量和结构的期权本会实现的数量。相似地，如果我们考虑收购，我们会把里换任何股票期权计划的估计成本考虑在内。因此，如果找们做尸笔交易，我们会马上把隐截的这种成本去除。
　　　　不同意我关于股票期权观点的读者，此时可能在心里抱怨我把发行给雇员的期权成本等同于那个理论上可以公开买卖的期权成本。为了说明这些论点之一，雇员的期权有时会被没收—这减少了对股东的损害—而公开发行的期权不会，这是事实。当雇员行权时，公司会得到减税；而公开交易的期权没有这种好处，这也是事实。对这些观点有一种补偿：发行给雇员的期权常常被再次定价，这种改变使它们比公开交易的期权贵得多。
　　　　市场有争论说，给雇员的不可转让期权，相比可以自由卖出的公开交易的期权，价值要低。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减少不可转让期权的成本：给雇员配一辆只能用于某些目的的车，对于雇员来说降低了车的价值，但对于雇主来说至少没有降低它的成本。
　　　　最近几年，查理和我为期权做出的盈利调整经常把报告盈利数字削减了s％，而1o％也很正常。有时，向下的调整太大，因此它影响了我们的投资组合决策，这使我们或是卖出或是放弃购买，而要不是因为向下调整我们就会这么做。
　　　　在几年前我们曾间过三个问题，至今我们还没有得到答案：“如果期权不是一种报酬的形式，那么它们是什么？如果报酬不是一种费用，那么它是什么？以及，如果费用不应当计入盈利的计算中，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它们应当去哪？富7。3’．，组”费用“
　　　　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几乎没有仁慈的：最近几年令CEO们和审计师苦恼的数字严重地阻止了FASB用事实代替期权这种虚构事物的努力，面且实际上没有人大胆地声援FASB，其对手甚至在战斗中争取到了笑国国会的支持，宜传被夸大的数字符合美国的利益。

　　　　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管理层的行为在涉及重组和兼并会计时更加坏。此时，许多管理人员有目的地操纵数字，欺骗投资者。因此，正如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e对华盛顿说的那样：“丑闻并不在于干非法的勾当，而是在于干合法的勾当。”
　　　　在会计中区分良秀曾经相对简单：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曾经上演过江湖骗子称之为“大胆的、有想像力的会计”的行为（偶然使他受到华尔街一段时间爱戴的行为，因为他从不让入失望）。那个时期的大多数投资者知道谁在玩游戏。因此，为了他们的信用，实际上所有美国最受尊敬的公司当时都避免欺骗行为。
　　　　在最近几年，正直已经受到了腐蚀。许多大公司仍然做事坦诚，但有相当数量而且不断增加的高级经理们已经形成了这种观念，也就是操纵盈利去满足他们相信是华尔街愿望的东西是可行的。实际上，许多CEO认为，这种操纵不仅可行，而且实际上是他们的职责。
　　　　这些经理以实在太普通的假设开始，也就是他们每时每刻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促成最高的股价（一种我们坚决不同意的前提）。为了推高股价，他们令人钦佩地为优秀的营运奋斗。但是当营运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时，这些CEO们作为求助于不值得赞美的会计谋略。这些谋略或者是制造所希望的“盈利”，或者为将来产生这些盈利创造条件。
　　　　为使这种行为合理化，这些经理们常常说，如果股东用来做交易的货币，即股票，没有得到充分定价，那么股东就会受损，而且他们还争论说，在使用会计诡计获得他们要的数字时，他们只做其他每一个人做的事。一旦这种人人都这么干的态度被接受，道德的疑虑就会消失。就叫这种行为是格雷欣（Gresham）。之子：劣会计驱逐良会计。
　　　　这种失真的灾难是“重组费用”，一种当然能合法的会计条目，但经常是操纵盈利的工具。在这种小把戏中，应当合理分摊到几年中的一大块成本，被倾泻到了一个季度中，这个季度通常已经注定要让投资者失望。在某些情况下，216

这种费用的目的是整理过去错误的盈利陈述，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是要给未来的错误陈述做准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些费用的大小和提取时机都受到了玩世不恭的主张的控制，也就是如果在给定的季度每股盈利减少5美元，华尔街是不会在乎的，只要这种亏空量保证将来每股的季度盈利会稳定地超出预期5美分。
　　　　这种把所有的东西倾泻到一个季度中的行为，使人联想到一种相应的“大胆的、有想像力的”手法—应用到高尔夫球分上。在第一轮赛季中，高尔夫球手应当不在乎他的真实表现，而是仅仅用恶劣的数字填满他的记分卡…2倍、Stn、4倍的柏忌—然后取得，比方说，140分的成绩。建立了这种“留存”之后，他就应当去高尔夫球店，并告诉他的职业运动员希望“重组”他不完美的挥杆。下一步，当他把新挥杆带人赛程时，他应当数自己的好洞，而不是坏洞。这些来自他老挥杆的残留，反而应当从他先前建立的“留存”中扣减。那么，在5轮结束时，他的记录将是140，80，80，80，80，而不是91，94，89，94，92。在华尔街，他们不会在乎140…这毕竟来自‘．停止的”挥杆—而会把我们的英雄分类成一名80杆的射手（而且永不让人失望的射手）o
　　　　对于那些宁愿预先欺骗的人，有这种策略的一个变体。这个高尔夫球手，单独与合作的球童一审计师一起玩时，应当递延记录坏洞，记录4个80杆，接受他为这种运动员气质和连贯性获得的喝彩，然后取得记载了140杆的第5张记分卡。在用这种“巨额冲销”调整了他早先的计分罪恶之后，他会咕峨几句道歉，但会避免回到先前在俱乐部会所里他从比较记分卡中收集的总数。（这个球童，如果我们需要加上，将会获得一个忠诚的赞助人。）
　　　　不幸的是，在现实中使用这些记分法变种的CEO们，往往变得沉溺于他们正在玩的游戏中，毕竟，用记分卡伪造成绩比花时间练习发球容易，而且永不鼓起决心放弃游戏。他们的行为使人想起伏尔泰（Voltaire）e对性别检验的解释：“查一次是哲学家，查两次是性变态。”
　　　　在收购领域，重组已经上升到了一种艺术形式：管理层现在频繁使用兼并，不诚实地重新整理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作用的方法将允许他们既可以平滑又可

以增加未来的盈利。实际上，在交易时，大审计公司有时指出小（或者大量）会计魔术的可能性。从布道坛获得这种推进，一流的人会频繁屈从于三流的战术。CEO们理解很难拒绝审计师保佑的、可以增加未来盈利的战略。
　　　　来自财产保险行业的一个例子将说明这种可能性。当一家p…c公司被收购时，买家有时会同步增加损失准备金，常常量很大。这种增加或许只反映了先前准备金的不足—尽管这很离奇，有多少次这种精算师的“革命”与签订交易同时发生。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步骤建立起了“盈利”在后来某日流进收人的可能性，因为准备金得到了释放。
　　　　伯克希尔已经完全清除了这些行为：如果我们要让你失望，我们宁愿以盈利而不是会计方法。在我们所有的收购中，我们留下的损失准备金完全与我们发现的一样。毕竟，我们一直与熟悉业务、诚实报告财务状况的保险经理们联姻。当交易发生时，如果负债受到迅速而且相当大地提高．那么简单的逻辑说明那些优点中至少有一项必定一直缺乏—或者换言之，收购者正在铺设未来注人“盈利”的基础。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了在美国股份公司中一个实在太普通的观点。两家大银行的CEO，其中一个是已经进行过许多收购的人，不久以前牵涉到了一次友好的兼并商讨中（最终商讨没有导致交易）。老练的收购者正在详细阐述可能发生的联合的种种优点，只不过被另一位CEO怀疑地打断了：“但那不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费用吗？”他问道，“也许多达10亿美元？”那位“老道的人”没有多说废话：“我们会让费用比那更大—这就是我们做交易的原因。”
　　　　巴尔的摩的R。　G。合伙公司（R。G。　Associates）对于1998年间所提取的特殊费用或者宜布提取的特殊费用—也就是重组、进行中的R&D、与兼并有关的条目，以及减记的费用—所做的初步记录确定了1369*，共计721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因为这个视角证明：《财富》500强公司1997年的盈利总和是3240亿美元。
　　　　显然，今天许多管理人员对准确报告所持有的无礼态度，是一种公司耻辱。而审计师，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积极的一面无所作为。尽管审计师应当把投资大众当做他们的客户，但他们往往向选择他们并施舍给他们工资的经理们磕头。（吃谁的面包，唱谁的歌。）218

　　　　然而一条大新闻是，在阿瑟·莱维特主席领导下的SEC看来决心要使美国的股份公司清除这种陋习。9月在一次里程碑式的演讲中，莱维特召唤“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