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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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的国籍如何)都从土地里出来,又要回到土地里去。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但是我想到了红土。对于红土的故事我是永不能忘记的。
在我的文章里常常有“耀眼的红土”的句子。的确我们的南方的土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可惜非常短促)就是在那样的土地上度过的。
土的颜色说是红,也许不恰当,或者实际上是赭石,再不然便是深黄。但是它们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红色,而且在我的眼前发亮。
我好几次和朋友们坐在车子里,看着一座一座的小山往我们的后面退去。车子在新的、柔软的红土上面滚动。在那一片明亮的红色上点缀着五月的新绿。不,我应该说一丛一丛的展示着生命的美丽的相思树散布在我们的四周。它们飘过我的眼前,又往我身后飞驰去了。茂盛的树叶给了我不少的希望,它们为我证实了朋友们的话;红色的土壤驱散了我从上海带来的悒郁。我的心跟着车子的滚动变得愈年轻了。朋友们还带着乐观不住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渐渐地被引入另一个境界里去了,我仿佛就生活在他们的故事中间。
是的,有一个时候,我的确在那些好心的友人中间过了一些日子,我自己也仿佛成了故事中的人物。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的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了一个古老的院子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煤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
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正人君子,我们都不是注重形式的人。这里有紧张的时刻,也有欢笑的时刻。我甚至可以说紧张和欢笑是常常混合在一起的。公园里生长着许多株龙眼树,学校里也有。我们走过石板巷的时候,还看得见茂盛的龙眼枝从石老院子的垣墙里垂到外面来。我见过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见过龙眼果熟的时节。在八月里我们常常爬到树上摘下不少带果的枝子,放在公园凉亭的栏杆上,大家欢笑地剥着龙眼果吃;或者走在石板巷里我们伸手就可以攀折一些龙眼枝,一路上吃着尚未熟透的果实。我们踏着常春树的绿影子,踏着雨后的柔软的红土,嗅着牛粪气味和草香,走过一些小村镇,拜望在另一个地方工作的友人。在受着他的诚挚的款待中,我们愉快地谈着彼此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朋友在大太阳下的红土上走了十多里路,去访问一个友人的学校。我们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但是我们不曾感到丝毫的疲倦。我们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新奇的景象使我们的眼睛忙碌,两三小时的谈话增加了我的兴奋。几十个天真孩子的善良的面孔使我更加相信未来。在这里我看见那个跟我分别了两年的友人。她已经改变得多了。她以工作的热心获得了友人的信赖。她经过那些风波,受过那些打击,甚至寂寞地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一年以后,她怀着一颗被幻灭的爱情伤害了的心,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在一群她原先并不认识的友人中间生活了一些时候,如今却以另一种新姿态出现了。这似乎是奇迹。但是这里的朋友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平常。是的,许多事情在这个地方都成为平常的了。
复杂的关系变成简单。人和人全以赤诚的心相见。人了解他(或她)的朋友,好像看见了那个人的心。这里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在欧洲小说中常常见到的友情在南国的红土上开放了美丽的花朵。
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
在那些时候,我简直忘掉了寂寞,忘掉了一切的阴影。个人融合在群体中间,我的“自己”也在那些大量的友人中间消失了。友爱包围着我,也包围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互相的,而且是自发的。因为我是从远方来的客人,他们对我特别爱护。
我本来应该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但是另一些事情把我拉开了。我可以说是有着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却鼓舞我在文字上消磨生命。我服从了他,我写下一本、一本的小说。但是我也有悔恨的时候,悔恨使我又写出一些回忆和一些责备自己的文章。
悔恨又把我的心牵引到南方去。我的脚有时也跟着心走。
我的脚两次、三次重踏上南国的红土。我老实说,当那鲜艳的红土在无所不照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的时候,我真要像《东方寓言集》里的赫三那样跪下去吻那可爱的土块。我仿佛是一个游子又回到慈母的怀中来了。
现在我偷闲躲在书斋里写这一段回忆。我没有看见那红土又有几年了。我的心至今还依恋着那个地方和那些友人。每当这样的怀念折磨我的时候,我的眼前就隐约地现出了那个地方的情景。红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原野,在这孕育着一切的土地上活动着无数真挚的、勇敢的年轻人的影子。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心由于感动和希望而微微地颤抖了。我也想照布朗德斯那样地赞叹道:红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我用了“快乐”代替布朗德斯的“悒郁”,因为时代不同了,因为我们南方的青年是不知道“悒郁”的。
但是在那灿烂的红土上开始出现了敌人铁骑的影子了。
那许多年轻人会牺牲一切,保卫他们的可爱的土地。我想象着那如火如荼的斗争。
有一天我也会响应他们的呼唤,再到那里去。
南国的梦
一个星期来许多报纸上关于鼓浪屿的记载使我想起一些事情,我好久不曾听见那个地名了,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它。
这半年来我忘记了许多事情,我也做过不少的噩梦。在梦里我不断地挣扎,我和一切束缚我的身体的东西战斗。梦魇常常压得我不能够动弹。我觉得窒闷。最近一连三四个月,我就做着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梦。……鼓浪屿这个地名突然冲破梦的网出现了。它搅动了窒闷的空气。……我现在记起那个日光岩下的岛屿,我记起一些那里的景象和住在那里的朋友。我记起我从前常常说到的“南国的梦”。
我第一次去鼓浪屿,是在一九三○年的秋天。当时和我同去的那位朋友今天正在西北的干燥的空气里,听着风沙的声音,他大概不会回忆南国的梦景罢。但是去年年底在桂林城外一个古老的房间里,对着一盏阴暗的煤油灯,我们还畅谈着八九年前令人兴奋的旅行。我们也谈到厦门酒店三楼的临海的房间。
当时我和那位朋友就住在这个房间里。白天我们到外面去,傍晚约了另外两三个朋友来。我们站在露台上,我靠着栏杆,和朋友们谈论改造社会的雄图。这个窄小的房间似乎容不下几个年轻的人和几颗年轻的心。我的头总是向着外面。
窗下展开一片黑暗的海水。水上闪动着灯光,飘荡着小船。头上是一天灿烂的明星。天没有边际,海也是。在这样伟大的背景里,我们的心因为这热烈的谈论而无法安静下来。有一次我们抑制不住热情的奔放,竟然匆匆地跑下码头,雇了划子到厦门去拜访朋友。
划子在海上漂动,海是这样地大,天幕简直把我们包围在里面了。坐在小小划子里的我们应该觉得自己是如何地渺小罢。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一直昂起头看天空,星子是那样地多,它们一明一亮,似乎在眨眼,似乎在对我说话。我仿佛认识它们,我仿佛了解它们的语言。我把我的心放在星星的世界中间。我做着将来的梦。
这是南国的梦的开始。我在鼓浪屿住了三天,便在一个早晨坐划子把行李搬到厦门去,搭汽车往前面走了。
美丽的、曲折的马路,精致的、各种颜色的房屋,庭院里开着的各种颜色的花,永远是茂盛和新鲜的榕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鼓浪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新奇。我喜欢这种南方的使人容易变为年轻的空气。
在一个古城里我们住下来。我在改建后的武庙里住了一个月光景。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也了解了一些事情。在那里一间古老的小楼中,我发烧到一百零二度以上,但是我始终没有倒下去。我反而快乐地帮助朋友料理一个学校的事情。在这个学校里我第一次会见那个后来被我们戏称为“耶稣”的友人。他喜欢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他常常和他们谈话四五个钟点不间断。他诚恳地对他们谈着世界大势和做人的态度。
他在这个学校教书,同时还在另一个校址在文庙的中学兼课。
他比我迟两三天来到古城,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我们分别的时候,我记得他穿着蓝色西装上衣和白色翻领衬衫,服装相当整齐,他可以被称为漂亮的青年。
两年后的春天里,在上海“一·二八”战争结束以后,我搬出我留在闸北的余物,寄放在亲戚的家中,便和一个年轻的友人同路再作南国的旅行。
我又来到鼓浪屿了。两年的分别使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改变。我和年轻朋友在那没有汽车、电车或黄包车的马路上散步,沿着蜿蜒的路走上山去。我们还在有马来人守门的花园里,坐在石凳上,毫无顾忌地谈着种种事情。但是傍晚我们却不得不冒雨回到厦门的住处去。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往那个古城走了。
到了古城,在这天的黄昏我便到那个文庙里的中学去看“耶稣”。是的,在这时候他已经得着“耶稣”的绰号了。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只是几个朋友私自地这样称呼着。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遇见几个朋友,我正和他们谈话,忽然一个人在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我迟疑了一下,我记不起这黑瘦的面貌。但是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不能够是别人的。
一定是他。我便伸出手去。我看他的微驼的背,我看他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我看他一头蓬乱的头发,我看他陷入的两颊。
“你看我做什么?你不认识我吗?”他坦然笑问道。
我也只好微笑。我不能对他说他瘦得多了,老得多了,他的健康坏了。我不能够。我只说想不到两年的工夫他竟然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
晚上我睡在他的房间里,他们为我安置了帆布床。煤油灯被吹熄后,一屋子都是蚊虫声。他却睡得很好。我不能睡。
我睁开眼睛,望着阴暗的空间,我想到今天听见人谈起的这个朋友的痔疮和虱子的事。两年前他穿着翻领衬衫的姿态在黑暗中出现了。这两年间一个人的大量牺牲和工作成绩折磨着我。我拿我自己的生活跟他的相比。我终于不能忍受这寂寞,我要出去走走。我翻身站起来,无意间一脚踏灭了蚊香,发出了声音,把睡在对面帆布床上的他惊醒了。
“你做什么?还没有睡?”他含糊地问道。
“我闷得很,”我烦躁地回答。
“你太空闲了,”他梦呓似地说了这一句,以后就没有声音了。我再说话也听不见他的回答。
的确比起他来我太空闲了,也许太舒服了罢。但是难道他就比我有着更多的责任?这是苦恼着我的问题。
我在这间房里和他同住了一个多星期,看惯了他怎样排遣日子。我离开他的时候,他依恋地对我说,希望我将来还能够再去。他又说:“倘使学校还能够存在的话,你下次给我们带点书来罢。”
在汽车中我和那个陪伴我的朋友谈起“耶稣”,那个朋友担心着他的健康,说起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钟点才能够做事的话。我把那个朋友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上,我说我要和另一些朋友想一个妥当的办法。
我的办法并没有用。但是我却不曾忘记朋友的嘱咐,为那个学校的图书馆捐了两箱书去。学校虽然还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可是它已经克服了种种的困难而继续存在了。第二年我又去访问那个学校。这一次是和一个广东朋友同去的。去年在粤汉路银盏坳小站的废墟中,我们在残毁的月台上候车的时候,我还和这个朋友谈起那一次的旅行。我们重复说着一九三三年我们两人在鼓浪屿厦门酒店中(还是那同样的房间)谈过的话。我们谈论着我们的朋友“耶稣”。这是八月的夜晚,工人们忙碌地在被炸毁的车站房屋的旁边建造一间简单的茅屋,他们有的还爬在屋梁上用葵叶铺盖屋顶。我曾经指着这茅舍对朋友说:“这就是我们‘耶稣’的工作,他会把碎片用金线系在一起,他会在废墟上重建起九重宝塔来。”
他的确能够在废墟上重建宝塔的。我们第三次在学校里看